从汉文史料和畲族世代相传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知道畲族先民原先主要聚居在闽、粤、赣交界一带的山区。在唐以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由于南迁中原汉人的挤压，畲族通过漫长的迁徙，辗转散布在东南各省广大山区，与汉族的客家、福佬、吴越各民系以及瑶族、苗族等各个族群产生了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既有对抗也有合作，但合作是主流。正是在这种以合作为主流的族际交往中，畲族与各民族人民不断地相互交流、学习，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并在共同反抗封建上层和外族侵略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第一节 商贸交往
自隋唐以来，畲族长期居住在山区，依山结庐，耕山为业，射猎为生，生活所需大都依靠自己生产，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贫困生活，商业经济极不发达。即使偶尔需要一些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如铁制农具、生活用具，也多用以物易物的形式，与周边汉族进行交换。因此，在畲族聚居的村落内部，很少有定时、定点的集市贸易，一般都到邻近的集镇进行必要的商品交换。畲族地区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直到明清时期仍然存在。如顾炎武就曾经记述说，偏远畲村“其贸易商贾，刻木大小长短为验”；魏蓝也说清代浙西南畲区“凡物以人换物者，即以高价与之，畲客亦不肯售。畲妇持鸡至城市，换人旧衣服，或挑番薯、芋头、萝卜之属，与人换鞋”。可见畲族地区的商品贸易十分落后，这与当时畲族地区文化教育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畲民经济生活极端困难是密切相关的。
但从清代以后，由于与周边汉人的交往日渐密切，畲族地区的生产力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畲民劳动生产所获的产品也逐渐丰富，一些多余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便进入集市，成为贸易商品，如畲民所制竹器、所酿蜂蜜，“所畜有鱼豕鸡鹜，皆鬻于市”。更多的畲族山民则是“负薪鬻于市”，“易币以购各种棉纱布匹等杂货归焉”。这些表明，这个时期畲族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畲民已经比较频繁地介入贸易市场，商品意识大有提高。但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直到清代中期，畲族内部尚没有出现专门从事贸易营生的商人。
由于畲民多以耕猎为生，平时手头很少有现金，购买能力比较差，因此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时不得不向商家赊账。而在畲族地区开设杂货店的汉族商人也乐于向畲民赊销货物，“予取予求”。因为尽管赊销可能造成一定的资金回笼困难，但对畲民的赊欠，汉族商人是要计算利息的，一到农产品登场，就要本利还清，分文不欠，因此仍然是有利可图的。虽然这种赊欠货款的贸易方式带有高利贷的意味，但它的确给一时手头拮据的畲民带来了许多方便，因而颇受畲民欢迎。而通晓畲语的汉族商人，在畲族地区也很受畲民的尊敬。
到清代中后期，在一些土特产品生产数量较大的畲族地区，开始逐渐形成专业市场，并逐渐出现了专门从事土特产贸易的畲族商人。如在着名的“处州茯苓”的主要产地、我国香菇生产发源地之一、素有“菇乡”之称的浙江景宁，据传所产香菇早在明初即为贡品，到清代时，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量的增加，景宁香菇远销华东、华南，其中就有不少畲民开始专门从事香菇贸易；而在闽东畲区，畲民村寨所产的茶叶也开始大量外销，宁德八都猴墩畲村则是当时闽东茶叶外销的门户之一，从事茶叶贸易的畲族商人为数不少，该村着名的茶庄就有雷氏“振昌号”、雷氏“泰盛号”等。这些茶庄每年收、售的茶叶数量相当大，仅收的头春茶就多达700担，主要销往闽中、闽北一带汉族地区，获利颇丰。由于茶叶贸易的兴盛，猴墩一时成为商旅辐辏之地，各种商业、服务业也得到发展和繁荣，屠宰店、杂货店、豆腐店、酒店、糕饼店、客栈等相继开设，生意十分兴隆。其中不少店铺就是畲民所开设。而在浙江平阳莒溪，清同治年间，族人钟瑞凤由莒溪迁往桥墩，以“货值起家”，操“醯酱盐梅之事”，由于钟瑞凤在经营生意中交易公平，童叟无欺，在畲、汉乡邻中都颇有声望。
到民国时期，畲族商人不仅在乡间从事贸易，一些殷实的畲族人家还将商铺开进了城市。如1929年浙西南的蓝姓畲族人就在云和县城首先创办了该县最早的糕饼店“聚芳斋”，品质之优，令人称道。1931年，云和的六家蓝姓畲族在青田县西门外开设“陆同春”木行，资金雄厚，交易公平，业务遍及浙西南诸县，在青田县木行中首屈一指。这一时期，畲族乡村还出现了贩卖米酒、耕牛、山羊等的专业户，他们在农业劳动之余，通过商业经营赚取少量的利润弥补生活所需，一些人也由此过上了比较宽裕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商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和计划经济的施行，在城乡经营商业的畲族商人也逐渐退出商业领域，畲村所需的商品、货物主要通过供销社和代销点供应。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畲村才重新出现私人开办的杂货店、代销店，但多不成规模，仅勉强维持生计。但一些具有经营才能的畲族才俊开始兴办企业、经营商业，有些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民族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大展身手。
总之，尽管商贸经营在畲族传统文化中并不占特别突出的地位，但对畲、汉民族交融来说，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正是商业贸易，密切了畲族与汉族的交往，在贸易往来中，畲、汉人民进一步加强了接触和交流，同时也增进了理解和沟通。
第二节 族际往来
就目前已知的文献和研究成果来看，至迟在隋唐之际，畲族已经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汀、漳、赣、潮一带。经过十多个世纪的辗转迁徙，如今已经广泛分布在福建全省各地、浙南、浙西南、赣南、赣东北、粤东等地的广大山区。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畲族与客家人、福佬人、兴化人、江浙人等汉族民系和瑶族族群都有过接触，尤其与客家人、福佬人、江浙人关系最为密切，并在文化上有与这些族群逐渐融合的趋向。
一、畲族与客家民系的往来
客家民系又称“棚民民系”“程乡民系”“嘉应民系”“流民”，是中国汉族十大民系之一，主要集中分布在粤东、闽西、赣南等地区，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台湾、海南等省区的客家人也不在少数。客家民系讲的是汉语客家方言，又称“客家话”“棚民话”“嘉应话”等。关于客家民系的起源，主要有中原说、土着说等不同说法。客家中原说以罗香林等人为代表，是客家研究中的主流观点，认为客家主体构成为来自中原的移民；而客家土着说则认为“客家共同体，是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移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但大致来说，都承认中原移民是客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客家中原移民始于何时，则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秦统一中国后，曾先后派兵“南征百越”和“南戍五岭”，两批南下的100多万秦兵都留在当地，成为首批客家人；有人认为汉唐时期的中原移民才是最早的客家先民；有人则主张客家人源于唐末黄巢起义导致的大批中原难民移民；还有人认为从两宋开始，中原汉民大举南迁，经赣南、闽西到达梅州，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的、具有很强稳定性的客家民系；等等。
但不管哪种说法，基本都认可闽、粤、赣三省交界的赣南、闽西、粤东一带，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核心区域。而这一区域，恰恰也是史书上所能看到的畲族最早的活动区域。从隋唐出现记载到明清大规模陆续外迁，畲族与客家先民在这一区域共同生活了近千年的时间，畲族与客家人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之密切，甚至已到了难分彼此的地步。
至少在闽、粤、赣交界区，畲族与客家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是全方位的，从经济生产到所操持的语言，从婚姻嫁娶到文化风俗，都进行了全面的互动。其结果，导致今天畲族近95%的人口操持一种与汉语客家方言接近的语言。在风俗习惯上，畲族、家人也没有了根本的区别；在经济生产上，山区的客家人秉承了畲族的“燔土为肥”的山地农耕技术；在生活中，畲族和客家人通婚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在文化方面，畲族也逐渐接受了客家人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文化，同时畲族文化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客家人。
在这种民族融合的情况下，到民国时期，留居闽、粤、赣地带的畲族便基本被视同为客家人了。而明清时期迁往福建各地、浙南一带的畲族，也带有明显的畲、客两个族群文化融合的影子，甚至被称为“畲族客人”了。如1905年浙江云和人魏兰所写的《畲客风俗》就说：“畲客见官长，自称畲民。而土人皆呼其为畲客，或称为客家人，或称为畲客人，或称为畲家人。然对面称呼，讳称畲字，并讳称客字。必曰尔边人，我边人。”显然那时当地人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畲民，哪些是客家人了。
二、畲族与福佬的关系
福佬又称为“河洛”“合佬”“鹤佬”“学佬”，福佬是广东一带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对讲“福建佬”的简称。实际上福佬的含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福佬指的是讲闽南话的闽南人，人口主要分布在福建的厦门、漳州、泉州，福建龙岩的漳平、新罗，广东的汕头、潮州等地以及台湾的闽南语人群；广义的福佬人则凡讲闽语族各方言的人群都属于福佬人，包括闽南人、兴化人、闽东人、闽北人、龙岩人在内，其分布范围遍及除闽西几个纯客县外的所有县市以及台湾的闽语人群分布区，浙南、粤东的部分地方。“合佬”“鹤佬”“学佬”实际上是“河洛”（Hō-ló）不同方言音，而在闽西一带的客家民间，则不论闽南语、闽东语还是粤语，都称为“学佬话”，讲这种话的人统称之为“学佬”（Hō-ló）。在这里，我们用的是广义的福佬概念。
福佬民系遍及福建各地以及浙南、粤东地区，而这一地区也正是畲族散布的区域。从唐代开始，特别是明清以后，畲族从闽、粤、赣交界区大量向外迁徙，其迁徙路线主要是向东、向北，不可避免地进入福佬民系的分布区域，他们之间的交往便在所难免。
畲族与福佬人的交往，可谓斗争与合作并存。从唐代开始，畲族与福佬系的士绅官僚之间关系密切：与陈政、陈元光为代表的闽南系福佬士绅官僚的殊死斗争是一种交往方式，与王潮、王审知为代表的闽东系福佬士绅官僚的密切合作也是一种交往方式。
而在民间，随着畲族人的迁徙扩散，长期杂处于福佬之间，受其影响之深不亚于客家人。尤其到明清以后，畲族的汉化（应该说主要是“福佬化”）已经相当严重。在泉州，《永春州志》说当地畲民“今具遵制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异，近又与土民联婚，并改其焚尸浮葬之习，亦足见一道同风之化云”。这些畲民“今多同化于汉人，与华族无异矣。……钟姓闻亦有改为章者，今皆与齐民无别”。在闽北，“嘉乐一带余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辟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亦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在闽东，畲族与汉族（福佬）的关系也相当融洽，“今则出入相友，婚嫁相通，与汉种无分彼此焉”。
三、畲族与江浙人的交往
江浙人也称吴越人、江南人，一般指称说吴语的汉族民系。江浙人所操的方言称为“江浙话”或“江南话”，学术上称为“吴语”“吴方言”，而徽州话则被认为是吴语的一个分支或是与吴语有高度的亲缘性。江浙人主要分布在浙江全境，上海，苏南，安徽徽州、宣州部分地区，江西东北部。
畲族人迁入江浙人居住区域比较晚，大多为明清以后从福建迁入。如浙南畲族中，一直被认为是迁入景宁最早的雷氏先祖雷进裕，《景宁畲族自治县概况》说：“据本县惠明寺村和敕木山村各存一本《唐朝元皇南泉山迁居建造惠明寺报税开垦》的资料所述：永泰二年丙午岁（766年），公一家五人与僧昌森子清华二人，从福州罗沅县十八都苏坑境南坑，一同来到浙江处州府青田县鹤溪村大赤寺。雷祖后居叶山头，砍伐山林，开垦田园。由此可见，畲族最早到景宁的时间在公元766年的说法基本是可靠的。”但有学者研究证明，雷进裕于唐代迁入景宁的说法并不可靠，已有史料证明，雷进裕很大可能是于明万历年间迁入浙江景宁。此外如苍南县灵溪镇南水头金岙的钟姓一族先祖钟振宝、钟振宗兄弟，原籍福建泉州府永春县十八都上半村龙头山水尾，于明末因避乱迁居浙江平阳县境内创基立业；原籍广东的钟天锡，也是在明末经连江马鼻道登岸后定居于罗源县大坝头，明嘉靖年间转迁浙江平阳县山门王庄大岭外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