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景宁畲族自治县还组织人力、物力，深入挖掘畲族历史文化，不断完善、提高现有旅游项目。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并在体制创新基础上，强化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探索与市场结合的新路子。正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景宁畲族风情旅游获得了快速发展。2009年7月26日，在北京“首届中国国际旅游文化品牌推广大会”上，景宁县获得了“中国国际旅游文化目的地”荣誉。2009年8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2009中外旅游投资高峰论坛暨建国六十周年旅游业成果颁奖盛典上，景宁畲族自治县以其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旅游资源、浓郁的民族风情、独具特色的畲族文化，再次获得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被推选为“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名县”，成为全国25个获奖单位之一。这些荣誉的获得，无疑是对景宁发展畲族文化旅游努力的一种肯定。
三、各地畲族风情旅游存在的问题
除闽东、浙西南外，粤东、闽西南、赣南、赣东北、安徽宁国等畲族分布的相关地区也都在跃跃欲试，不断营造气氛，强化基础建设，力图在旅游业中推出畲族风情品牌，一些地方的畲族风情旅游还在周边地区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这些都说明，畲族风情旅游的未来发展是值得期待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前各地畲族风情旅游在热闹上场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困境。如各地畲族地区旅游点大多景区小而分散、旅游项目单一、可观赏性较差、配套设施和服务不完善、尚没有形成高品质的旅游产品等等，这些都大大限制了畲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如果不能适时进行跨区域的协作规划，各自为战、雷同而缺乏特点的畲族风情旅游势必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未来旅游业格局中遭遇重重困难。因此，加强区域间的协调、规划和合作，结合各景区自身的优势，发展自成特色的畲族地方文化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旅游项目，打造跨区域的畲族文化旅游区，应该是畲族风情旅游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第四节畲族研究成果日渐丰富
汉唐以来，畲族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十分突出，成为活跃在中国东南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很早就引起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文人学者的注意，畲族也由此成为我国文献资料记载较为丰富的少数民族之一。从早期史书中语焉不详的简单记述，到后来方志和文人笔记中日渐详细的记载，再到近现代学者深入的调查论着，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以民族识别为中心的畲族历史调查得以全面开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批卓有见地的研究论文和专门着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畲族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型，不仅研究视角更广、更全面、更深入，还出现了一批本民族的研究学者。这种正在进行中的转型，必将推动畲族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畲族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前，文人学者对畲族的关注和研究，主要体现在四类文献中。
一是正史。以《唐书》《资治通鉴》《元史》等史书为代表。这些史书或以“蛮僚”“蛮獠”，或以“畲民”“畲军”称呼畲族民众，所记载内容多是畲族地区发生的武装动乱事件，言辞简单，常常一笔带过。而且这些史书多从官方的立场出发，缺乏必要的调查，对畲民多有诋毁和歧视。因此，这些史书虽然对畲族研究能提供一些线索，但由于其记载太过简略，对我们了解早期畲族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并没有太大意义。
二是地方志。明清以来的地方志，是研究畲族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史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也是目前可资引证的最为丰富和可靠的文献资料。当时畲族聚居的各州、府、县的地方志，如《永春县志》《云霄厅志》《漳州府志》《汀州府志》《处州府志》《景宁县志》《福宁府志》等方志中，几乎都有关于畲族的专门记载。一些方志还收入了当时名宦的奏稿、着文，其中不少涉及到畲族的内容。虽然这些记载不免道听途说，甚至以讹传讹的信息，但由于资料比较详细，对我们今天研究畲族的传统风俗及其变迁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是个人的笔记、杂文、文集之类。这些笔记、杂文、文集虽然主要内容不是为了专门记述畲族，但与畲族有着重要的关联，如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谢肇淛的《五杂俎》、熊人霖的《南荣集》、李调元的《南越（粤）笔记》、王守仁的《王阳明全集》、杨澜的《临汀汇考》等，都对畲族的社会、政治、生活有较详细的记述。尽管这些从个人视角进行的记述难免掺杂着私人情感和个人体验的色彩，但毫无疑问，与正史和方志相比，这些私人文献的记述更为详细和鲜活，成为畲族研究的重要资料。
四是专门的畲族民族志。由于畲族的风俗习惯和服饰与周边汉人迥然不同，清末以来，其浓郁、鲜明的民族特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还深入畲区调查研究，为我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详细的畲族民族志资料。代表性的作品有浮云（魏兰）的《畲客风俗》，沈作乾的《畲民调查记》《括苍畲民调查记》，史图博、李化民的《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等。这类作品的数量虽然有限，但它们是作者深入畲族地区调查的成果，资料翔实、内容可靠、涉猎资料丰富，《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甚至还附录了大量当时敕木山一带畲族生活风俗的珍贵照片。因此，这些民族志文献无疑是研究畲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参考文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可见，新中国成立前的关于畲族的文献，基本都是描述性的民族志资料，对畲族社会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作品十分罕见。直到清末乃至民国时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畲族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党和中央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畲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畲族的民族成分得到了国家的确认，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在政府的推动下，畲族研究深度、广度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并取得了累累硕果。
大致来说，根据研究内容和导向的特点，可以将新中国的畲族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以民族识别为导向的畲族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畲族研究突出地表现为鲜明的目的性，即为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提供理论依据。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民族成分和族称十分混乱。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竟多达400多个。为了解决这种混乱现象，弄清这些族称是否是单一民族或是某一民族的分支，以更好地落实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自1950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大批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开始又由全国人大、民委牵头进行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这两次调查延续的时间都很长，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地区的民族识别还在陆续进行，如贵州东家人的畲族成分，便是到1996年才得以确认的。但总体上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完成。民族识别是人民政府领导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民族工作，它较科学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构成，在中国是一大创举，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浙江、福建等省调查研究畲族识别问题，这是中央为民族识别而派出的第一支民族识别调查队。通过调查，认定畲族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之后又通过多次民族识别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不仅确认了畲族作为独立民族的族称，恢复了畲族群众的民族成分，而且留下了大量的民族志调查资料。这些民族志资料不仅成为后来编写“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的重要素材和依据，也成为新中国畲族研究的起点。
在民族识别的社会大背景下，在这一阶段的畲族研究也基本集中在畲族的历史、社会形态和凸显畲族特征的畲、汉文化上。关于畲族的起源和历史发展，便成为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第二阶段大致是1980年至今，为多元化的畲族研究阶段。与第一阶段相对单一的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不同，这一阶段的畲族研究不仅参与的人数众多，视角多样化，研究成果丰硕，观点的碰撞也是前所未有的，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点。
从研究成果来看，与第一阶段以调查报告和民族志为主体的研究成果不同，这一阶段呈现出学术着作、民族志、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共同繁荣的景象。出现了不少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着作，如《中国民族大观·畲族卷》《畲族音乐文化》《闽东畲族文化全书》等，都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力作。这个阶段学者深入畲区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和民族志着作也相当丰富，如石奕龙、张实主编的《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龙远蔚等的《福安市：畲族卷》，雷弯山主编的《丽水地区畲族志》，蓝炯熹总纂的《福安市畲族志》，蓝纯干主编的《宁德市畲族志》，等等。畲族的文史资料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成绩斐然，如雷阵鸣、雷招华主编的《畲族叙事歌集萃》，蒋风、陈炜萍、陈华文编的《畲族民间故事选》，游文良编着的《福安畲族方言熟语歌谣》，陈永成主编的《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朱洪、李筱文主编的《广东畲族古籍资料汇编》，丽水、景宁等各市县政协编的文史资料《畲族专辑》，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也十分丰硕，在1980～2010年间，仅学术期刊发表的有关畲族主题的论文就达1900余篇，其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这一阶段畲族研究的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先后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畲族史学、畲族文化、畲族地区经济学术研讨会，出版发行了多部学术研究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