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如果我们一直保持着我们的勇气，我们便能以直接、实际而完美的惟一方法——改进环境——来使我们脱离掉这种感觉。没有人能长期地忍受自卑之感，它一定会使他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
假使一个人已经气馁了，假使他不再认为，脚踏实地的努力能够改进他的情境，他仍然无法忍受他的自卑感，他仍然会努力设法要摆脱它们，只是他所采用的办法却不能使他有所收益。他的目标仍然是“凌驾于困难之上”，可是他却不再设法克服障碍，反倒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同时，他的自卑感会愈积愈多，因为造成自卑感的情境仍然一成未变，问题也依旧存在。在他采取的每一步骤都会逐渐将他导入自欺之中，而他的各种问题也会以日渐增大的压力逼迫着他。
如果我们只看他的动作，而不设法予以了解，我们会以为他是漫无目标的。他们给我们的印象里，并没有要改进其环境的计划。我们所看到的是：他虽然像其他人一样地全心全意要使自己觉得顺当，可是却放弃了改变客观环境的希望，他所有的举动都沾染有此种色彩。如果他觉得软弱，他会跑到能使他觉得强壮的环境里去。他不把自己锻炼得更强壮，更有适应能力，更是训练自己，使自己在自己的眼中显得更强壮。他欺骗自己的努力只能获得部分的成功。如果他对这类盘旋不去的问题觉得应付乏力，他可能会变成独裁的暴君，以重新肯定自己的重要性。他可能用这种方式来麻醉自己，但是真正的自卑感仍然原封未动。它们依旧是旧有情境所引起的旧有自卑感。它们会变成精神生活中长久潜伏的暗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能称之为“自卑情结”。
现在，我们应该给自卑情结下一个定义：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
由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愤怒和眼泪或道歉一样，都可能是自卑情结的表现。由于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但是其目的却不在于解决问题。争取优越感的动作总是朝向生活中无用的一面，真正的问题却被遮掩起来或摒开不谈。个人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苦心孤诣地要避免失败，而不是追求成功。他在困难面前会表现出犹豫、彷徨，甚至是退却的举动。
这种态度可以在对公共场所怀有恐惧症的个案中，很清楚地看出来。这种病症表现出一种信念：“我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中充满了危险，我必须避免面对它们。”当这种态度被坚决地执行时，个人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待在床上不肯下来。
在面临困难时，最彻底的退缩表现就是自杀。此时，个人在所有的生活问题之前，都已经放弃寻求解决之道。而表现出他的信念，认为，他对改善自己的情境，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当我们知道，自杀必定是一种责备或报复时，我们便能了解，在自杀中对优越感的争取，在每个自杀案件中，我们总会发现，死者一定会把他死亡的责任归之于某一个人。仿佛自杀者在说：“我是所有人类中最温柔、最仁慈的人，而你却这么残忍地对待我！”
改进自身情境而非获取优越感
每一个神经病患者多多少少都会限制住他的活动范围，和他跟整个情境的接触。他想要和生活中必须面临的三个现实问题保持距离，并将自己局限于他觉得能够主宰的环境之中。以此方式，他为自己筑起了一座窄小的城堡，关上门窗并远隔清风、阳光和新鲜空气，而度过一生。至于他是用怒吼斥喝或是用低声下气来统治他的领域，则是视他的经验而定：他会在他试过的各种方法里，选出最好而且能够最有成效地实现其目标的一种。有时候，他如果对某一种方法觉得不满意，他也会试用另一种。然而，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方法，他的目标却是一样的——获取优越感，而不努力改进其情境。
眼泪是驾驭别人最佳武器的孩子，会变成爱哭的娃娃，而爱哭的娃娃又很容易变成患有忧郁症的成人。眼泪和抱怨是破坏合作并将他人贬为奴仆地位的有效武器。这种人和过度害羞、扭捏作态及有犯罪感的人一样，我们可以在其举止上看出自卑情结；他们已经默认了他们的软弱，和他们在照顾自己时的无能。他们隐藏起来而不为人所见的测是超越一切、好高骛远的目标，和不惜任何代价以凌驾别人的决心。相反的，一个喜好夸口的孩子，在初见之下，即会表现出其优越情结，可是如果我们观察他的行为而不管他的话语，那么我们很快便能发现他所不承认的自卑情结。
所谓“奥迪帕斯情结”事实上只是神经病患“窄小城堡”的一个特殊例子而已。一个人如果不敢在外界随心所欲地应付其爱情问题，他便无法成功地解决此问题。假使他把他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圈子中，那么他的性欲问题也必须在这范围内设法解决，这是无足惊怪之事。由于他的不安全感，他从未把他的兴趣扩展至他最熟悉的少数几个人之外。他怕跟别人相处时，他就不能再依照他习惯的方式来控制局势。
奥迪帕斯情结的牺牲品多是被母亲宠坏的孩子，他们所受过的教养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愿望是天生就有被实现的权利的，而他们也从不知道，他们能凭自己的努力，在家庭的范围之外，赢取温暖和爱情。在成年期的生活里，他们仍然牵系在母亲的围裙带上。他们在爱情里寻找的，不是平等的伴侣，是仆人；而能使他们最安心依赖的仆人则是他们的母亲。在任何孩子身上，我们都可能造成奥迪帕斯情结。我们所需要的，是让他的母亲宠惯他，不准他把兴趣扩展至别人身上，并要他的父亲对他冷漠而不关心。
各种神经病病症都能表现出受限制行为的影像。在口吃者的语言中，我们便能看到他犹疑的态度。他残余的社会感觉迫使他和同伴发生交往，但是他对自己的鄙视，他对这种尝试的害怕，却和他的社会感觉互相冲突，结果他在言词中便显得犹疑不决。在学校中总是屈居人后的儿童，在三十多岁仍然找不到职业、或一直把婚姻问题往后搁延的男人或女人，必须反复做出同样行为的强迫性神经病患，对白天的工作感到十分厌烦的失眠症患者——这些人都显现出他们有自卑情结，它使他们在解决生活问题时，无法获得进展。手淫、早泄、阳萎、性欲倒退，都表现出在接近异性时，由于骇怕自己行为不当，而造成的犹疑不决的生活样式。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这么怕行为不当呢？”我们还能看出他们好高骛远的目标。对这问题的惟一答案是：“因为这些人把他们自己的成功目标定得太高了！”
自卑感本身并不是变态的。它们是人类地位之所以增进的原因。例如，科学的兴起就是因为人类感到他们的无知，和他们对预测未来的需要：它是人类在改进他们的整个情境，在对宇宙作更进一步的探知，在试图更妥善地控制自然时，努力奋斗的成果。事实上，我们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在某些方面，人类确实是所有动物中最弱小的。我们没有狮子和猩猩的强壮，有许多种动物也比我们更适合于单独地应付生活中的困难。虽然有些动物也会用团结来补它们的软弱，而成群结队地群居生活，但是人类却比我们在世界上所能发现的任何其他动物，需要更多及更深刻的合作。人类的婴孩是非常软弱的，他们需要许多年的照顾和保护。由于每一个人都曾经是人类中最弱小和最幼稚的婴儿，由于人类缺少了合作，便只有完全听凭其环境的宰割，所以我们不难了解，假使一个儿童未曾学会合作之道，他必然会走向悲观之途，并发展出牢固的自卑情结。我们也能了解，即使是对最合作的个人，生活也会不断向他提出待决之问题。没有那一个人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已经接近能够完全控制其环境的最终目标。生命太短，我们的躯体也太软弱，可是生活的三个问题却不断地要求更丰硕及更完美的答案。我们不停地提出我们的答案，然而，我们却绝不会满足于自己的成就而止步不前。无论如何，奋斗总是要继续下去的，但是只有合作的人才会作出充满希望及贡献良多的奋斗，才能真正地增进我们的共同情境。
我们永远无法实现我们生命最高目标，这个事实没有人会怀疑。如果我们想象出，一个人或人类整体，已经抵达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困难的境界，我们必须想象到，在这种环境中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沉闷的。每件事情都能够被预料到，每个事物都能够预先被算计出。明日不会带来意料之外的机会，对未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寄望。我们生活中的乐趣，主要是由我们的缺乏肯定性而来的。如果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能肯定，如果我们知道了每件事情，那么讨论和发现便已经不复存在，科学也已经走到尽头。环绕着我们的宇宙只是值得述说一次的故事。曾经让我们想象我们未曾实现的目标，而给予我们许多愉悦的艺术和宗教，也不再有任何的意义，幸好，生活并不是这么容易就消耗尽的。人类的奋斗一直持续未断，我们也能够不停地发现新问题，并制造出合作和奉献的新机会。神经病患者在开始奋斗时，即已受到阻碍，他对问题的解决方式始终留在很低的水准，他的困难则是相对地增大。正常的人对自己的问题会怀有逐渐改进的解决之道，他能接受新问题，也能提出新答案。因此，他有对别人贡献的能力。他不甘落于人后而增加同伴的负担，他不需要，也不要求特别的照顾。他能够依照他的社会感觉独立而勇敢地解决他的问题。
使优越感的目标具体化
每个人都有的优越感目标，是属于个人独有的。它决定于他赋予生活的意义，而此种意义又不单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它建立在他的生活样式之中，并像他自己独创的曲调一样地布满于其间。然而，在他的生活样式里，他并没有把他目标表现得使我们能够简捷而清楚地看出来。他表现的方式非常含糊，所以我们也只能凭他的举止动作来猜测。了解一种生活样式就像了解一位诗人的作品一样。诗虽然是由字组成的，但是它的意义却远较它所用的字为多。我们必须在诗的字里行间推敲它大部分的意义。个人的生活样式也是一种最丰富和最复杂的作品，因此心理学家必须学习如何在其表现中推敲，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欣赏生活意义的艺术。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生活的意义是在生命开始时的四五年间获知的；获知的方法不是经由精确的数学计算，而是在黑暗中摸索，像瞎子摸象般地对整体不了解，只凭感觉捕捉到一点暗示后，即做出自己的解释。优越感的目标也同样是在摸索和绘测中固定下来的；它是生活的奋斗，是动态的趋向，而不是绘于航海图上的一个静止点。没有哪一个人对他的优越感目标清楚得能够将之完整无缺地描述出来。他也许知道他的职业目标，但这只不过是他努力追求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使目标已经被具体化，抵达目标的途径也是千变万化的。
对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看其表面下之物。一个人可能改变使其目标具体化的方法，正如他可能改变他具体目标的表现之一——他的职业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其潜在的一致性，其人格的整体。这个整体无论是用什么方式表现，它总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我们拿一个不规则三角形，依各种不同位置来安放它，那么每个位置都会给予我们不同三角形的印象。但是，假如我们再努力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个三角形始终是一样的。个人的整个目标也是如此：它的内涵不会在一种表现中表露无遗，但是我们都能从它的各种表现中认出它的庐山真面目。我们绝不可能对一个人说：“如果你做了这些或那些事情，你对优越感的追求便会满足了。”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极具弹性的，事实上，一个人愈健康、愈接近正常，当他的努力在某一特殊方向受到阻挠时，他愈能另外找寻新的门路。只有神经病患者才会认为他的目标的具体表现是：“我必须如此，否则我就无路可走了。”
我们不打算轻率地刻划出任何对优越感的特殊追求，但是我们在所有的目标中，却发现了一种共同因素——想要成为神的努力。有时，我们会看到小孩子毫无顾忌地依此方式表现出他们自己，他们说：“我希望变成上帝。”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理想，而教育家们也有些人希望把孩子们教育得如神一般。在古代宗教训练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目标：教徒必须把自己修炼得近乎神圣。变成神圣的理想曾以较温和的方式表现在“超人”的观念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