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条件一改善，大舅妈呼拉拉一连串生下来两男一女。外婆惦记着自己的孙子，主动上门，伺候大舅妈的月子。大舅妈本想拒绝外婆伺候，可她和孩子需要人照顾，大舅要下地干活，不可能守在身边做饭、给孩子换洗尿布。大舅妈虽然接受了我外婆的上门服务，可还是抹不开心里的别扭，老吊着个脸。外婆只当没看见大舅妈的脸色，她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孙子，伺候完三个月子，外婆竟然和大舅妈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这在婆媳关系中也堪称奇迹。
再说大舅，他夹在母亲和老婆之间，像老鼠钻在风箱里，两头受气。生一次孩子，一个月子下来，大舅像坐了一次监牢，谁也不敢招惹，不是装哑巴就是装瞎子，每天盼望着日子快快过去。有了三个孩子后，大舅变得更加叫人不可思议，他竟然学会了织毛衣，全家人的毛衣都是他织的。当然，一个家庭总得有个人操心这些冷暖睛雨的事，大舅妈具有生育的机能，却不具备一个女人的其它手艺，何况，大舅自和她一结婚就自然地承接了家里的油盐酱醋，对于织毛衣，也算是大舅承接的一部分。就像当年选择支边一样，大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替代杨淑媛作为女人的其他功能。这不算什么，大舅还变成了一个心理承受能力极差的柔弱男人，动不动就动了真感情，泪水涟涟，根本不像个男人。这与他当年支边离家时不回头看自己生母一眼的决然情形简直判若两人。
后来，我母亲曾痛心疾首地对我说，你大舅从小就是个怪人，长大了更不得了，他当年支边装成很革命的样子，目的是为了当典型在支边青年中混个一官半职，后来钻错帐篷娶了个像男人的妻子，这个妻子再怎么像男人，但毕竟还是个女人，你大舅怎么一下就能变成不像个男人呢。就算他们夫妻中必须得有一人像女人，杨淑媛完全可以变一变嘛，由像男人的女人变成像女人的女人，不是比男人变得像个女人更方便更直接也更简易吗。
母亲的想法实在不以为过。这也是外婆当年的想法。
但大舅却心甘情愿地承担了这个角色，他除了遗憾自己没有生孩子的机能外，其他能做的事他都做了，并且多少年毫无怨言。于是，我的大舅妈数年来不但没有变得多一些女人的味道，反而更加像男人。
我是在母亲对大舅的抱怨声中长大的，所以，我对大舅没有好感。直到长大懂事后才发现，大舅其实真正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伟大男人。大舅妈如果不是一头粗硬的较长一些的头发，初一看，没人会相信面前的这个人是女人，就算相信也会认为是没有女性特征或者特征不明显的女人，她粗着嗓门喊叫时，两腿叉开一副彪悍雄性十足的样子，看上去挺吓人的。再说，她还抽烟，烟头扔的满地都是，也从不见她扫地，动不动对大舅大发脾气，指挥来指挥去的，在当时的状况下，大舅又是离过一次婚的，要把家撑下去，只有变了，不然，两个同样强悍的“男人”在一个床上睡觉、做爱、生子，一个不做让步，怎么能把日子过下去。
我只能用这种理由，替大舅开脱。
后来的事实更能证明大舅脆弱的一面，他的大儿子建生当兵走的时候，舅妈没事似的，倒是大舅哭得像个泪人，并且还哭出了声。在大儿子临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等儿子睡熟了，一人在儿子床前流泪坐了一夜，天亮时叫舅妈发现，扯着嗓子骂他，儿子是去当兵又不是去蹲监狱，有这个必要么吗，没出息！
大舅的小儿子高中没毕业，回到家里又不下地干活，在自己的房门上贴了个“闲人免进”的字条，每天关着门据说是捣鼓着在写诗歌，决心大得似乎非要捣鼓出一个诗人来不可。其实他是个懒人，在村子里转悠来转悠去，大家都骂他不务正业，是二流子，他却不以为耻，说别人什么都不懂，他这是在体验生活，体验生活是诗人的必经之路，那模样好像他已经是个诗人。当然后来诗人没诞生，诗人得有点天分，他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天分，又画起了画，赖着我大舅买了一个画夹，背着画夹在塔尔拉摇来晃去，头发留得老长，看架势俨然是一个搞艺术的。最终艺术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又扔掉画夹，整天像个婆娘似地串门，今天去东家，明天去西家，东家长西家短，惹出不少是是非非，最后叫我大舅妈狠打了一顿。大舅妈这个人不仅人粗性子粗，下得了狠劲，打得小儿子差点成了残废。我的这个表弟看上去好像什么也不在乎，却很有骨气，待身体恢复得能下地走路，便坚决地走出了塔尔拉，听说去喀什城里发展了，从此一去不复返，直到现在还没一点音信。
小儿子出走，打击最大也最伤心的还是大舅，他像疯了似的，四处去找，当然没给我少添麻烦。那时候，我不负众望，考取喀什师范学院，终于走到了大地方。大舅为寻找儿子，不间断地往喀什跑，当时，喀什还没通火车，公路又不好，从塔尔拉到喀什有二百多公里，大舅坐公共汽车，中间还要在巴楚县换乘一次车，路上要颠簸八九个小时，到喀什天都黑透了，等他摸索到我那里，我都睡觉了，爬起来去给他找招待所，再弄些吃的。往往是我忙乎半天，从饭馆给大舅把饭端回来，他端着碗一口也吃不下去，只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想从我那里得到点他小儿子的消息。
我哪里能有他儿子的消息呢，只能劝他，不要太急，要是有一丁半点消息，我一定在第一时间通知他。大舅听到这种没有一点希望的话，抱着碗呜呜地哭起来。弄得我心里也很难受，几天都打不起精神。为安慰大舅，我请假带着他没有目的地在喀什的大街小巷里打听，结果可想而知。在喀什住上两天，大舅呆不住了，家里有十几亩地，他还承包了那片胡杨林。这么多年，树木已经被砍光，现在的胡杨是新发上来的，还不到胳膊粗，有人偷砍当柴烧，已经糟蹋得不成样子，大舅承包下来，想叫它重新长成胡杨林。不然，胡杨林没了，没有遮挡风沙的树木，塔尔拉会被沙子埋没的。
一说到这个话题，大舅唉声叹气，他说再这样糟蹋下去，塔尔拉迟早会变成一片荒漠……
我父亲已经意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大会小会上给大家讲护林的重要性，人们这个耳朵听进去，从那个耳朵放出去，根本没当回事。自从地分到各户后，大家各顾各的，没有谁再听连长的话，连长已经成了摆设。塔尔拉的沙尘暴一年大于一年，父亲心里为当年盖房乱砍胡杨树后悔得要死，如果当时能听从大舅的劝阻，不那么急功近利，塔尔拉的自然环境又怎么会一年恶似一年？但事已至此，他也无回天之力。在我考取喀什师范学院那年，我父亲在众人的攻击下，主动辞去了连长职务，回家一心一意种地当普通农民。辞职前，父亲力排众议，坚持无偿把胡杨林承包给大舅，他认定在塔尔拉，大舅是唯一能救活胡杨林的人。大舅对此深表感激，其实，大舅承包胡杨林也没有一点收益，只能不时地从胡杨林中捡拾些枯干的树枝当柴烧，没人给他一分钱的防护费，每年春天时，他自己还要掏钱买树苗栽种。大舅太珍爱那片绿色，他不希望未来的塔尔拉变成一片荒漠。
大舅在寻找小儿子的这几年，他不能天天守在胡杨林里，那片胡杨林还是被人砍得不成样子……
提起胡杨林，大舅像找不到出走的小儿子一样伤心欲绝。
三年了，大舅没找到小儿子的踪影。女儿还在上学，大儿子当兵不在身边，给他分担不了任何伤感，他只有暗自伤心落泪，整夜整夜失眠。大舅妈表现出很大气，她很漠然地对待这些伤感事。舅妈的冷漠叫大舅更受不了，都说儿是娘身上的肉，为什么儿子无影无踪，这个娘却一点都不在乎？他和舅妈吵闹过多少次，每次都吵不过她，自己一人生了好几年的闷气，终于落下了胸闷的顽疾。
在小儿子失踪三年后的秋天，大舅突然从外出打工的人口中得知小儿子的消息，然而这个消息非但没有使日思夜想儿子的大舅兴奋起来，相反，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就跌倒在地，昏迷过去。
这个消息说，我的这个表弟已经在外面遇上车祸，到处贴的是寻找其家人的启示。我的舅妈就是那个时候给我打的电话，她的声音还被我的同事误认为她是个男人呢。她打电话叫我去帮他们认领表弟的尸体。我去交警队办了手续，到医院的太平间去认尸体。尸体是个像大舅差不多大的五十多岁老头，表弟那年最多二十多岁。通过验证，这个尸体确实不是表弟，这就证明表弟还活在人世，可是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这样的证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大舅妈是无所谓的态度，会在意这个的只有大舅，他从病床爬起来，又抱着一线希望寻找起小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