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一个绝对虔诚的佛教徒。每天早晚在家里的佛像前焚香献净水，合掌恭敬，跪膝大拜。为此，我弟给她经常买乐百氏矿泉水，以献给三宝。在她的口中，常念的就是南无十方常住三宝，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我的母亲在长江上游的某一个江滩上种菜，当她得知我血压升高，胆囊发炎，便在庙里找和尚算了一命，然后在和尚的指点下，为我放了两条红鲤鱼的生。
我的母亲走近长江边，她弯下腰，对着滚滚的江水往下游默默想着自己的儿子，口中念着菩萨保佑，从木桶里捉出两条大红鲤来，将它们一一放入水中。两条红鲤摇头摆尾地游入了长江，它们红色的背脊和尾鳍消失时，我的母亲伸起腰来，如释重负，双手作揖。在粼粼的波光中她看见了那天的朝霞，满天飞舞，全映进她的眼里，她眼中的霞云，瞬间全幻化成她放生的红鲤，都出现在东边的天空上，它们呷浪嬉戏，红鳞如锦。我的母亲说她看到了佛的显圣。佛知道了她的诚心。
我的母亲在电话里这样说话时严厉批评了我的不信，她说只有信佛的人才有福。她相信因果报应。她说咱们村的五扣你知道吧，辱骂菩萨，邻居的牛啃了他的庄稼，硬是生生地用绳索把那牛的舌头勒断了，结果生了两个女儿都是哑巴。前年生的一个儿子，到现在还不能说话。估计又是个哑巴。
我知道这是母爱。如果母爱也是佛爱的话，我信佛。
于是晚饭后，我总爱到二里开外的江边去散步。我和我的老婆沿着防洪墙走着，或者在观水台看看，当水退去时我们也走下江坡，坐在锚链上，看水，看船，看江鸥。当然，我也想能看见那两条从上游游来的红鲤，母亲为我放生的红鲤，出现在水中。我想它们一定游来了吧，它们一定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水域，保佑我，使我免遭病痛之苦。
这一天，我和我的老婆又来到了江边。这一天，白昼的光芒似乎迟迟不肯散去。这一天已经进入了秋水伊人的时候，江水渐渐变清变浅了，但风却依然温热多情，吹在身上和街道上，吹在行人的笑意里，使人觉得这个傍晚的光景是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刻。许多的人骑在防洪墙上，平心静气地看着江面与天空。水边，一些船家正在聊天、吃饭，孩子们在岸上和跳板上窜来窜去。这都是些七、八岁的孩子，他们调皮、机灵，让人生厌。有几个闲人在趸船上钓鱼。
对钓鱼的人我是分外注意的，我想起那两条与我有关的红鲤。就是这两条红鲤，把我与长江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我爱她，我为她歌唱，歌唱她奔腾的大水养育着无数的鱼鳖，她用巨大的胸怀盛着它们——放生的鱼，放生的龟，盛满着这世上为生死病痛困扰的俗人的希望，这愚钝凡夫深重的罪业，并与佛一起，发无边的愿力与慈悲，警醒他们，劝戒他们别在利刀上舔蜜，然后行善宁心，得到福寿安康。
我注意钓鱼人，我怀着忐忑，惟恐他们的钩尖上出现一条红色的猎物。
这一天，我正准备穿过一个豁口到趸船边去看人钓鱼，结果发现了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薛羔，我的老婆也发现了她的同事郭玲。郭玲是薛羔刚悄悄结婚的老婆。我们没准备与他们说话，因为我的老婆十分讨厌郭玲，可以说，她们是那种见面亲热而背地里恨不得把对方撕成碎片的死对头。这种同事关系，在我们的社会屡见不鲜，每个单位都不少。而且总是在一个单位就会发生这种暗暗的仇恨；有时一个人（男或女）还不止发生一个仇恨，会同时让十个二十个对他（她）恨之入骨。面对着这么多仇恨，如果没有法律或宗教带给人的道德约束，这样的人肯定会被捣成肉浆。
但是被恨的和恨人的都生活得很好。
仇恨像核武器，可以造成相对的平衡。难怪每个国家都想拥有它的。
这一天，我不知道红鲤鱼与薛羔夫妇有什么联系。这一个傍晚简直明亮得像正午，我们在不远的地方看到了薛羔夫妇制造了一起惨案。作为目击者，我必须详细地把它记录下来。
薛羔的老婆郭玲，那一天显得十分悠闲和可爱，她与薛羔手牵着手在江边用预制件铺成的斜坡上一边说话一边散步；薛羔不仅像十足的再婚者，而且还像是个偷情者，他显得比较老，神色不太自然，就是与自己的老婆在一起也是这个样子。有人形容他走路的姿势也像在性交。至于郭玲是怎么瞧上他，说不清楚。毕业于上海一所名牌大学的郭玲以她一惯的洋洋自得的神态在江边出现后，我看到我的老婆就缩起了鼻子。“走走走走走，”我的老婆说话如放连珠炮，她是一个十分开朗的人，人缘相当好，谁都喜欢她，虽然她不过毕业于本市一所普通大学，但她依然很有才，我很欣赏她。但她见了郭玲却表现出一种相当不正常的心理。
她这么缩着鼻子我们就停住了。这时候，从趸船的跳板上跑下来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我们以为他认识郭玲，郭玲也认识他呢。我们看到她跟郭玲拉拉扯扯，郭玲刚开始面带笑意，后来就不耐烦了，她推搡着那个男孩，想把他从自己身边赶开去。可那个男孩纠缠她。而薛羔在一旁似乎没有什么作为。薛羔戴着眼镜。
这么僵持着大约一两分钟，我们就看到那个男孩向后仰过去，不知是怎样郭玲倒提了他的脚，他已顺着较陡的斜坡滑下水去了，郭玲简直是把他塞进水里去的，这样，那个男孩就慢慢沉入了水里。
这个过程十分短暂，当男孩沉进水里后，大约有几个人都看到了。我看见薛羔最先跳进水里，那地方竟然不是很深。薛羔穿着夹克，下身好像还有卫生裤。而郭玲也跳下了水去，在离岸不远的水里摸索。几乎在同时，有几个男人也跳下水去，在那块地方摸捞着那个男孩。但是那个男孩始终再没有出现。
也就在人们跳下水的那一刻，从趸船那边的一条船上跑过来了几个男女，有一个女人在紧张地叫唤着溺水孩子的名字，在周围焦急地走动，这个女人不是那溺水男孩的母亲。真正的母亲是在离发生事件的下游五十米左右的一条船上。那儿有许多船，连靠在一起。一个赤脚的女人从远处飞也似地奔来，神情恐怖，一看就是男孩的母亲。她哭喊着，她要跳下水去，被人拉住了。因为水下有许多男人正在施救。
岸上的那些恐慌而悲恸的情形吸引了我，再定眼看水下时，薛羔和他的老婆不见了，他们悄悄地溜了，趁混乱之机溜之丘也。我见没有了薛羔夫妇，才狂奔下去，跳进水里，参加了寻找小孩的行动。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这个突乎其来的惨剧之所以让我感到惊心动魄，是因为我看到那个溺水男孩穿着一件圆领的红色运动上衣。那团红色的火使我想到母亲放生的红鲤。我下水去摸索时，在眼前晃动的水里好像四处都分散着那些残红，被撕裂了，被水揉碎了，我预感到小孩肯定找不到了。其实在这之前我就开始害怕水，那水里与我相关的两条红鲤。我害怕长江，我敬畏她，我与妻子江边的每天散步就犹如怕鬼的人总想听鬼故事一样。
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有人爬上岸来，有人还站在水里。这时，在下游五十多米那些船连泊在一起的地方，有人惊呼“这里！这里！”。
都以为是从那个地方游出来了，许多人包括男孩的母亲都朝那儿跑去。他们又在那儿的水域鼓捣了一会，又一无所获。
此时警察就来了，人也愈聚愈多。警察走过防洪墙，走上趸船，许多人围着他们，男孩的母亲也被人搀扶过去，向警察哭诉着情况。
警察边听边看着水里，水里的几个人都在向警察摆手，意思大约是捞不到了，你们也别下来了，没用了。
我已经站在了岸边，全身除了头未湿外都是湿的，我浑身发抖，那暮色降临时的江风吹得人直想死过去。寒冷是十分可怕的，我看过《泰坦尼克号》，那些在冰海里死去的人，是寒冷加速了他们内心的恐惧而死亡。
我的老婆架着我上了岸，我的老婆提着两双鞋子，一双是她的，一双是我的。我的老婆把眼镜给了我。这下，我看得更清楚了，特别看清楚的是两个警察，巡警。
“走，我们到那跟前去听听。”我指指巡警所站的地方。
“快走！快回。”我的老婆命令我说。
我在她的脸上看见了远离是非的躲避决定。她不让我接触警察。
我说：“有些情况不向他们说明白吗？”我瑟瑟发抖地在路上跟老婆说。
“沉住气！”我的老婆说。
在最幽暗的地方，路灯照不见的马路的边沿，我和老婆快速走着。这以后我们一路就没说一句话了，我们躲避着行人，因为这已不是游泳的季节，我们一男一女湿漉漉的身子会让人产生许多联想，像看稀奇一样地盯着我们怪看。所以我们要躲开人，在人们还没有意会过来时就从他们眼里消失。
我们回到了家里，我们换衣。我们说的全是换衣和寒冷的事，说的是季节。我们像自己落水而其它事没发生一样。我们就钻到了被子里。
“为什么要沉住气？一条命啊。”我终于忍不住问她。
“行了吧，毛泽新！你又不是一个傻子。我还不知道你，你真的敢这么不加思索地去说出肇事者吗？毛泽新，你的智商可是比毛泽东的智商还要高啊！”我的老婆经常拿我跟毛主席对比来损我。其实我这“泽”字辈份与毛泽东没任何关系，我这个毛家祠堂也不是韶山的毛家祠堂。谁让我有这么个怪名字呢。文化大革命那阵我才读小学二年级，老师就强迫我改名字，改成了毛卫东。在全校大会上批判我说我企图什么什么。我有什么企图呢。现在我的老婆又经常借题发挥来咒骂我说“毛泽东都死了几十年了，你还活在世上”。其实老婆只要明白“好人命不长，祸害一千年”的道理，就会明白像我这种人顽强地活着，总是有一定原因的。
老婆讽刺了我一通，我彻底地蔫了，我没有话了。她点到我的要害处。
是啊，我真的敢吗？我真的不在脑海里绕十个八个弯儿就上前去给警察说那人我认识，是谁谁将小孩推到水里去的？
那个晚上，动荡而寒冷的水推拥着我，使我一夜都像睡在海船上一样。那个晚上有许多的喊声哭声，有许多撕碎的红色在水波间漾动，时起时伏。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薛羔家的窗子是黑的，等我迷迷糊糊被尿胀醒，在厕所里排泄时撩开窗帘，才看到了他家一点微弱的灯光。他的窗子对着我的窗子，当然是在另一栋了。而且对着我的两个窗子，一个卧室，一个厕所。不过他也是两个窗子，也是卧室加厕所。我小解时看见的那点灯光，是从卧室的窗子透出来的，证明他们很晚才回家。
我们单位住在离江边不远的小山坡上，那里靠近一个很有名气的楼阁，风景优美，静无人扰，没有车马喧嚣，连小偷都很少光顾。在这个小院里，住着单位的近百个职工和他（她）们的家属。薛羔的那栋房在我们上面，居高临下，若说监视的话，他可以很方便地监视我们——我想假如在江边出事之前和之后他们看见了我们，他们便会注意我们的动静了，假如他们不想去投案自首想掩满此事的话。
我说的我们这个百多人的小院可以互相监视，是有道理的。下山的路只有一条，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想进出这儿，不会有一个后门供你方便，供你做地下工作。因此，对每一个人的行踪，所有的人都一清二楚。对每一个家庭里所发生的事，也一清二楚。因为这是一个研究机构，每个人都很少有外出的可能，一年三百六十天，大约都在这个院子里，吃喝拉撒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在家或办公室研究累了，出外散散步，也离不开院子，那简直是放风。一天里这些面色苍白的或者被香烟熏得发黑的人，迈着东倒西歪的步子，背着手，走到哪儿都是熟人，然后互相问候，吃饭了吗，洗澡了吗？你的胃还疼吗？你丈母娘便秘的情况怎样？
在我们院子里，因为绿树成阴，苍苔是最多的，所以当我看到那些闭门不出而在某时出来去散步或在门房取信的人，他们的裤腿上似乎都泛上了苍苔，他们像一些年深月久的树，行走的树，会说话的古树，吐纳着苍苔的气息，可他们的研究（当然也包括我了）却是十分前卫的、紧迫的、生气勃勃的。
研究什么呢？研究乡镇企业。现在正式更名为“非国有经济研究所”。也研究比乡镇企业更先进更迅猛的民营企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