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六年（1170）陆游四十六岁时被起用为夔州通判，后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请人幕襄理军务，抵达汉中的南郑。这里是南宋与金相对抗的西部前线，军旅生活令陆游感到非常兴奋。他骑马走遍汉中一带的军事要塞，考察形势，并积极向王炎“陈进取之策”（《宋史》本传）。同时这也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阶段。但仅仅八个多月后，王炎即被调回临安，陆游也转至成都任职。之后数年中，他在四川担任过一些闲散官职或代理地方官。感到挫折的陆游常放浪醉酒，又因此遭到攻击，受到处分。他也索性自号“放翁”。至淳熙五年（1178），陆游奉调还朝。
离川东归后，陆游曾任提举福建、江西二地常平茶盐公事，不久又遭弹劾而罢职。此后三十年中他虽断断续续几度复出，但大部分时间赋闲在乡。宁宗嘉泰初权臣韩佗胄力主北伐，已七十多岁的陆游最后一次复出，官至秘书监、宝谟阁待制。但他终究也没有盼到北伐的胜利，八十五岁那年一病不起，在临终前留下了一首《示儿》诗：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是古代名诗人中留下作品最多的一位，其《剑南诗稿》收诗九千余首。他享年高而经历广，诗歌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主题，是渴望投身于抗金事业并由此实现个人的功业理想。而由于南宋在与金人的军事对抗中处于劣势，主张妥协求和的主张通常占据上风，这类诗总是既热情奔放，又充满悲愤。而与此相对应，陆游也写了许多描绘乡村风情、自然景物，表现日常生活的诗篇，这类诗大抵呈现出闲适恬和的情调。这种特征，固然与士大夫文学的传统趣味有关，同时也因为陆游一生中有很长时间罢职闲居，沉浸于恬静的乡村生活成为他内心的安慰。上述两类风格不同的诗作，合成了陆游涛的基本面目。
前一个主题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自北宋灭亡以来民族的共同情绪，但和同时代的同样也关注民族忧患的诗人杨万里、范成大等不同，陆游的这类诗作一是更直接地代表了主战派的心声，对于统治阶层中主张妥协求和的一派，常常发出尖锐的抨击；一是更富于行动的欲望，从早年的“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到晚年的“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都表达了直接投入抗金战事的渴望。因而这类诗有着很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如下二例：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室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于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关山月》）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栽谁堪伯仲间！（《书愤》）
另一类型的作品常常是陆游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一种无奈的寄托。不过，水光山色，田园风情，终究也是陆游所喜爱的，他能细心地体会出其中的生机和情趣，不少诗都写得很有情致。像《游山西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柱杖无时夜叩门。
这诗作于陆游在孝宗乾道初年于隆兴府通判任上被罢职还乡时。诗中将他家乡的一个小山村写得既像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却又更朴实平凡一些。在对农家淳厚简朴的生活的赞美中，诗人设想着这或许可以成为心灵的安顿。但“从今若许闲乘月”云云，实际还是透露了一种寂寞和不甘，只是写得很淡，不易察觉而已。第二联写景之句既朴素又精巧，且寓含超越诗歌本身内容的普泛性哲理，深得读者的喜爱。陆游诗中写自然风光、日常生活的精美对句颇多，堪与此联媲美而同样有名的例子，是《临安春雨初弄》中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前人经常说及的陆游诗毛病，是他有时写得太快太多，不免有粗率滑易之作（晚年尤甚），这种不精心而作的诗往往自相蹈袭，令人生厌。所以陆游诗保存得那么多，对于其作为诗人声誉，未必是幸事。
陆游亦能词，虽然他对词没有对诗那样看重，但还是留下了一些佳作，如《钗头风》：
红酥手，黄膝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这首词旧传是为他的被迫离异的妻子唐琬而作，近年有研究者提出与此无关。后说近是。不管怎样，词中把一对被阻隔的有情人的心理写得很感人。此外《诉衷情》写壮志难酬的悲愤，《卜算子·咏梅》以梅的形象自喻，表现一种清高孤傲的情怀，也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辛弃疾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出生于金人统治下的历城（今山东济南）。祖父辛赞仕于金，却一直以恢复中原为志，并以此教育辛弃疾。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交战时，二十二岁的辛弃疾参加了耿京领导的一支反金义军，并代表耿与南宋朝廷联络。在北归途中得知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随即率领少量精锐突袭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这一壮举给他带来极高的声誉。
此后辛弃疾开始了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起初他并未受重用，但自三十三至四十二岁的十年间，他从知滁州始，以后接连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提点刑狱、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这表明统治集团的高层对其才能并非没有认识。然而作为一个从北方归来的人，他的仕途经历在官场中是不合常规的；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著北伐的热情，也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的官场中牢牢立足。淳熙八年（1181）冬，他终于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而后在上饶自筑的带湖别墅闲居了整整十年。
宋词到辛弃疾手中得到又一次大改造。谈到词的所谓“豪放”风格，前人惯以苏辛并称。但苏轼词虽然境界开阔，却并不以热烈的情感表现为特征；基于老庄哲理的旷达，使他的词中的感情通常是由冲动归于平静。而辛弃疾词则总是充满炽热的感情，其基调即是英雄的豪情与英雄失志之悲。“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这种勇毅和自信令人激动。而挫折引起的心潮涌动也是有力的，像《八声甘州》借李广自喻：“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纵使失望到颓废，他也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化为平静，“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看似旷达的句子，仍然传达出作者内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消磨的痛苦。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下面所录《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是辛弃疾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所作：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来？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怀着这样的悲哀看岁月无情地流去，令人更觉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毫不掩饰地写他的人生失望，写他的痛苦和眼泪，也毫无柔弱之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英雄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然是壮怀激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全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以上两篇在辛词中可说是最著名和最有代表性的，但我们说辛弃疾对宋词的改造，还不只是指他写了许多这种类型的作品。词到了辛弃疾手中，题材拓宽到几乎没有限制的程度，军国大事、人生哲理、田园风光、民俗人情、日常生活、友情或者恋情，甚至读书体会，任何别人用其他文学样式写的东西，他都可以用词来写。有的也许并不合适，但总体说来，他继苏轼之后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而辛词的风格虽说以雄伟奔放为最明显的特征，却也不止于此；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鞯，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濛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如著名的《摸鱼儿》以传统的婉媚风格写惜春与宫怨，又借此为象喻表现自己屡受打击的怨愤，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以朴素清丽、活泼灵动见长。“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鹧鸪天》），“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西江月》），此种朴实而爽利的笔调，是不易到的境界。下录其《清平乐》：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蓬蓬。
这是非常动人的一幅田园风情图画。南朝乐府有《三妇艳》一题，以“大妇”、“中妇”之举止衬出“小妇”的可爱，而辛弃疾翻用为乡人家三儿，尤为生趣盎然，人几不识其由来。
三、南宋后期诗词
南宋后期诗歌创作成就不高，却显示了一个重要动向，即摆脱往日宋诗的主流而试图向着唐诗的传统归复，这已开元明诗复古尊唐倾向的先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著作——严羽的《沧浪诗话》。
严羽论诗立足于它“吟咏性情”的基本性质，而《福建文苑传》亦以“扫除美刺，独任性灵”总括严氏诗论。《沧浪诗话》全书完全不涉及诗与儒道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而重视诗的艺术性和由此造成的对人心的感发，这与理学家的文学观恰成对立。根据上述宗旨，严羽针对江西诗派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由此涉及了宋诗的具有普遍性的弊病，认为“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对苏轼、黄庭坚都表示了相当的不满。在揭示宋诗的主要弊病方面，严羽的批评是很有力的。
美夔与吴文英姜夔（约1155—约1209）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少有才名却屡试不中。他精于书画，擅长音乐，能诗词，善文章，一生漂泊江湖，依傍于爱好文艺的高级士大夫，靠他们的资助度日，其身份介乎友人与门客之间。他曾自言“凡世之所谓名公巨儒，皆尝受其知矣”（周密《齐东野语》），似乎颇为自豪，但在那样的生涯里要说畅心快意总是难的，而几分矜持与清高则为维护尊严所必需。
姜夔写过一些表现民族忧患的词作，但即使这类词也大致不脱其基本的风格。如他在淳熙三年（1176）路过扬州所写的《扬州慢》：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姜夔三十七岁那年做客范成大的石湖别墅，作《暗香》、《疏影》二曲，获范氏激赏，遂将家伎小红赐嫁于他。归途中姜夔《过垂虹桥》诗，有“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萧”之句。由这一文学史上有名的风流故事可以见到姜氏的生活样态，而那两首词也是姜词中具有代表性的名作。兹录《暗香》：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暗香》篇变化跌宕、错落有致的结构，是姜词一种特色的表现。另外，讲究字句的锤炼也是姜词的特色。《扬州慢》中“波心荡、冷月无声”写荒城的空寂之感，《暗香》中“千树压、西湖寒碧”，写雪后一片梅花低垂的幽姿，另如《点绛唇》中“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写黄昏中几座寥落的山峰间云雾缭绕雨欲来的气氛，无不精深微细，动词的运用尤其新异而深切。
姜夔也有诗名，后来被列人“江湖诗派”中。他善于锤炼字面，使字句精巧工致而不落痕迹，一些绝句写得清妙秀远，与其词有相近的风韵，如《除夜自石湖归苕溪》：
细草穿沙雪半销，吴官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
南宋后期词的又一名家是比姜夔约晚一辈的吴文英（生卒年不详），字君特，号梦窗，四明（今浙江宁波）人，他和姜夔一样终生未入仕途，做过贾似道、吴潜、史宅之等显贵的门客。词中不少应酬唱和之作甚无意味，而写得较好的则是一些怀念旧时恋情的作品。
吴文英也精通乐律，十分注重词的音乐特性，能作自度曲，但其词风与姜夔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姜夔的词以清雅疏宕为特色，那么吴文英的词则以密丽深曲为特色。大致说来，吴文英的词有如下一些特点：色彩比较濛丽明艳，意象比较密集，喜用代字（如下例中“片绣”代指落花），语意紧缩，意脉断续跳跃，因而不是很容易读懂。这与李商隐等人的诗风有某种关联，在词史上则是沿温庭筠、周邦彦一绪而加以变化。兹以《渡江云·西湖清明》为例：
羞红颦浅恨，晚风未落，片绣点重茵。旧堤分燕尾，桂棹轻鸥，宝勒倚残云。千丝怨碧，渐路入、仙坞迷津。肠漫回，隔花时见，背面楚腰身。逡巡。题门惆怅，堕履牵萦，数幽期难准。还始觉、留情缘眼，宽带因春。明朝事与孤烟冷，做满湖、风雨愁人。山黛瞑，澄波澹绿无痕。
这首词回忆他与杭州一歌女相识时的情形，字面十分华丽，但时间、空间的关系以及人、景、情的过渡、转换都不太清楚，未免令人感到晦涩。但细读细想，却也能从闪烁跳跃的辞采中感受到丰富的情感内容。
周密、张炎、王沂孙周密、张炎、王沂孙都是由宋人元的词人，他们以一种清婉而凄楚的调子吟唱出宋词最后的声音。
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曾当过义乌令，入元后不仕。他和吴文英并称“二窗”，但其词风实远于吴文英而更接近姜夔；不过他虽有姜夔词清丽低婉的特色，却写不到那么精微。下录其《玉京秋》：
烟水阔。高林弄残照，晚蜩凄切。碧砧度韵，银床飘叶。衣湿桐阴露冷，采凉花时赋秋雪。叹轻别，一襟幽事，砌蛩能说。客思吟商还怯。怨歌长、琼壶暗缺。翠扇恩疏，红衣香褪，翻成消歇。玉骨西风，恨最恨、闲却新凉时节。楚箫咽，谁倚西楼淡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