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吕不韦列传》曾载：“《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便是有名的“一字千金”之说。此书的编纂者吕不韦是卫国国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早年通过经商成为大贾，“家累千金”。庄襄王作了秦王后，拜吕不韦为相，以酬谢其奔走请托的拥立之功。在秦执政期间，吕不韦不但学习信陵君、春申君的养士风气，还学习信陵君使用宾客著书立说的办法，命宾客综合各派学说之长，编成《吕氏春秋》一书。
《吕氏春秋》分三部分，即《八览》、《六论》、《十二纪》，共 160篇。至今有关它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
第一，作于秦八年说。在《吕氏春秋》的《序意篇》中，吕不韦说：“维秦八年，岁在裙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问十二纪。”高诱注云：“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古人习惯将序作于书作成后，那么，吕不韦自说《吕氏春秋》成于秦始皇即位八年(前239)当然可信。
第二，作于秦十年说。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张守节的《正义》说：“即《吕氏春秋》。”也就是说《吕氏春秋》成于“不韦迁蜀”之后。司马迁可以用其作《史记·吕不韦传》记载的吕不韦迁蜀的那一段历史证明自己《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十年后的观点，“秦王(秦始皇)十年(前237)十月免相吕不韦，出文信侯(吕不韦)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变，乃赐文信侯书，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醌而死。”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又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迁蜀在秦十年之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而这又与上所证吕氏之书成于秦始皇六年之说不相符。
究竟哪一个说法符合历史的真相，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6孔子真的编辑《诗经》了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关于《诗》的作者，说法最多的是被后世尊为“孔圣人”的孔子，“孔子删诗”在众多文献中都有记载。
关于“孔子删诗”的事，孔子在《论语》中是这么说的，“自卫返鲁，然后雅颂各得其所” (自从我由卫国回到鲁国后，诗中的类别雅颂才得到分类归位)。在众多文献中也都有记载，在《史记》中记载得最为完整。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后世许多文献也都是从这点演化来的。
但是后代一直有人怀疑是否真有孔子删诗的事。《左传》中记载有人在孔子还不到10岁时就已看到了定型的《诗经》。唐代的孔颖达认为就算是像《史记》中说的那样，孔子删诗前有很多诗，但从书中引用的诗来看还是删去的少，《史记》中说去了十分之九，恐怕还是不太可能。
宋代的朱熹也持同样的看法，有人问朱熹关于孔子删诗的事，他说：“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信传说去。”清朝的崔述也说根据《论语》、《孟子》、《左传》、《礼记》等书的考证，孔子后散失的诗还没有十分之一，所以“由是观之，孔子无删诗主事”。
魏源也说：“夫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周乐，为他演奏的就是国风、小雅、大雅、颂，与今天《诗经》的编次相同，十五国风排列先后的次序也基本和现在《诗经》差不多。当时孔子还是七八岁的小孩，可见《诗经》的编次在孔予以前大体上就是这样，孔子并未删减，也没有做多大的改变。
这些怀疑到近代的古史辩运动时达到了极端，钱玄同甚至从根本上否认孔子与六经之间的关系，钱玄同在1923年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认为：“扎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乐经》本无此书)……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之末。”钱玄同以怀疑儒家经典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学的地位。
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
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诗、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
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尚未有准确的说法。
7为什么称皇帝为“万岁”
“万岁”本意有永远存在之意，本为臣下对君主的祝贺之辞。《事物纪原》卷一：“战国时，秦王见蔺相如奉璧，田单伪约降燕，冯谖焚孟尝君债券，左右及民皆呼万岁。盖七国时，众所喜庆于君者，皆呼万岁。秦汉以来，臣下对见于君，拜恩庆贺，率以为常。”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万岁”一词是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万岁”是皇帝的专有称谓，除了皇帝，谁也不敢将自己与“万岁”联系起来。
据说北宋大臣寇准出行，途中遇到一个精神病患者“迎马呼万岁”，此事被寇准的政敌上书告发，结果寇准被罢去了同知枢密院事的职位，降至青州任知州。就连明朝权倾朝野的大宦官魏忠贤，也只敢以“九千岁”自居。
可见“万岁”这一称谓是被“万岁爷”独占的，一般人是绝对不能使用这个称谓的。那么“万岁”是何时被用作皇帝的专称的呢？
史学界意见并不一致。一种意见以为，汉高祖刘邦临朝时，“殿上群臣皆呼万岁’。这时的“万岁”，与战国时作为一般欢呼语的“万岁”不同，是与一整套朝廷礼仪连在一起的。刘邦在马上得天下，登上皇帝宝座后，仍时常露出草莽英雄本色。名臣叔孙通认为不利于维持天子的尊严，于是制定一套御用礼仪，使“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也使刘邦感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虽然这套礼仪为后世礼制不断补充、修订，越来越完善，但“万岁”成为皇帝的专称，应是从刘邦开始的。
一种意见认为，属于皇帝的“万岁”，始于汉武帝时。汉武帝独尊儒术，“万岁”也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稽诸史籍，《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春正月，武帝行幸缑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呼万岁者三，是谁呼的？苟悦注曰：“万岁，山神称之也。”十五年后，即大始三年二月，汉武帝又称自己“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连山神、山石都得喊他万岁，臣民岂能不呼？从此，帝座前“万岁”声不绝于耳，他人称之，即成僭越、谋逆、大不敬了。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汉朝在皇帝以外使用“万岁”的情况，并非没有。如汉朝礼仪规定，对皇太子亦可称万岁。当时皇族中还有以“万岁”为名的，汉和帝的弟弟就叫“刘万岁”。从汉到唐，对人臣称“万岁”的事例，也是不绝于书，不胜枚举。
可见，皇帝专称万岁之制，尚未牢固。只有到了宋朝，“万岁”之称人臣才决不可染指。北宋大将曹利用的从子曹讷，一次喝醉了酒，“令人呼万岁”，被人告发，杖责而死（《宋史·曹利用传》）。可见，到宋朝，除了皇帝，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称万岁。
综上所述，“万岁”成为封建帝王的专称有一个发展演化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至于究竟何时“万岁”被皇帝独占，还是值得探讨的。
8蔡伦是造纸术最早的发明者吗
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造纸术的发明者是东汉宫廷宦者蔡伦。
《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书上说：蔡伦“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即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发明、创造)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因此，后来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据以尊东汉时代的蔡伦是纸的发明者，把他向汉和帝刘肇献纸的公元105年，作为纸的诞生年份。
持否定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同志认为，”发明造纸术的是西汉劳动人民。东汉劳动人民在继承西汉造纸技术后，又有所改进、发展和提高。至和帝时，尚方令（职掌管理皇室工场、负责监造各种器械）蔡伦组织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监制出一批精工于前世的良纸，于元兴元年奏上，经推广后，‘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这是争论中的一种意见。
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蔡伦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理由是“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关纸的解释，在蔡伦之前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纸，都是丝质纤维所造的，实际上不是纸，只是漂丝的副产品，自古至今要造成一张中国式的植物纤维纸，一般都要经过剪切、沤煮、打浆、悬浮、抄造、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
而灞桥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理由是”从外观看，其纸腩松弛，纸面粗糙，厚薄相差悬殊。经过实体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说明它的切断程度较差，是由纤维自然堆积而成，没有经过剪切、打浆等造纸的基本操作过程，不能算真正的纸。或许只是沤过的纺织品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 纤维的堆积物，由于长年垫衬在古墓的铜镜之下，受镜身重量的压力而形成的片状。
此外，其余几种所谓西汉古纸，也都是十分粗糙，充其量不过是约纸的雏形。蔡伦及其工匠们在前人漂絮和制造雏形纸的基础上总结提高，从原料和工艺上把纸的生产抽调到一个独立行业的阶段，用于书写。
诚然，“蔡伦纸”不会是蔡伦一手制作，但没有他的“造意”，单凭尚方工匠也制造不出这种植物纤维纸来。因此，即使在雏形纸出土的今天，把蔡伦评作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确的，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
另外，《后汉书》中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主要取自刘珍的《东观汉记》。刘珍和蔡伦是同时代的人，应为可信。从记载中可知，蔡侯纸既能进贡皇帝，又能代替缣帛用作书写，纸质必定达到一定水平。
有些学者还认为，灞桥纸是不是西汉的产品，也值得进一步考证。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在墓葬人的生活时代未能确切查明以前，很难对古纸的生产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判断。何况该墓葬有扰土层，曾受外来干扰，不能排除后代人夹带进来的可能性；同是汉墓的长马王堆，若无其事那样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丰富，但除了千百根简策和丝织古纸帛画，并无一片麻纸。
有的研究者还从出土的灞桥纸上辨认出上面留有与正楷体相仿的字迹，酷似新疆出土的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上的字体，据此认为灞桥纸可能是晋代的产品。
9太平道符水真的能治病吗
东汉后期，社会越来越黑暗，政治上也愈来愈腐败，广大人民不堪重负，越发不能生活下去。从汉安帝时开始，农民发动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起义的原因，汉安帝自己说出了一些，就是“万民饥流”(流亡)、“百姓饥荒，更相啖食”(人相食)。
在当时，很多人仿佛教建立道教。张角以黄天为至上神，认为黄神开天辟地，创造出人类。又信奉黄帝和老子，认为黄帝时的天下是太平世界，是人类最美好的事情。在这个太平世界里，既无剥削压迫，也无饥寒病灾，更无诈骗偷盗，人人自由幸福。在此基础上，张角提出了“致太平”理想。
张角创道教太平道，他自称大贤良师，并手执九节杖画符诵咒，让病人叩头忏悔自己的罪过。然后，就给病人符水喝，好了算是信道，死了算是不信道。
事实上，张角的太平道符水确实治好了不少人的疾病，那么它为什么能治病呢？难道真的有神仙之术吗？
经过研究，太平道的符水是有奥妙的。张角事先将符咒浸泡在能治瘟疫的药水之中，然后再将符咒晾干，烧成灰冲水给病人服下。实际上起作用的并不是什么神仙符咒，而是能治人疾病的良药。张角为了壮大自己势力，便派遣弟子到各地方治病传教，十余年间，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信徒数十万。
汉朝官吏们认为“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所以也没有禁阻太平道的活动。张角把信徒分为三十六方(部)，大方万余人，小方六千人，还任命将帅统率各方。又收买一些宦官做内应，甚至皇宫卫土多人也准备响应。张角预定甲子岁甲子日即公元184年3月5日京内外同时起义，并发出口号动员起义军，说：“苍天(汉)已死，黄天(张角自谓)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中国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全国性农民起义黄巾起义。因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帜，史称黄巾起义。东汉末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广大农民与豪强地主及封建国家的矛盾激化。黄巾起义正是在农民斗争蓬勃开展的基础上爆发的。
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10余年间，徒众达10万 。张角在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作为发动起义的信号 。
中平元年（184，甲子年）初 ，张角命于三月五日同时起义。但预定起事前一月，因叛徒告密，张角派人飞告各方提前起义。于是36方“一时俱起”，众达数十万人。
起义初期，黄巾军的主力分散在巨鹿、颍川、南阳等地，他们各自为战，攻城夺邑，焚烧官府，取得了很大胜利。与此同时，各地还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农民武装。但黄巾军各自为战，缺乏战斗经验，以致东汉王朝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
颍川、陈国、汝南、东郡和南阳的黄巾军相继失败。冀州黄巾军在张角病死后，由张梁统率固守广宗。当年十月，皇甫嵩率官军偷袭黄巾军营 ，张梁阵亡 。3万多黄巾军惨遭杀害，5万多人投河而死 ，张角被剖棺戮尸 。张宝也随即于下曲阳兵败阵亡，10余万黄巾军被杀害。
黄巾起义和在它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持续了二十多年。由于起义农民本身的弱点，起义被残酷镇压，但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在黄巾起义中，大批太平道骨干多在战斗中牺牲，太平道组织无形解体，残余的信徒大都融入五斗米道中。
10“广陵散”里的故事
金庸在《笑傲江湖》里引用有关“广陵散”的故事。而“广陵散”究竟是什么呢？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古代一首大型琴曲，它是我国著名十大古曲之一。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迫者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
有些辞典在“广陵散”条目下，常常引述《晋书·嵇康传》作如下解释：“魏嵇康游洛西，暮宿华阳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索琴鼓广陵散以授康，声调绝伦，誓不传人。后康为司马昭所害，临别，弹之，遂成绝响。”这样当然只是一种解释。
也有人根据宋朝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广陵散者，言王陵、毋丘俭辈，皆在广陵散败；言魏散亡，自广陵始也”，作出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