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诗论多涉及《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的比较。许学夷的《诗源辨体》认为：“汉人乐府五言与古诗，体各不同。古诗体既委婉，而语复悠园；乐府体既轶荡，而语更真率。盖乐府多是叙事之诗，不如此不足以尽倾倒。且轶荡宜于节奏，而真率又易晓世。”谭元春在《古诗归》中谈道：“《十九首》无诸古诗之新矫夺目，以温和冥穆，无可甚快，在诸古诗之上，千古无异议，诸古诗亦若将安焉，此诗品也。”清代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卷十中也赞同“茗香高视《十九首》而卑视乐府”。
明清辨体批评层层深入，辨古、律之别，辨汉、魏之别，辨古诗与乐府之别，进而围绕同为五言古诗源头的苏、李诗与“十九首”展开辨体批评。其实，钟嵘早在《诗品》中就谓“《古诗》出于《国风》”，“李陵出于《楚辞》”。源头不同，当然诗风不同。
唐代皎然的《诗式》中，就专辟一节辨“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皎然认为，李陵、苏武二子之诗“天与其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而“《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但皎然诗论更推崇十九首，他认为：“少卿以伤别为宗，文体未备，意悲词切，若偶中音响，《十九首》之流也。”同时，皎然以“瑟琴”之别喻两者：“苏、李之制，意深体闲，词多怨思。音韵激切，其象瑟也。唯古诗之制，丽而不华，直而不野。如讽刺之作，雅得和平之资，深远精密，音律和缓，其象琴也。”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杂说下》曾怀疑所谓李陵《答苏武书》，“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宋代的苏轼也对“苏李诗”的真伪提出疑问。因而，苏李诗与《古诗十九首》之别少有论及。
直至清代，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认为“苏、李赠答或亦汉代拟作”。尽管直至今日，对于“苏李诗”的真伪也未能达成共识，但对于苏李诗在诗歌史上的价值与地位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李重华给予苏李诗极高的评价：“今观汉氏诗，若十九首、苏李赠答诸什，风之遗也。”【32】他将苏李诗与《古诗十九首》并称为“风之遗”。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认为“河梁之作与十九首同一风味”【33】，沈德潜更将苏李诗评为“五言诗之祖”【34】，吴淇将苏李诗与《古诗十九首》同推为“汉道五言”的典范，并认为《十九首》出自苏李诗。吴氏评苏李诗曰“苏李古诗，组织风骚，咸折交质之衷；抒发性情，深合和平之旨；故可超赋凌骚，直接风雅”；评《古诗十九首》曰“宏壮、宛细、和平、险急，各极其致，而总归之浑雅”【35】。相比较，吴氏更为推崇苏李诗，而清代诗论家刘熙载则从诗风上区分两者，认为：“《古诗十九首》与苏、李同一悲慨，然《古诗》兼有豪放旷达之意，与苏、李之一于委曲含蓄，有阳舒阴惨之不同。”稍微不同的是，牟愿相说得较为形象，认为“《十九首》如星罗秋旻，莽寒久耀。苏、李诗如清庙朱弦，古音嘹唳”（《小澥草堂杂论诗》），两者各有归趣。
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古诗十九首》的仿拟文本乃一奇特的文学现象，成为古代诗歌创作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辨体”批评不断深入地展开，五古典范的重心越来越偏向于《古诗十九首》。明清时期，大量诗者在拟《古诗十九首》的写作中追步诗之最高境界。明代，唐汝询、黄仲昭、李攀龙、王世贞、胡应麟、孙贲、王立道、钱宰、柳如是、西陵十子等人都曾拟《古诗十九首》。清代，云间、西泠诗派，大学士李光地、陈廷敬等，甚至清代御制诗中也有拟《古诗十九首》的资料流传。王夫之在评明人钱宰的《拟客从远方来》（《明诗评选》卷四）中写道：“《十九首》旷世独立，固难为和，然以吟者心理求跻己怀于古志，而以清纯和婉将之，古人亦无相拒之理”【36】。正如栾栋教授所言：“《古诗十九首》提供了能让中国广大文人阐发日常情感的审美‘寄代’：人人可以入乎其内以切情，个个都能出乎其外以言志。她为炎黄子孙提供了表达心神的范式。”
第三节 ”汉道”与《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解者无虑千百家”（李调元《雨村诗话》）。明清二代，特别是清代，大量专论的出现，更推动《古诗十九首》研究成为显学。钱大昕在朱筠《古诗十九首说》序言中谈到，当时诗坛“论五言者，咸以为圭臬”；徐昆也说道：“十九首诗学之权衡也，上承三百，下启百代，得其意一以贯之矣。”有关《古诗十九首》的解、注、说、绎、赏析等不一而足，千百家解者的方向不外乎“辨体”与“识道”。方孝孺说：“体之变，时也；不变于时者，道也；因其时而师古道者，有志于诗也。”【37】如果说明代对诗学重在“辨体”批评，将《古诗十九首》从律诗、魏诗、乐府诗、苏李诗等各体中辨别出来，完成其作为“五言之诗经”、“五言之原”、“五言之祖”的典范意义（即“诗之范”），并以此为源头清理出五言诗歌经典的序列（即“诗之史”），进而推崇其为“诗母”，那么清代的诗论家们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推崇其为“千古至文”、“韵言之宗”、“旷世独立”，更重在对作为诗歌经典之“诗之道”价值的追寻，确证其作为“诗母”的地位。吴淇以《古诗十九首》为五言诗的核心和典范，由之构建诗学的“汉道”，并以此为基点来透视整个诗歌史。至此，《古诗十九首》作为五言诗的“诗母”价值终落到实处。
一、“体”与“道”
《文心雕龙·宗经》篇有云：“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所谓“文学正典”，必然会承载着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之“至道”和“鸿教”。
清代诗论从明代对诗学“体”的辨别转向对诗歌“道”的追寻，诗论家们热衷于拷问“古道何为其不可复也”（宋大樽《茗香诗论》）。诗论家们普遍认为诗歌“体之变无常，而道之变有常”，认为“《三百》后有《离骚》，《离骚》后有苏、李赠答、《古诗十九首》，苏、李赠答、《古诗十九首》外有乐府，后有‘建安体’，有嗣宗《咏怀诗》，有陶诗，陶诗后有李、杜，乃复古也，拟议以成其变化也”。诗歌经典中变化的是“体”，而不变的是“诗道”。朱筠认为诗道在于“五伦道理”，在于“性情、倚托、比兴”三者。他在《古诗十九首说·总说》中强调，“诗有性情，兴、观、群、怨是也。诗有倚托，事父事君是也。诗有比、兴，鸟兽草木是也。言志之格律，尽于此三者矣。后入咏怀寄托，不免偏有所着”，而“《十九首》包涵万有，磕着即是。凡五伦道理，莫不毕该，却又不入理障，不落言诠，此所以独高千古也”。张庚的《古诗解》认为《古诗十九首》“组织风骚，钧平文质，得性情之正，合和平之旨。义理声歌，两用其极，故能绍已亡之《风》《雅》，垂万襈之规模。有志斯道者，当终身奉以为的”。刘光贲也认为《古诗十九首》作为“诗之正宗”、“五言之祖”，为诗教一大转关，其“词不迫切，语意敦厚，尚有风人遗旨，学者不可不读”。诗论家们大都认同“十九首者，三代以下之风雅也”（《古诗十九首说序》），他们所倡导的“古道”或“诗道”乃是对儒家“风雅”（或“风骚”）诗学传统的回归。黄子云在《野鸿诗的》中梳理了诗的道统传承谱系，认为：“诗有道统，不可不究其所自。姑综其要而言：《风》、《骚》之外，于汉曰《十九首》，曰苏、李，于魏曰曹、刘，于晋曰左、阮、渊明，于宋曰鲍、谢，于齐曰玄晖，于梁曰仲言，于陈曰子坚、孝穆，于周曰子山，之数公者，虽各自为一家言，而正始之绪，截然不紊。”【38】
二、“汉道”内涵解析
清代诗论对《古诗十九首》所含诗“道”的探寻，最集中、最系统地体现在吴淇的《古诗十九首定论》中。
据《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通志》（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卷六十五）记载：
吴淇字伯其，睢州人，赋资颖异，十五习诗赋，清词丽句，往往惊其长老。为制举艺，不拘尺幅，落落有奇气。登顺治乙酉乡荐，壬辰南宫后，里居六载，益肆力于学，戊戌成进士，授广西浔州府推官，升江南镇江府同知，镌级归，构屋数楹，寝处，其中，与诸子侄口讲手批，夜分不倦，工填词，晚年声律益细，尤深于道家言，其论诗上下、古今、升降、正变，为时所宗，着文集若干卷。
据现有资料，其著有文集《雨蕉斋诗选》七卷、《粤风续九》四卷和《六朝选诗定论》十八卷。
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是一部以《文选》所选古诗为评论对象的古诗选本，其书“为时所宗”，“其持论精核，凡当世言诗之家，无以易其说也”【39】。其中的诗学思想在清代具有重要影响和价值。
何为“汉道”？“汉道”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翼奉传》中：“今汉道未终，陛下本而始之，于以永世延祚，不亦优乎？”原意为汉代的道统、国祚。唐宋诗人常以“汉道”指代汉代诗歌的精神特质。杜甫《偶题》写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宋代白石道人在《范大参入觐颇爱鄙作以诗谢之》一诗中曰：“问句石湖老，如将日指标。枯中说滋味，高处戒虚骄。颇喜唐音近，宁论汉道遥。正声今在耳，万乐听箫韶。”【40】以“唐音”、“汉道”区分唐、汉之诗，并开始推崇汉魏诗歌为“正声”、“正体”与“正宗”。
“汉道”是吴淇诗论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诗学概念，体现了其诗歌观念中的尊经意识与历史意识。其《六朝选诗定论》中选诗就以“合汉道则录，不合汉道则弃”为原则。吴淇如何理解“汉道”？在他看来，诗之体随时代而变化，一代有一代的专体，其曰：“夫诗之为体，因时而变，故一代之诗，必有一代之专体”，而“《三百篇》体不杂，盖一道同风之世也。汉诗体错出，惟五言纯平一朝之制；亦犹诸体备于唐，而独七言律为唐之专制也”。吴氏认为“五言古诗”乃汉之专体，而“七言律为唐之专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吴淇将诗歌发展分为三际，即“王迹”、“汉道”、“唐制”，并以汉道为核心，强调“故后世学诗者，须以汉道为本”，在吴淇的诗歌观念中，《古诗十九首》乃“诗之正则”、“汉道五言”之典范之作。其将十九首、古乐府四篇，合之苏李七首、班姬一首，凡三十一首尊奉为“汉道五言”，认为“建安之际，当徐父子，倡于邮下，群彦和之，于是曹、刘之坛帜韦盛，而汉道寖微矣。识者忧之，此古《十九首》之所由选也”。
吴淇虽将诗歌类别划为三际，但他认为：“汉道之于三百篇，迥以别矣，唐制原本于汉道，而分为两际者，譬之治道，三百篇犹之封建也；汉以后之诗，犹之郡县也。唐与汉虽均为郡县之天下，然世儒之论曰：汉制弘其纲纪，唐制详其节目，规模自是不同。其为诗也，亦如其治而已。”其《六朝选诗定论》在评韦孟《讽谏诗》时说道：“少陵曰：‘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汉道即指五七言，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吴氏区分了“汉制”与“汉道”，但认为“唐制原本于汉道”，“盖唐制虽自成家，然变本加厉，初亦不离汉道。故后世学诗者，须以汉道为本”。评苏李诗曰：“苏李古诗，组织风骚，咸折交质之衷；抒发性情，深合和平之旨，故可超赋凌骚，直接风雅。”评汉诗曰：“是以汉之诗取《离骚》之情，合三百之性，故美而可传也。”其所理解的“汉道”内涵为“汉道祖三百篇而宗《离骚》也”。说通俗点，汉道就是既能承继《三百篇》之性，又能体现《离骚》之情的诗学之道。
三、“汉道”的诗学价值
吴淇论诗有着强烈的尊经意识，其曰：“余之专论诗者，盖尊《经》也。”其在《古诗十九首定论》中认为：“十九首不出于一手，作于一时，要皆臣不得于君而托意于夫妇朋友，深合风人之旨。后世作者，皆不出其范围。”其以传统的“赋比兴”解诗，对十九首诗歌内涵全部都予“臣不得于君”的理解，与元代刘履《风雅翼》中《古诗十九首旨意》的解读相比，更加武断，过分强调诗歌的政治伦理作用，这自然有将文学的审美意义稀释之嫌。后人对吴氏的政道倾向不无批评。张庚在《古诗十九首解》中批评道：“睢阳吴氏说选诗大有发明，然穿凿附会，牵强偏执，在在有之；欲求醇者，什仅二三。”从文学与治道、文学与世事、文学与史论等关系看，吴淇的视野不可谓不开阔。他能从宏阔的时段划分诗歌以及诗学的变迁，与20世纪西方年鉴派史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应该说吴淇诗论的成就远大于偏失。张庚说吴淇“有大发明”，此话不假。吴氏以“君臣”关系喻解古诗，也真有“穿凿附会，牵强偏执”之处，但说穿凿牵强“在在有之”，似乎有夸大之嫌。在中国传统诗学赓续过程中，陈陈相因易，戛戛独造难。吴淇以“汉道”论诗，发覆创新，基本精神应予肯定。
《古诗十九首》研究源远流长。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阐释者代有其人，作出了巨大贡献。诗歌的谱系日趋完整，诗学的理论亦不断丰富。在某种意义上说，《古诗十九首》的探索过程是与诗教“情性”说同川并流的诗学传承。吴淇称之为“汉道”的“三百篇之性，离骚之情”，梳理的正是这样的流程。《古诗十九首》作为“五言之冠冕”，有其不可替代与超越的作用，情理协调的话语方式在《古诗十九首》中水乳交融。这样一种五言体式的古典诗歌滋养和激发了后世许多名人名篇，其所包孕的各种“遗传”价值“因子”或“拟子”已存活在后世文学文本之中，而且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如果说《古诗十九首》是“诗母”，那么“汉道”则是诗歌世界特别是五言诗歌母仪天下的风范。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各章节还会论及。
正如上一章第三节所谈，《古诗十九首》确如前贤们所认定，集中体现了汉风，也即本章所谈的“汉道”，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集中代表着纯人性诗的一种风范。我们赞同“汉道”说法的原因，还在于它彪炳史册，在中国诗学谱系中占据制高点，为中国诗学发展平添了一座不可企及的范本高峰。在这座高峰下，许许多多的后来者高山仰止，推崇备至。
【1】《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卷一百八十八，《列传》卷一百七十五、一百七十六，《文苑》卷三、四。
【2】成复旺主编：《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3】战国后期，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典籍。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六经中的《乐》经失佚，剩下五经，但人们仍习惯地沿用“六经”的名称。
【4】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页。
【5】《四库全书》《曹子建集》卷八；《齐谢朓谢宣城集》卷五《奉和随王殿下其十二》；《嵇中散集》卷五《声无哀乐论》。
【6】（南朝陈）徐陵著，（清）吴兆宜注：《徐孝穆集笺注》卷一。
【7】萧华荣：《刘勰与钟嵘文学思想的差异》，《中州学刊》1983年第6期。
【8】李天道：《“雅正”诗学精神与“风雅”审美规范》，《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
【9】葛晓音：《从诗骚辨体看“风雅”与“风骚”的示范意义——兼论历代诗骚体制研究的思路和得失》，《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三辑。
【10】齐己《送僧游龙门香山寺》：“君到香山寺，探幽莫损神。且寻风雅主，细看乐天真。”
【11】欧阳修《六一诗话》指出：“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
【12】金履祥：《濂洛风雅》。见《四库全书》总集类存目一卷一百九十一，集部四十四。
【13】（明）陈子龙撰，孙启治校点：《左伯子古诗序》，《安雅堂稿》卷三。
【14】（明）陈子龙：《皇明诗选序》。见《皇明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5】龚鹏程：《诗话诗经学》，《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6】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3～1359页。
【17】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
【18】钱志熙：《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9】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0】”在中国《诗》学史上，《孔子诗论》第一次对《讼（颂）》、《大夏（大雅）》、《少夏（小雅）》、《邦风（国风）》主旨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概括，虽然竹书作者的分类主题概括只有寥寥数字，但却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它关系到此后《诗》学体系的建立和儒家《诗》教观的发展。”见陈桐生：《上博简〈孔子诗论〉对诗教学说的理论贡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21】陈桐生先生认为，《鲁诗》受到战国中后期到秦汉之际文化学术界的一种诗风观的影响，注重“慎始敬终”，即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圣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22】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页。
【23】董乃斌：《中国诗学之渊源论》，《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24】张健：《尊古与崇律：对南宋后期两种诗学取向的历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5】张以宁：《送曾伯理归省序》。见《四库全书·翠屏集·卷三》。
【26】据《玉台新咏》所录，《古诗十九首》中的九首诗为枚乘所作，王闿运持此观点。见王闿运《王志》卷二。
【27】尊古卑律说属于理学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朱熹《答巩仲至书》中将古今诗歌划分为三等：“自书传所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
【28】朱易安：《明代诗学文献的文体形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29】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30】王行：《半轩集》卷八，《四库全书》。
【31】毛先舒：《诗辨坻》。见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32】（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见（清）王夫之辑：《清诗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23页。
【33】（清）王士祯著，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23页。
【34】“一片化机，不关人力，此五言诗之祖也。”评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其一。见（清）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3页。“苏、李诗言情款款，感寤具存，无急言竭论，而意自长，神自远，使听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也，是为五言之祖。”见崔松林校注：《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页。
【35】（清）吴淇著，汪俊、黄进德点校：《六朝选诗定论》，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62、77页。
【36】（清）王夫之著，陈新点校：《王夫之品诗三种：明诗评选》，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37】转引自袁震宇、刘明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38】黄子云：《野鸿诗的》。见（清）王夫之：《清诗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48页。
【39】（清）吴淇著，汪俊、黄进德点校：《六朝选诗定论》吴伟业序，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3页。
【40】《钦定四库全书·宋元诗》卷四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