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4)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一）国家实力有两种，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基础设施和军事实力等；而文化、制度、科技、传媒等则被称为软实力。相对于国家的硬实力而言，“软实力”强调的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
“软实力”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1990年首先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软实力”是通过非强制性因素，而被对方主动接受的文化力量。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究其内涵：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某国形象的赞赏与认可程度。
（二）“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并认真谋划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而在世界各国纷纷强调自身软实力的当下时代，中国的“软实力”作何评价值得世人关注。具体到国外对中国的评价，“软实力”提出者的看法较有代表性。2004年，约瑟夫?奈曾出版《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的著作，他认为同美国相比，中国的“软实力”微不足道。2005年12月9日，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一文，强调中国“软实力”的崛起正威胁美国利益，并呼吁美国采取措施遏制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可到了2010年5月5日，他在《美国市场观察网》发表《受困于清晰度缺乏》一文，再次回头找补两次文章间的差距。认为中国崛起的说法并不准确，用“再次崛起”才确切些。因为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历史上看，中国一直都是东亚的主要强国。但要和美国的强国资源抗衡，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即使中国GDP在2030年超过美国，中国的竞争力也敌不过美国。他说，事实上，从全球角度讲，中国不太可能成为美国的竞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也不能完全排除两国发生冲突的危险性。不过，正如克林顿所说，相对一个强大的中国，美国更担心一个虚弱的中国。这种分析比较地贴近实际。
处在一个全球化的相互依存的时代，无论是微不足道论，还是中国威胁论，都对中国的自下而上环境和国际形象十分不利。因而，如何打造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良好的国家形象，发挥应有的国际影响和作用，都是一个十分现实而迫切的重大社会课题。
（三）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物质与精神关系问题上，物质是第一位的。因而，对软实力的评判通常是与硬实力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延伸和补充。十六大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正日益提高。在经济、政治、体育、外交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好榜样。中国加强了向世界各地推广文化的工作，前往中国的留学生日益增多。电影、电视、文学、服装服饰等中国流行文化趋于活跃，中国体育选手在国际上也受到欢迎。在外交方面，中国对待东南亚、非洲、欧洲、大洋洲态度比较灵活，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与俄罗斯等国推进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合作；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上进行“穿梭外交”，主办六方会谈，等等，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这都有助于“软实力”的增加。
近些年来，中国在如何利用援助、贸易、投资等“软实力”外交策略来打消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疑虑，并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巩固彼此间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同东南亚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中国的“软实力”外交使其国际形象明显改善，民意测验和对中国的新闻报道都证明了中国“软实力”外交的成功。可以说，中国正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世界。中华文化内涵丰富，对外国人极具吸引力，“和为贵”的优良传统思想，尤其受到普遍的重视。中国顺应世界潮流，适时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具有相当强的感召力。这不仅有助于消解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引发的某些疑虑，而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
（四）“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动员能力。“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内外政治动员能力，也就是说，是一个国家对国内外硬实力的调动和使用能力。
任何国家的综合实力都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的，但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1991年苏联的解体是一个经典例子。“软实力”是一国的内外政治动员能力，即对国内外硬实力的调动和使用能力。1991年底时，苏联军事力量可与美国媲美，经济实力强于多数发达国家，然而由于其政府的内外动员能力丧失，导致国家解体，苏联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国家生存、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崛起都离不开“软实力”的支撑。当一国“软实力”丧失或被严重削弱，无论多么强大的经济实力都挽救不了这个国家衰败的命运。
硬实力的增强并不能自动地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即使一国经济非常富有，军事技术非常先进，但如果它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不道德的国家，它的国际动员能力仍会很低。日本目前号称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为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以百亿美元为单位大规模增加对外援助。然而日本政府要彻底推翻国际社会对“二战”历史的审判，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否认日本有战犯，妄说日本当年的侵略行径是“自卫”行为。这种公开否定历史的做法，遭致世界普遍反感，直接影响到许多国家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花钱也买不到足够的政治支持。布什政府执政后，美国的国防开支大规模增长，军事实力不断上升，而且经济也保持了高于欧洲的增长速度。然而，美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软实力”却开始下降。布什采取单边主义政策，发动伊拉克战争，与欧洲传统盟友关系恶化，与穆斯林世界关系紧张，国内反战运动兴起，布什政府的国内外政治动员能力都下降。随着“软实力”的下降，布什政府只好软化在伊朗和朝鲜两国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与此相反，中国虽没有与美日媲美的硬实力，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却让中国在世界上建立起良好信誉。当世界其它地区发生特大灾难时，中国纵然无法成为最大捐资国，却可以灵活地寻找符合自己国情的空间，成为第一个走出来表达关切之情的国家。在南亚大地震后，中国便是第一个向巴基斯坦派出医疗救援队的国家。坚持这种“第一关切”，必能不断增强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五）“软实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今天，通过中国节、世界年，越来越多的人们从文化中了解中国，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市长出面，高规格地向华人拜年，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文化在这里成为显示中国“软实力”的基础。它表明，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经济的崛起，还必须有文化的复兴。
有人说，继资源、管理、科技和人才竞争之后，当今世界已经开始了第五轮竞争，即文化战略的竞争，文化正在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文化，只有走出去，得到传播和弘扬，才能具有力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只出口电视机而不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或者说不出口中国的思想观念），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而没有文化内涵的输出，文化就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还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基本经验和普遍做法，美国包括影视、音像制品在内的视听产品的出口，已超过航天工业而跃居首位。我国人口众多，人均拥有自然资源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文化底蕴极为深厚，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发展包括出版物在内的文化产品出口，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保护型社会。
（六）经济实力虽然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经济发展并不必然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比较我国现有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我国的政治和文化实力的影响仍有很大差距。
“软实力”的发展如果跟不上硬实力的发展，我国就不能成为一个实力要素平衡的综合国力强国。我国与世界近百个国家有贸易和投资关系，经济实力已具有了世界范围的影响。同时，贸易争端也遍及六大洲。我国的政治实力影响范围则主要集中于我国周边地区，在我国周边以外地区的影响力还很有限。学习我国发展模式，进口我国电影，到我国留学，与我政府进行官员交流的主要国家集中于我国周边地区。军事实力是国土防御型力量，虽然我军也参加了远离本土的国际维和行动，但其军事保障能力还局限于我国边境附近地区，基本上不具备介入陆地邻国之外的作战能力。
在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下，许多人认为只要我国经济发展了，我们就能提高国内外政治动员能力。但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水平远低于现在，但国内动员能力并不低；70年代我国经济水平仍然很低，但当时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对我国非常支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上是上升趋势，但我国的“软实力”却并不是直线上升。2005年我国政府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后，我国的政治动员能力才出现快速上升的势头。
（七）提升国家软实力，重要的是加强国家的文化形象建设。国家的文化形象作为国家文化传统、文化创造、文化实力的集中体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精神风貌，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化消化力和创造力，也是一个国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良好的文化形象不仅是国家经济形象和政治形象的精神支撑，是国家宝贵的无形资产；而且还是展示自己的窗口，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对话、提升国家形象的平台。处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激烈竞争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不能靠贴牌生产、加工贸易走进世界强国之列。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不能满足于做人家的“硬件加工厂”的角色，要彻底改变对外文化传播的严重赤字和文化入超局面，在开拓国际经济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努力塑造与国家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形象。
目前，中国的文化实力特别是对外展示的文化实力仍然比较弱小。与中国对世界的了解相比，世界对中国了解却远远不及。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中谈到所谓的“中国威胁”时说，中国不会构成冷战时期苏联那样的挑战。理由是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军事大国，今后也不太可能成为军事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用来推进自己的力量，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八）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文明大国，中国要提升国家软实力，必须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要重塑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形象，首先应当坚持立足现实、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原则，有计划地系统而深入地审视、发掘、转化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发展、提高其中富有价值的进步内容，克服、剔除其中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落后内容，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并结合社会实际和时代发展，对传统文化以创新阐释和价值重建。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宏富的整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追求，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有着独特的民族特质。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丰富并自我更新的过程。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而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贵和尚中、仁民爱物、修己安人、天人合一、整体为上等，都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精神；就中国近代传统文化而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等，反映了新的时代的文化精神，是古典文化精神的更新和进步。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还是中国近代的传统文化，有些基本价值理念是贯穿始终的，比如，崇尚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自己：“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省吾身”，诚信，廉洁奉公，“慎独”；对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而不同”，“三人行，必有我师”；看待周围的事物：“天道有常”，“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等。这些基本价值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反映出中华民族文化特质。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在其数千年发展中，也逐渐积淀了某些不良因素，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例如，个人专断、宗法亲情、道德至上、反对竞争、轻视效率、贬斥利益等等，都是应当批判和剔除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转换必须汲取人类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特别是西方文化中的科技理性、社会理性和人文理性精神。让科技理性为科学技术进步提供基础；让社会理性为民主和法制建设提供依据；让人文理性为民族品格完善、人文精神重塑提供保障。用科学和理性的方法来审视周围的一切，用民族精神的重铸为道德和理想迷失的当下找到精神家园。因而，我们既要防止把民族文化复兴变成对缺少“求真”、“批判”、“实证”科学理性精神内核的儒学文化的复古，也要防止后现代主义泛滥，不能一味地把对现代科技批判当作文化建设的依据。在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中，在尊重并吸收那些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和民众认同的文明准则、价值观念，将它们作为建构新价值共识的重要资源的同时，凸显中国文化主体性，从传统文化与历史经验中引申发展出新的价值观，熔铸出具有现代性新质的文化来。其次要加强规划，明确目标，从维护我国文化传统、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的高度，加强国家当下的文化创造，不断提升中国“软实力”，在全球交融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
（九）传统文化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面性，弘扬传统文化切忌不可把传统文化的糟粕当作“软实力”。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阔大的概念，这其中有很多精华，例如对生生不息的渴望，对生存乐趣的演绎，对社会的责任，对自然的亲和，对友谊的追求，对亲情的眷恋，对道义的持守，对民族的融合，对心灵的升华，对未知世界的求解，对信息文化手段的运用，对智慧和知识的尊重等。与此同时，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存在着许多糟粕或不合时宜的成分，例如上尊下卑的奴性文化、和封建专制文化等。
如果我们要拿文化中的糟粕成份当成自己的软实力对外推广，那么，这些东西不仅不能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而且还会成为外部世界嘲弄和讽刺的对象，直接损害民族和国家的形象，成为文化对外传播和接收的障碍。它所形成的“软实力”效应肯定是负面而不会是正面的。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对外文化特别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展示，一定要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符合世界人民共同需求的优秀文化，以适应世人能够接受的传播方式对外推广，才能达到最为理想的社会效果。
（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优秀的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贡献，是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应有之义。中国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一方面是社会化大生产和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表现为各行业中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它是在市场化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交换的文化商品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文化产业不仅是一般性满足经济文化发展需要，而是对一种新型战略资源、战略市场的掌握，是新一轮全球范围内文化主权的争夺战。
由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规模小，在质与量上均处于弱势，这势必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而，发展文化产业要有战略思维，既要发挥后发优势，又不能操之过急、浮躁冒进；要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注重在本土文化中开发出适应现代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华品牌，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一是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制定产业发展战略。要集中力量开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的文化产品，重点培育战略性文化产业，迅速形成国家的优势产业。要加大国家资金扶持力度，鼓励国有和民营资金对文化产业的投资，按照经济规律和商业化运作模式，按照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文化企业为核心、以法律为基础的文化产业发展机制，放手让企业自主进行相关文化产品项目开发和制定相关的生产、营销的市场策略。改变我国文化产业资源配置过于分散、行业集中度不高、市场份额过分狭小的状况，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文化产业进行深度整合，特别是对容易整合、容易形成规模的产业给予优先考虑，要利用具有比较优势的文化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和产业优势，并最终形成文化产业的优势竞争力。
二是坚持以市场为基础配置文化资源，努力扩大文化产业的市场份额。市场经济必须重视市场、研究市场、占领市场，让资源占有方式主导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只管生产不管消费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增强文化产业开拓市场的能力。同时，促进文化产业领域对外开放，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借鉴引进国际先进的文化产业营销管理经验、技术、资金、人才和项目，大力开发和积极鼓励具有优秀民族特色、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文化产品和项目走向国际市场。
三是推动科技开发，提升文化产业科技含量。文化产业不同于单纯制造业，它实际上是个“头脑产业”，核心竞争力就是它的创造性文化。而实现核心竞争力的动力在于人才和科技。要培养和吸引一大批有文化、懂市场、富有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充分发挥新兴媒体、创意产业、动漫游戏等产业的优势，力争不断推出一批引领产业潮流的原创性文化产品，占据世界文化市场。要把扩大开放、引进技术与引进资金、调整文化产业结构结合起来，坚持以市场换技术，加大先进适用技术的引进力度，带动整个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要加紧开发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组建一批整合多种文化资源于一体的大型网站，建立大型中文信息平台，扩大网上中文信息量，抢占网络媒体制高点。采用高新技术手段，丰富舞台表演、影视制作、音像出版、展览广告的艺术表现和制作水平，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四是加快文化产业的立法进程，完善文化市场法规制度。通过规范的文化法规，建立配套有序的文化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和市场准入市场调节制度等，减少人为的即兴的随意操作，实现政府依法管理，企业依法经营，使文化产业逐步走向自律的、健康的、良性发展的轨道。
（十一）处在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期的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继而扩展到在全球建立和谐世界，对增强自身“软实力”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已是过剩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社会问题不是生产力低下，而是相关体制改革速度落后于生产力增长速度所导致的社会和谐不够的问题。仅靠提高生产力并不能解决社会和谐不够的问题。战国时期铁器已经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大大高于使用铜器的西周时期，但西周维持了相对的和平局面而战国时期却是战争频仍。美国目前的经济水平比北欧国家高，但美国的社会矛盾却远远大于北欧国家。建立和谐社会提高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需要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
解决国内社会的不和谐问题，事关提高政府国内政治动员能力，同时也是提高国际政治动员能力的基础。当别的国家认为某国是代表人类正义的、代表世界进步潮流的、代表历史正确发展方向的时候，该国对别的国家就形成了政治号召力，这就是国际动员能力。国际社会如何认识我国，也是能否有效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动员能力的基础。当我国的行为模式被国际社会肯定时，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动员能力就会上升，我国提出的建议就能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反之，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政治动员能力就会下降。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建立和谐社会提上工作日程，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对外政策目标和四项政策。当然在学术界，对如何在建立和谐社会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者之间实现平衡的问题上，也有人坚持认为提高生产力是社会和谐的主要基础，而没有意识到社会和谐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社会财富量的大小，而同时取决于社会公正程度，社会和谐的基础是体制改革跟上生产力的增长。因此，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是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推进体制改革，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贯彻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有效提高国际政治动员能力。提高我国国际政治动员能力需要改变现有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认识。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除了要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还要关注如何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扩大友好关系。埋头搞经济建设已不能适应我国提高国际形象和国际政治动员能力。我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已经有了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复杂性。过去，我国的经济规模小，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对别国的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受到一致欢迎。现在不同了，我国经济建设规模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对外国的冲击也越来越强。2004年中国贸易地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日本的贸易地位就得从第三位降下来。我国今后在国际上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崛起性问题，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抬头观察未来可能发生的摩擦和冲突，制定预防性策略，尽量减缓、消除他国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不安，切实解决双边经贸关系出现的问题。
中国古代先贤们有关以德服天下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只要我国将国内建立和谐社会与国际上建立和谐世界的政策协调起来，并且扎实有效地执行，迅速提高我国“软实力”是完全做得到的。
（十二）增强国家软实力虽然是个重大而迫切的社会课题，但建设过程中也应力戒“软实力”的过软与焦躁。日本近年来在推动“软实力”建设中的经验和失误值得我们借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终于熬过了“失落的十年”，经济的持续发展周期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候。但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并没有带来日本“软实力”的上扬，而“软实力”过软却带来了日本政治、文化的疲软和焦躁。
日本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的腾飞是有目共睹的，在物质上的跃进令全世界叹为观止。但物质的丰富并没有带给日本太多的精神财富积累，在文化、人文学科研究方面的低落正在蚕食着这个物质泛滥的现代化国家。 例如，以动漫为“软实力”推动日本走向世界，已经成为日本的国策。但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几个调查数据，却相当地令人沮丧。2003年，日本动漫出口到美国的金额为50亿美元，而2006年骤然下降到31.1亿美元。这说明以动漫推动国家“软实力”增长的作用不如想象的那样乐观。
商业手段不能直接促进“软实力”的提升，这就导致日本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令世界费解的焦虑和浮躁，他们要以参拜神社、修改和平宪法、派兵出国作战、发射间谍卫星等等，来凸显日本的存在。而一些大学教授也以发表对外强硬论一举成为媒体学者。但是，想以此来提升日本的软实力，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日本在一些国家心目中很难成为人们发自内心的受尊敬的国家。
（十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因而，在打造中国“软实力”的时候，我们既要有只争朝夕的历史紧迫感，又要沉着应对，审慎实施。既要制定科学而长远的宏观规划，又要有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一步一个脚印地稳妥推进。在对外文化交往的过程中，绝不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而是要以平等互利的准则、用他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设身处地地同别人沟通，以争取更多的理解、同情和欣然接受。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也要不断创造出能代表一个发展壮大起来的文明大国的崭新文化来，这样才能不断扩张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为人类文明做出新贡献。这也是我们在打造中国“软实力”时所应持有的基本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