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生长于蜀，长达二十五年，整个青少年时期是在蜀中度过的，巴蜀文化强烈地影响着李白的一生，塑造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性格、思维方式以及文学创作的风格，而李白又为巴蜀文化增添异彩，对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节 巴蜀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巴蜀是指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的山地以及汉中盆地、滇东北、黔西北、鄂西南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在这一地域形成的文化称巴蜀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巴蜀文化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经长时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四川盆地古称“天府之国”，四周由高原和山脉环抱，盆地中间的平原与丘陵土地肥美，水利发达，气候温和，比起同纬度的华东，夏天较凉爽而冬天较暖和，雨量充沛，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很适于人类居住。
早在人类起源的200多万年前，就有巫山人出现。在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有资阳人出现。到新石器时代，在距李白故居青莲不远的绵阳边堆山，有距今5000至4500年前的人类居住的遗迹。在李白访问道士的戴天山上大水洞中，有距今4500年前的人类活动遗址，与在成都平原的以六座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属于同一时期。特别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展示了独放异彩的青铜文明，可以与中原的殷周时期的文明并驾齐驱。远古传说“巴蜀同囿，肇于人皇”，之后又有古蜀国五祖：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的传说，这些传说与地下考古发掘可一一印证。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中原文化强烈地影响着巴蜀。秦始皇统一全国，实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中华文化的共性驾驭在地域文化的个性之上，但巴蜀文化仍然延续了一个时期。至汉代，全国出现了稳定的大一统局面，巴蜀文化逐渐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但共性不可能代替个性，巴蜀文化从思想意识、心理素质、思维方式、风习民俗等方面，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故古人说到巴蜀，总是视为“别一世界”，“人情物态，别是一方”，从西晋裴度的《图经》到唐代杜甫的蜀中纪行诗，直到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孟的 《四川游记》都一致认为巴蜀是“异俗差可怪”的“另一世界”。
关于巴蜀文化的特征已有不少学者论述。蒙文通先生在《巴蜀文化的问题》关于“巴蜀文化的特征”论述中指出：“词赋、黄老和卜筮、历数，这才是巴蜀古文化的特点。”又说：“自西汉末年直到晋代，师承不绝，都是以黄老灾异见长，共有三十余人，这在两汉最为突出。”这给我们很大启示，现将巴蜀文化几个侧面的特色加以探索。
巴蜀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从学术思想方面表现出“杂”的特色。
由于巴蜀为崇山峻岭所屏蔽，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相对独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自古被称为“四塞之国”。李白惊叹：“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但巴蜀文化并非封闭型的。由于巴蜀据长江上游，四川盆地水路交通方便，沿长江谷地可进行东西文化交流，沿岷江河谷可进行南北文化交流。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可与南亚、中亚与西亚联系。巴蜀不仅农业发达，工商业也发达，很早就有发达的“货贿山积”的工商业城市，具有开拓、开放性因素，有一种冲破盆地的束缚，拓展市场，求得新知的欲望。“从大的文化背景看，四川盆地处于长江、黄河两大文明之间，介于西南、西北民族交汇，东亚与南亚文化交流的走廊之上。各种文化的交融，使盆地就像一个水库一样，接纳各方文明‘来水’”，或者说四川盆地犹如聚宝盆，使巴蜀文化成为南北文化和东西文化交汇、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
早在巴蜀文化的初生时期，就与外域文化相交流，显示出开放性。考古发现，巴人的祖先是从鄂西清水流域迁入川东。蜀族中的蚕丛氏是从岷江上游，鱼凫氏是从长江中游，杜宇氏是从今云南北部，开明氏是从荆楚之地，先后迁徙来到川西，与当地土著结合繁衍的。“禹兴于西羌”，夏禹文化兴于西蜀而流播于中原及至东部吴越。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铜牌饰与二里头夏文化相同，与夏禹文化的西兴东渐说可以印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玉琮、牙璋与东方的良渚文化相似，表明东西部不同区域文化的特征交流和集结很早。三星堆青铜尊、罍等酒器和食器和中原殷墟是一致的，这说明它吸纳中原文化并与之交流。它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很早它就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传输的集散中心，三星堆遗址的海贝、金杖，表明与中亚、西亚及海洋文明有联系，这些都证明古代的巴蜀文化的开放性、复合性。
春秋战国时期，巴蜀与中原、荆楚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公元前316年，秦惠王伐取巴蜀之后，多次从北方向巴蜀移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原六国的富商大贾迁徙入巴蜀。东汉末，避难入蜀者数万，其中有不少士人。《三国志·蜀志》中入列传者，外籍人士34人，而本籍才17人。西晋惠帝时期，甘肃的略阳、天水有不少的人躲避战乱，举家南移，先至汉中，而后入蜀，这些移民后来都融合到巴蜀原住民中。
大量移民进入巴蜀，使巴蜀能兼容各种文化，博采众家之长，显示出杂交型、复合型的特色。从学术思想来看，巴蜀虽不似中原那样产生著名的思想家，但有博采众家之长的杂家。《鹖冠子》是战国时期巴蜀人所著。陆佃在该书加写的序言中说：“初本黄老，而末流迪于刑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该书“颇杂刑名，而大旨原本于道德”，将其归之于“杂家类”。在《风俗通义》中说该书作者是人，也就是嘉陵江一带的巴人，后巴为楚所灭，故《汉书·艺文志》称其为楚人。总之，可以说这本书是巴蜀地区的产物。尸佼曾为商鞅之师，协助商鞅变法，“商鞅被刑，佼恐并诛，乃亡入蜀，自为此二十篇书，凡六万言”。此书既有儒家思想，又有法家思想，《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于“杂家者流”。从战国晚期开始，巴蜀又是秦汉移民之地，这些移民带来了北方文化，使巴蜀文化显得更为博杂。秦王政执政，吕不韦获罪，勒令“其与家属迁处蜀……文信侯(吕不韦)饮鸩死，窃葬，其舍人临者皆逐迁之”。《华阳国志》载：“秦始皇徙吕不韦舍人万家于房陵(当时属于巴)。”这些被迁入巴蜀的舍人必定有参与《吕氏春秋》撰写的，该书是杂家的代表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裒合群言，大抵据儒书者十之八九，参以道家墨家之近理者十之一二”。这种杂家思想随吕不韦门客之迁入巴蜀，必然在巴蜀流传，对巴蜀的学术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在汉初黄老之术又传入西蜀。黄老之术形成于战国初期，它的思想特点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无所不宜”。这也是博采众家之长。
儒家思想传入巴蜀的时间较晚。汉景帝至武帝时，文翁在蜀首创地方官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汉武帝以儒家思想为全国统治思想，巴蜀也不例外。不过儒学在巴蜀并无深厚的传统，也无著名的经学大师。在巴蜀缺少一整套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的伦理道德观。《汉书·地理志》云：“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不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在《汉书·儒林传》所列27人中均无蜀人。西汉著名的蜀中思想家并未局限于儒学，而是善取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如严君平，融合道儒两家，“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筑于市，假蓍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移风易俗，上下兹和”。他既精通儒家经典《易》，又深钻道家经典《老子》、《庄子》，教人以儒家经典提倡的伦理道德，这就是融合儒道。严君平的弟子扬雄，思想总体上说是以儒家为主，但也并不局限于儒家，“不为章句，词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遍涉各家学说，把道家的宇宙观与儒家的伦理思想相结合，对诸子百家既有所取，又有所不取，既有所肯定，又有所批评。扬雄虽被后世称为“大儒”，而实际上他非单纯的儒家，而是杂采了各家之长。东汉时期巴蜀有几个儒者上了《后汉书·儒林传》，但他们也显示了巴蜀学术思想“博杂”的特点，如杨统及其子杨厚、任安、景鸾、段翳等，都是将当时流行的今文经、谶纬之学与巴蜀传统的黄老之术、卜巫、天文推步之术相结合，而形成颇具蜀地特色的地方之学。
唐代巴蜀杰出的思想家赵蕤是典型的杂家，《新唐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将赵蕤的著作《长短经》归为“杂家类”，谓其书“其源出于纵横家，主于因时制变，综核事功，不免于杂霸之学”。书中纵论诸子百家之长短，反对偏好某一种学说，主张全面研究各派学说，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变通取舍。在《长短经》中包容了儒、道、法、墨、兵、阴阳、纵横等各家之说，是名副其实的杂家。赵蕤是李白的老师，他对李白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政治上看，独立性、分散性、叛逆性很强。因其远离统治中心，中央政权鞭长莫及，又有既富且险的特殊自然条件，经济发达，可自给自足，地势险要，可凭险拒守，地方偏远，受正统思想之束缚较少，非正统化倾向明显。在政治上往往表现出自为中心、自成体系，“周失纲纪，蜀先称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是以蚕丛自王，杜宇自帝”。巴蜀在历史上多次成为称雄割据者的安身立命之所，或农民起义的据点。《华阳国志·序志》：“西土险固，襟带易守，世乱先违，道治后服，固逋逃必萃，奸雄窥觎。”在南北朝时期就有“蜀人贪乱乐祸”的说法。《通典》曰：“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土肥沃，少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又有“蜀中斗绝，易动难安”的说法。明人高岱的《鸿猷录》说：“蜀地与中原隔绝。昔人谓其先天下而乱，亦后天下而平。”明末清初欧阳直的《蜀警录》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郭沫若说：“乱是什么？就是革命……(四川人)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地方偏僻则离统治力量的中枢较远，中枢力量鞭长莫及，故能先天下而发难。物产丰富则能闭关自守，支持长久消耗，故可后天下而太平。”
从巴蜀的知识分子来看，素以出不遵礼法，蔑视权贵，豪放不羁，傲气十足，特立独行，愤世嫉俗，离经叛道的人物而著称。《汉书·地理志》说巴蜀文人“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隋书·地理志》说“薄于情理”，也即是说受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少，保持独立的人格，不愿做帝王的奴才。如司马相如敢于冲破封建礼教，偕自己心爱的卓文君私奔，后来又开起了酒店，卓文君当垆，司马相如跑堂，这都是惊世骇俗之举。司马相如被召入京后，不愿与东方朔、枚皋一样当成徘优畜之，“其进仕官，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职”，与汉武帝保持不即不离关系。严君平一辈子不愿做官，不与统治者合作，可以说是汉代的庄子。扬雄“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闭门著书，自守清贫，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梓潼士人李业面临白帝公孙述的征聘书和毒酒，他说：“名可成不可毁，身可杀不可辱”，毅然饮毒酒身亡，拒绝征聘。江原士人王皓、王嘉也是情愿自杀而不应公孙述征聘。李白之师赵蕤为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政治主张而多次拒绝唐玄宗征辟，在他的《长短经》中公然否定封建专制主义和“君权神授”的正统观念。总之，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造成巴蜀人蔑视官府，不愿做皇帝的顺民，富有反抗的精神。
从思维方式看，具有神秘诡异、浪漫奇特、想象丰富的特点。巴山蜀水，雄奇幽丽，奇峰峻岭，鬼斧神工，溶洞幽深，神秘莫测，云海佛光，虚幻缥缈，充满着原始的野性的神奇和诡秘，很容易联想起神仙鬼怪，令人产生敬畏之心，因而宗教气氛较浓。《汉书·地理志》：“(楚)信巫鬼，重淫祀……与巴蜀同俗。”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范文澜说我国古代北方为“史官文化”，“史重人事，长于事实”，南方为“巫官文化”，“巫事鬼神，富于想象”。几千年来，在神奇的巴山蜀水流传着许许多多仙与鬼的民间传说。这些神话传说多被保留在《山海经》、《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书中。其中有大禹出生和治水、古蜀帝王蚕丛与鱼凫、望帝化为杜鹃、鳖灵死而复生、五丁开道、李冰治水、二郎擒孽龙、苌弘之血化碧、彭祖、王乔成仙、廪君与盐水神女、巫山神女瑶姬等传说。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与神话故事相辉映的想象非常丰富，十分夸张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特别是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文物。如半人半神的青铜造像十分奇特怪异，有的眼球突出几十厘米，有的耳朵特别大，有的鼻上饰云雷纹，还有戴冠鸟足人像、人身鸟爪。最大的一尊青铜人高26米，一双夸大的手握有法器，说明他有通天的本领。4米高的神树，歇着太阳鸟，与《山海经》上说的“上通于天”，“沟通神灵”的“建木”可以相互印证。还有金沙遗址中的太阳神鸟金箔，中心为旋转的云气，周围是四只飞行的神鸟。这些有非常的想象力和惊人的创造力的青铜器，与中原造型凝重、写实的青铜器风格显然大不相同。这些考古发掘也证明了巴蜀地区自古巫术流行，巫风弥漫。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黄金面罩、金杖，各种青铜动物、植物、怪兽群像，以及大量象牙、玉器，均与降神、通神、祈神降福的巫术仪式和巫歌、巫舞有关，也足以显示出巴蜀巫风之盛。延及秦汉，巴蜀“巫鬼”崇拜盛而不衰。
谭继和先生说：“古蜀文化的内涵是重仙的文化，这是与中原不相同的。中原文化重礼化，它的文化元典是《诗经》。南方文化重巫，它的元典是《楚辞》。南方文化又可以分为若干区域，其中的楚重巫化，蜀重仙化，巴重鬼化，这是几种不同的文化想象力与不同的思维方式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