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出蜀后生活较长的地方就是楚。开元十二年(724)告别匡山，辞亲远游，乘船经三峡东下，过荆门、江夏，游洞庭，到浔阳，登庐山；访金陵，游扬州，浪迹吴、会之间；再回舟西上，由江夏溯汉水，过襄樊，走临汝，最后到了安陆。他的文才得到了当过宰相的许圉师的孙女的赏识，并与之结婚。李白与夫人许氏在白兆山的桃花岩下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他自称“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在此期间他以楚地为中心，漫游各地，干谒诸侯，求道访友，一直到开元二十八年(740)移家东鲁，才离开楚地。晚年李白从流放到遇赦前后(758—760)，又漫游江夏、洞庭一带。李白第一次成家在楚地，又长期生活、漫游在楚地，自称“我本楚狂人”，“少年落魄楚汉间”。可以说李白一生与楚地结下了不解之缘，楚文化对李白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第一节 楚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
近些年对楚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丰。不过对楚文化或荆楚文化这一概念的界定尚有争议。笔者认为楚文化是指产生和发展于古代楚地的一种地域性文化。它起源于荆山，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荆山即今湖北西部的武当山东南、汉水西岸一带，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兴盛崛起，楚文化与传统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相抗衡，其地域范围包括楚国强盛时期的疆域，覆盖区域扩展至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西至巫山，东至吴、越，北至淮河流域，东北端达山东南部，西南端达到现在的广西西北部。其影响波及整个南方，其中以两湖地区最盛，江西、安徽次之。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楚国虽被纳入统一的中国版图，但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继续存在，其影响延续到今天。只不过原来属楚国的地区，形成新的行政区域，这些新的区域在荆楚文化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自发展而形成新的地域文化，如湖北江汉文化(或继续称荆楚文化)、湖南的湘楚文化(或称湖湘文化)。湘楚文化与江汉文化都属于荆楚文化的重要支脉，它们都承传了以屈原为杰出代表的楚文化的主旨，不能从楚文化中割裂出来。
在历史上楚文化一直与荆楚文化同义，因为历史上荆、楚不分。《诗·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竹书纪年》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一，释荆：“楚木也，从草， 刑声。”卷六，释楚：“丛木也，一名荆也。”《广雅·释草》：“楚，荆也。”唐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看来，荆或楚，荆楚或楚荆联称，成为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一个特有的称谓，早已约定俗成，沿袭三千多年了，所以，荆楚文化即楚文化。此处论述的楚文化，又可以称荆楚文化，是指从古代至唐这段时期的两湖地区的地域文化。
楚文化具有与中原文化不同的特质，中原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它以哲理、思辨为特色。楚文化则体现为想象丰富、诗人气质浓厚，表现出一种浪漫与逍遥。
李泽厚、刘纲纪说：“北方的神话远逊于南方，其主要原因由于较早进入阶级社会、‘巫’ 更早被‘史’ 所取代。”胡适说：“越往南，文学越带有神话的分子与想象的能力。我们看《离骚》里的许多神的名字——羲和、望舒等——便可以知道南方民族曾有不少的神话。”范文澜先生曾说中国古代北方为“史官文化”，南方为“巫官文化”。“史重人事，长于事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又说“楚国传统文化是巫官文化，民间盛行巫风，祭祀鬼神必用巫歌，《九歌》就是巫师祭神的歌曲……楚辞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现。其特点在于想象力非常丰富，为史官文化的《诗》三百篇所不能及”。
楚国统治阶级迷信巫术是有传统性的。楚地民间盛行巫风，祭祀鬼神必用巫歌，《九歌》就是巫师祭神的歌曲。《吕氏春秋·侈乐篇》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春秋以后，巫风在北方各国就大大地削弱了，而这时南方的楚国巫风却很流行。即使实现了大一统的秦汉以后楚地的巫风仍盛，《汉书·地理志》“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 信巫鬼，重淫祀”。这一风俗一直保持到唐宋以后，唐人写的《隋书·地理志》 说荆楚“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元稹《赛神》：“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王建的《赛神曲》形象地描述了荆楚民间隆重而欢乐的祭神活动。清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为然。”总之，楚文化在民族心理层面的特征是亲鬼好巫、神人合一、力求浪漫，与中原文化敬鬼远神、力主现实形成鲜明对照。
在巫风很盛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楚辞》，其特点在于想象力非常丰富，且富有神话色彩。李泽厚先生在讲到《楚辞》的审美特征时也说：“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亦即感情的抒发爽快淋漓，想象丰富奇异，还没受到严格束缚，尚未承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从而不像所谓诗教之类有那么多的道德规范和理智约束。相反多原始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
屈原是《楚辞》的主要创作者，他一生留下《离骚》、《九章》、《天问》、《九歌》等许多不朽的诗篇，他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以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楚辞》既是楚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
楚人的先辈艰苦创业，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左传·昭公十二年》)。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受到冷遇，回来后立志发愤图强，在这块蛮荒之地，披荆斩棘，耕耘、繁衍、生息，顽强地求发展。历尽五百余年的艰辛，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到战国时期，楚国成为雄视秦、齐的南方大国。同时，楚人不断吸收、融合中原文化和南方蛮夷文化，创造了独特的能与其他地域文化并驾齐驱的楚文化。楚人在长期奋斗中养成了以民族利益至重至上的心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念祖、爱国、忠君十分突出。屈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在《楚辞》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至死不离楚国。战国是历史大变动的时期，“邦无定土，士无定主”，士人奔走各国，以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在这样的情势下，屈原虽在楚国受到排斥打击，经历了痛苦的折磨，却没有离开楚国，以致最后自沉而死。屈原以极顽强的精神坚持自己对人格理想的追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司马迁评论屈原其文其人时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第二节 楚文化与道家
一提到楚文化，必然要谈到老子与庄子。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就把老庄的道家与孔孟的儒家并提，称之为“孔北老南，对垒互峙”。孔孟的儒家代表北方文化，老庄的道家代表南方文化。有不少研究楚文化的著作中认为老子、庄子是楚人，因此道家发祥于楚地，楚文化以道家思想为主导。仔细研究起来，这种观点尚可商榷。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史记·正义》：“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陈国是舜的后裔，为周武王所封，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公元前479年为楚国所灭。老子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比孔子年长，曾做过东周守藏史，后西出函谷，不知所终。孔子去世那年恰好楚灭陈。这就是说老子绝不可能生长于陈国灭亡后的楚地。庄子也非楚国人。《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史记索隐》：“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此云庄周为漆园吏即此，按其城古属蒙县。”有学者认为宋为齐、魏、楚三国瓜分，蒙地归楚，故庄周为楚人，此说不确切。齐灭宋是公元前286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大约生卒于公元前380至公元前295年之间(一说生于公元前369年，死于公元前286年)。也就是说庄子在世时，恰好宋国还存在，他并未生长于楚国。再说齐灭宋之役，并没有魏、楚二国参加，也不可能分其国。据《荀子·议兵篇》：“齐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公元前284年，燕、秦、魏、赵、韩五国伐齐，魏国乘机攻齐国新得之宋地，楚国也乘机攻取原宋国的淮北之地。《汉书·地理志》说，宋灭后“楚得其沛”。庄周故里在宋之东北(今属山东东明县)，宋灭后应属齐，不可能归楚。因此，《齐鲁思想文化史》一书将庄子纳入齐鲁文化。窃以为将老庄纳入楚文化或齐鲁文化都不确切。老子生长于陈国，庄子生长于宋国，属于淮河流域，介于中国的北方与南方之间，也可以称他们为陈宋学派，属于一种独具特色的，不同于齐鲁文化与楚文化的地域文化。陈国与宋国都是弱小国家，夹在晋(后分为韩、赵、魏)、秦、齐、楚等强国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几百年的争霸战争，使陈、宋等小国处于被侵略、被征服、被奴役的地位，小国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宋国就发生过被楚军长期围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剧。平时他们要准备至少两份贡品，同时向几个大国进贡。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老子和庄子，产生了强烈的反战情绪。他们的学说代表了受侵略、被奴役的弱小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愿望。把他们说成代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也是不妥的。老庄反对争霸战争，反对统治者贪得无厌，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求得生存之道，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应对策略和“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老庄与强国的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老子最后归隐，庄子拒绝了楚国的高官厚禄，穷困终生。老庄生长的淮河流域，历来水患严重，深切感到水的力量。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道德经·第七十八章》)老子从他生活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感悟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弱者道之用”等哲理。由于老庄处于中国南北之间，因而既汲取了北方中原文化之精华，又受到南方楚文化之深刻影响，如道家文化中的神秘文化部分就受到楚地巫祝之风的影响。相比较而言，陈宋两国被楚国征服、侵略的时间更长，陈国后来又被楚所灭，曾一度成为楚之国都。宋国的一部分被楚占领，因而陈、宋两国受楚文化影响更深一些，道家学说又深深影响楚文化。在战国中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中发现了《老子》，这说明楚墓主喜欢老子及其学派，同时也说明道家对楚文化的影响，故有的学者把老庄的道家归入南方的楚文化也有一定道理。特别是庄子的散文体现的汪洋恣肆、奇谲瑰丽、气势奔放的浪漫主义风格和飘逸之美，与《楚辞》是一致的，屈原的《远游》与庄子的《逍遥游》，风格非常相近。从上述可知，楚文化中包容了道家思想，或者说道家思想影响了楚文化，但不能说老子、庄子是楚国人，道家产生于楚地。
道家的老庄学说是道教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在荆楚文化的氛围中，从东汉至隋唐，道教在楚地一直很兴盛。衡山、武当山都是道教圣地，还出过一些著名的道士，如修炼于衡山的司马承祯和随州的胡紫阳。古老楚文化中的自然神，如太乙、风伯、雨神、山神(山鬼)、水神、河伯等成为道教的神祇。楚地的巫卜之风也是道教的源头之一，可以说，荆楚地区是道教生长的沃土，道教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节 楚文化对李白的思想性格、创作风格的重大影响
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同属南方文化系统，楚文化重巫，蜀文化重仙，巴文化重鬼。它们的共同性都是想象力非常丰富，追求浪漫、不师故辙，冲破旧规矩的束缚，都属于发散型的球型思维。李白在接受巴蜀文化熏陶的基础上，很容易接受楚文化的影响。李白在蜀中“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博览群书，肯定已经读过《楚辞》，接触了楚文化，但这毕竟是间接的。李白在蜀中就很向往楚地，他说：“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观。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他生活于楚地十余年，漫游三楚大地，亲身感受楚地的风土人情，接受楚文化氛围的熏陶，对其思想性格、创作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白到了屈原的故乡，感受到屈原故乡人民对屈原的崇敬之情，对屈原更加崇拜。他在《江上吟》中表达了对屈原高度崇敬之情：“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在李白的眼中，权倾一时的统治者不过一抷黄土，功名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屈原的词赋才是光照万代的日月，永远发出绚烂的光彩。李白言及屈原的诗有十七首之多，倾慕其文学才华，赞颂其高尚品德，同情其不幸遭遇。屈原的志向高远、忠于祖国的献身精神；对黑暗现实敢于批判的精神；为追求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想象奇特、感情奔放的浪漫精神；“自铸伟辞”的创新精神，对李白的思想与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者说起到了导航的作用。
李白在蜀中已经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告别故乡时高唱：“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而他具体的人生理想正是在定居楚地后确立的，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成沧海。”李白为他的这一人生理想终生奋斗不息。他的人生理想吸收了屈原的积极入世的思想，要辅佐君王，使国家富强，天下安定。同时也汲取了道家“功成身退”的思想。老子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哉。”(《道德经·第九章》)李白在楚地最终定型了他的人生理想，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