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说他的先代“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与“范碑”上说的“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完全是两码事，前者在公元421年，后者在7世纪初，时间相隔近两百年。再查史籍：李暠的后代“遭沮渠蒙逊难”后，并无一人“奔流碎叶”。李暠的儿子“士业立年而宋受禅(420)……率步骑三万东伐……败于蓼泉，为蒙逊所害。士业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预，领羽林右监密，左将军姚，右将军亮等西奔敦煌，蒙逊遂入于酒泉……翻及弟敦煌太守恂与诸子等弃敦煌，奔于北山(今甘肃境内)……士业子重耳脱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后归魏为恒农太守。蒙逊徙翻子宝等于姑臧，岁余，北奔伊吾(今新疆哈密)，后归于魏”。逃往西北方向最远的李宝跑到伊吾，距碎叶还有数千里，而且后来又回来了。逃往东南方向的李重耳，倒是必经咸秦(长安一带)，与李白所述大体符合。把“奔流咸秦”说成是“奔流碎叶”，确实是穿凿附会。郭沫若先生把李白家世中的时间、地点各不相同的三件事硬拉在一起，对于魏颢说李白“身既生蜀”这一重要史料避而不谈，武断地作出了李白出生于碎叶的结论，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1999年3月30日，《中国文化报》刊《考古研究确认碎叶城位置》云：“一块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土的汉文碑铭，最近经日本学者释读考证，证实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阿克别希姆遗址就是唐代的碎叶城，亦即《大唐西域记》中玄奘所记素叶水城。”又说：“碎代城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出生地，它与龟兹、疏勤、于阗并称为唐代‘安西四镇’。”这段报导转载，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从考古上找到了李白生于碎叶的证据。其实我国学者张广达在《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5期上发表的《碎叶城今地考》，已经以丰富的出土文物为依据，详细论证了碎叶城即托克玛克附近的阿克别希姆城。日本学者考证的汉文碑铭，只不过为确证阿克别希姆城即碎叶城增加了一个证据罢了，丝毫也证明不了李白出生于碎叶城，迄今还没有一件出土文物能否定李白生于蜀中。
第三节 李白“出生条支”说质疑
刘友竹先生提出李白生于唐代的条支都督府，地望“在今阿富汗中都一带，其治所就是昔之鹤悉那，今之加兹尼”。其根据有三： (一)“李序”载：李白的先辈“中叶非罪，谪居条支”，因而李白也生在条支。(二)李白的《江西送友人之罗浮》、《赠崔咨议》、《千里思》、《赠崔郎中宗之》等诗中看出李白在怀念自己的出生之地——条支。(三)“条支与唐朝中央政府关系甚为密切，与内地的交通颇为顺畅，李白一家从条支返回内地的可能性甚大”。
“李序”的原意是说李白的先辈曾谪居条支，入蜀后才生李白。不能以其先辈“谪居条支”证明李白生于条支，而且“李序”中所说的条支不可能是指唐代的条支都督府。据《新唐书·地理志》载：“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龙朔元年(661)，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部属为州县。”
其中有“条支都督府，以诃达罗支国伏宝瑟颠城置”。《旧唐书·地理志》也有类似记载：“龙朔元年(661)西域诸国遣使来内属，乃分置十六都督府……条支都督府于诃达罗支国所治伏宝瑟颠城置……西域诸国自天宝十四载(755)已前朝贡不绝。”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乘机夺取陇右河西与安西四镇，中亚各国被大食征服，不再与唐朝发生朝贡关系，条支都督府也就不存在了。唐代的条支都督府从公元661年设置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实际存在不到一百年。李白的先世被流放时，西域还没有成立条支都督府，而李白病危向李阳冰口述家世是公元762年冬，条支都督府早已不存在。因此“李序”中说的“条支”不可能是实指条支都督府，而是“借言作西方极远之地说耳”。
李白是否把西域作为他的出生之地在诗歌中表现怀恋之情呢？笔者认为是没有的。
刘友竹先生举出《江西送友人之罗浮》中的“乡关渺安西，流浪将何之”的句子论证李白出生于安西都护府管辖的条支。这是误解了诗的原意。现将全诗引证如下：“桂水分五岭，衡山朝九疑。乡关渺安西，流浪将何之？素色愁明湖，秋渚晦寒姿。畴昔紫芳意，已过黄发期。君王纵疏散，云壑借巢夷。尔去之罗浮，我还憩峨眉。中阔道万里，霞月遥相思。如寻楚狂子，琼树有芳枝。”仔细玩味诗意，可以看出这个“安西”是指李白所送友人的原籍。前四句都是为友人说的，罗浮在岭南，故云“桂水分五岭，衡山朝九疑”。桂水、五岭、衡山、九疑山等地都是将要去罗浮的友人要经过的地方，而友人的原籍又在安西，去罗浮愈近则距原籍安西愈远，不能不勾起思乡之情。故云：“乡关渺安西，流浪将何之？”又由友人的思乡之情引起自己的思乡之情，希望结束自己的流浪生涯，在晚年“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故云：“尔去之罗浮，我还憩峨眉。”从这首诗中只能看出李白在晚年强烈地思念自己生长的家乡——西蜀。如果硬说他思念的故乡是安西，为什么后面又来一句“我还憩峨眉”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了吗？不顾诗的上下文含义，硬从中抽出一句作为李白生于安西的证据，怎么令人信服呢？
刘友竹先生还在《赠崔郎中宗之》一诗中抽出“登高望浮云，仿佛如旧丘。日从海旁没，水向天边流”几句诗，硬说李白的“旧丘”就在条支都督府，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看到“日从海旁没，水向天边流”的景色。其实李白的这首诗的主要思想并非怀念“旧丘”西域，而是抒发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忧愤之情，想与崔宗之一起退隐山林。“日从海旁没，水向天边流”的景色也并非是只有在条支才能看到的奇特景色。就按刘友竹先生的解释，“海”就是指“湖”，那么李白游过的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在日落时站在它们的东岸面对西方，不就看到了“日从海旁没，水向天边流”的景色了吗？恰巧在刘友竹先生说的条支都督府就看不到这种景色。《大唐西域记》载：漕矩吒国都城(即后来的条支都督府治所在地)“城周三十余里，并坚峻险固也，山川隐嶙，畴垄爽垲……城中涌泉流派，国人利之以溉田也”。看来此地在万山丛中，地势高而干燥，并无大江大湖。至于刘友竹先生文中提到的达什特纳瓦尔湖不过是条支都督府正西面约百里的一块沼泽地，而阿布依斯塔达湖离条支都督府直线距离还有一百多公里。即使李白生于条支，他也不会在五岁以前跑那么远去观赏“日从海旁没”的景色。
李白诗喜用比兴手法，有的以天马自况(如《天马歌》、《赠崔咨议》)，有时以胡鹰自比(如《赠崔郎中宗之》)，这不过是寄托其精神而已，不能以此推论李白就是出生在“天马”、“胡鹰”的故乡。杜甫不是也有以天马自况的诗吗？(如《房兵曹胡马》)难道我们能以此推论杜甫出生于西域？其实李白思念故乡的诗很多，离别故乡时写的《别匡山》表达了他对生育自己的故乡的强烈的爱恋之情，离蜀之后又写了三十多首思蜀、颂蜀、咏蜀的诗，可以看出他对故乡是朝思暮想，经常是梦魂萦绕巴蜀，这种思乡之情到晚年愈益强烈。在研究李白出生地时，我们不应当把李白大量的强烈的思念故乡巴蜀的诗抛开不管，而从他的诗中勉强地“发掘”出思念故乡西域的意思。
刘友竹先生说：“条支与唐朝中央政府关系甚为密切，与内地的交通颇顺畅，李白一家由条支返回内地的可能性甚大。”据《旧唐书·地理志》载：“西域诸国分置羁縻州军府，皆属安西都护统摄，自天宝十四载已前朝贡不绝。”从这里也可以说“条支与唐朝中央政府关系甚为密切”，但要说“与内地的交通颇为顺畅”却未见得。据《旧唐书·地理志》载，从长安到高昌5516里。据《大唐西域记》载，从高昌到漕矩吒(条支)约八千余里，这一万多里的行程中要爬过万千重高山峻岭，穿过许多浩瀚的沙漠。玄奘从长安到北天竺用了四年多时间。漕矩吒与北天竺相邻，假若李白的父亲真的是从条支都督府出发，在公元705年入蜀，那么李白生下不久就被带上了艰险漫长的途程，并且刚好这几年又碰上了“安西路绝”的情况。据《旧唐书》载，神龙二年(706)唐安西大都护郭元振上疏：“顷年忠节(阿史那忠节)请斛瑟罗及怀道俱为可汗，亦不得招胁得十姓，却遣碎叶数年被围。”《资治通鉴·唐纪》载：“长安三年(703)……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这场混战从703年延续到706年。在“安西路绝”的情况下，李白一家要从条支返回内地不是什么“可能性甚大”，而是根本不可能。总之，李白生于条支五岁入蜀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第四节 李白“出生焉耆”说质疑
在纪念李白逝世1220年暨江油李白纪念馆开馆大会上，李从军先生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点：“李白出生于焉耆碎叶，即今新疆境内博斯腾湖畔的库尔勒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他说，远在调露元年(679)，王方翼筑碎叶城之前，在焉耆一带就有一个碎叶国，还认为条支的地望当包括焉耆。因此李白的先世“一房被窜于碎叶”，“谪居条支”都是指的流放于焉耆，李白也就出生在焉耆。
在唐以前焉耆一带是否有个碎叶国呢？是否焉耆城又叫碎叶城？细查史料找不出这种说法的依据。《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晋书·西戎传》、《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北史·西域传》、《隋书·西域传》、《旧唐书·西戎传》等均作焉耆，没有说这一带存在一个碎叶国。《大唐西域记》称之为阿耆尼国，注明“旧曰焉耆”。阿耆尼是焉耆的梵化名称。释藏僧徒传记和行纪如《法显传》、《释氏西域记》、《高僧传》、《续高僧传》、《悟空行纪》等则作乌夷、夷，或作乌耆、与耆、乌缠。这都与焉耆音相近，在古音中“乌”、“焉”可以相通用。而“碎叶”同“焉耆”无论音与形都相差甚远，不可能焉耆又叫碎叶。又据《汉书·西域传》载：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并不叫碎叶城。中亚碎叶城之得名，完全是因为它在碎叶水畔，因水而取城名。焉耆距碎叶水一千多里，怎么可能取一个同碎叶城一样的名字呢？李从军先生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载：“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东至碎叶国五千里，西南至石国千五百里，南至拔汗那国千五百里。”又据《新唐书·西域传》载：“石国……西南五百里康也，圆千里，右涯素叶河。”推论此碎叶国地望在焉耆。《新唐书·地理志》关于东米国的这段史料是不足为据的。就在这一段史料之前说：“石国东至拔汗那国百里，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这个东米国究竟在石国东北千五百里还是在石国西南五百里呢？记载前后矛盾，肯定有错误。据《旧唐书》、《大唐西域记》等史籍记载，隋唐时期中亚的“昭武九姓”中只有一个米国，在康国之南百里。而无东米国的记载。怎么能根据一个错误的孤证来推论焉耆一带存在一个碎叶国呢？即使承认东米国之东五千里有个碎叶国，其地望也不在焉耆。据《新唐书·西域传》载的里程，从焉耆向西、再向西南到石国总共3250里，而石国还在东米国西南1500里，那么东米国之东的五千里早已超过于焉耆，进入了河西走廊，我们能以此推论河西走廊古代有个碎叶国吗？
王方翼在唐高宗调露元年筑的碎叶城是否在焉耆呢？对这个问题历来都有争论。殷孟伦先生对此作了翔实的考证，其结论是碎叶在中亚，焉耆无碎叶。说焉耆有碎叶城是对《新唐书·地理志》把王方翼筑碎叶城之事附记于“焉耆都督府”之下产生的误解。李从军先生不同意这个结论，他认为调露元年裴行俭平定阿史那都支叛乱和王方翼筑城都是在焉耆，“不可能是远在距西州二千里的中亚碎叶城”。笔者认为这个看法是缺乏根据的。中亚碎叶的地理位置在西域十分重要，既是军事要地，又是重要国际市场，自西突厥称霸西域以来一直以此地作为建牙之所，唐中央政权征服西突厥之后即在碎叶建镇，后来西突厥十姓可汗几次叛乱都是与唐争夺碎叶，唐王朝据有碎叶即可屏障安西以控制西域。反之，西突厥据有碎叶即可以威胁北庭和安西。吐蕃与唐争夺西域也在窥视碎叶，吐蕃几次攻打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境内)。就是为了“假道攻四镇”，公元677年“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煽动蕃落，侵逼安西，连和吐蕃”。其叛乱中心应当是中亚碎叶一带。据新、旧唐书与张说的《赠太尉裴公神道碑》载，裴行俭平叛是借打猎为名的“万骑云集”，“裹粮十日”，“倍道而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了都支，执送碎叶城。迅疾的骑兵奔驰十日，完全可以达到距西州两千里的中亚碎叶，绝不止到达距西州数百里的焉耆。既然在中亚碎叶一带平了叛，留下王方翼筑城，当然是筑中亚碎叶城，这里是控制西域的军事要地，不会退回一千多里在焉耆筑碎叶城。《旧唐书·王方翼传》载：“筑碎叶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伏隐出没之状。”可见此城规模比较宏大，结构复杂，而唐代的焉耆城却不是这样。据1928年黄文弼先生在焉耆实地考察，发现海都河南四十里的博格达沁有旧城一座，发掘有唐开元钱，证明此城为唐代遗址，城周仅六里，并非“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伏隐出没之状”。可见这里并非王方翼筑的碎叶城。
既然焉耆无碎叶，“李白出生于焉耆说”就失去了它的根据。
李从军先生说条支的地望在焉耆，李白的《战城南》中的“条支海”就是指焉耆附近的博斯腾湖或罗布泊。这种说法也是缺乏根据的。“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这几句诗虽有一定史实作根据，但不免有夸张成分，极言战争之频繁，范围之广大，不断地在北方和西方各少数民族居住的旷漠的地区进行不义战争。“条支海”不过泛指西部战场上的各湖泊，并非确指某一个湖，文学语言与历史记载必定是有区别的。要说《战城南》有其历史根据的话，那就是指“天宝元年……北伐，与奚怒皆战于桑干河”。“天宝六载诏仙芝以步骑一万出讨(吐蕃)……乃自安西拨换城，入握瑟德，经疏勒，登葱岭，涉播密川，遂顿特勒满川，行凡百日”。高仙芝与吐蕃作战在葱岭以西，与博斯腾湖相去数千里不能把条支海与焉耆硬拉在一起。
李从军先生据《史记·大宛列传》：“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常见。”说此条支指焉耆。这个说法恰好违背了《史记》传文的本意。焉耆在安息之东万里，而《史记·大宛列传》明明说：“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这个条支是指西临地中海的塞琉古王国。古代中国人相信极东有扶桑国，极西有西王母，均神仙所居，把西王母安置在条支，就是当时人心目中极西之地，《后汉书·西域记》也说条支“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这样极西之地，绝非指焉耆。其他史籍也查不出条支地望在焉耆的说法。总之，“李白出生焉耆说”是缺乏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