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们都十分怀疑，虽然李及这个人谨慎、，行为检点，但根本不是驻守边疆的将才，让他去接替曹玮的位置，恐怕不能胜任吧。于是大家都托韩亿大将军去拜见王旦，说明大家的意见和担忧。王旦知道韩亿来拜见他的目的，对于韩亿的话，王旦并不回答，只是说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韩亿几次想让王旦正面回答自己的题，可总是被王旦被岔过去。
后来，李及到了秦州，将吏们因为他不是将才，所以很看不起他。李及吩咐任务，他们都爱答不理的。李及也并不生气，总是乐呵呵的。就在李及上任后不久，秦州发生了一件事情。屯戍禁军中有个士兵大白天在街上抢夺妇女的银钗，官吏们抓住了他，将他带到李及那里。当时，李及正在屋中看书，就将那人叫到跟前，略略加以审问，那人服罪。李及也不再与下面的官吏商量，马上命令将这个犯罪的士兵斩首，随即又悠闲地看起书来。将吏们都很惊叹和佩服。因为他们想不到这个不是将才的李及竟然能够这样爽快地处理事情。
后来，李及的声誉传到了京城，韩亿听到后，就又去见王旦，将李及在秦州的事迹告诉给王旦，并且称赞王旦有先见之明。王旦笑笑说：“戍边的士卒干偷鸡摸狗的事情，主将将他斩首，这是很一般的事情啊，有什么好称赞的？我之所以使用李及，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韩亿追问说：“那您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王旦继续说：“因为曹玮在秦州任职多年，边境的羌族等少数民族都害怕他，佩服他，所以不敢轻易来捣乱，骚扰边境。曹玮处理边疆的事宜，可以说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假如我派其他人去，他们必然会自作聪明，大大的改变先前曹玮的治理措施，败坏曹玮的政绩。我之所以派李及去，就是因为他为人稳重忠厚，定然会遵守曹玮的事业罢了。”
韩亿愈发叹服王旦的见识和气度了。
用人点拨
作为一个合适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给合适的位置以合适的人选，合适最重要，而不是其他。比如王旦荐人，考虑的是秦州所处的边疆这个特殊环境，边疆戍守避讳政治朝三暮四，大局是安定，因此考虑接替曹玮职位的也应以安定为己任，办事稳妥、老成持重的人比较合适。这样的人并不少，王旦为何独独荐李及呢？因为光是办事稳妥、老成持重还不够，还要是曹玮边疆政策忠实的继承者，这一点才是王旦荐李及的根本，在这一点上，切忌逞强、骄躁、好大喜功等等被一般人所赏识的将才特征，相反，藏拙、内敛、韬光养晦这样的内在品质才是继承曹玮事业的最佳人选，而李及全部具备，这样看来，王旦之远见、王旦之远虑实乃选才的佼佼者。
择才者面对一个位置多个候选人的情况时，也要从合适出发考察人才的方方面面，既要对选手的秉性了如指掌，又要有一定的深谋远虑，考虑到环境的重要性，看看选手谁是该环境条件下的最佳生存者和适应者，只有综合考虑，才能够比较中肯地鉴别出合适的人选来。
小事不聪明，大事不糊涂
吕端，北宋初期幽州人。少时聪明好学，成年后风度翩翩，对于家庭琐事毫不在意，心胸豁达，乐善好施。一次，吕端奉太祖赵匡胤之命，乘船出使高丽。突然海上狂风大作，巨浪滔天，飓风吹断了船上的桅杆，一船人都十分害怕，吕端却毫无反应，仍然十分平静地在那里看书。
宋太宗赵光义时代，吕端被任命为协助丞相管理朝政的参政知事。当时老臣赵普推荐吕端时，曾对宋太宗说：“吕端不管得到奖赏还是受到挫折，都能够十分冷静地处理政务，是辅佐朝政难得的人才。”
宋太宗听后，便有意提拔吕端做丞相。有的大臣认为吕端“平时没有什么机敏之处”，太宗却认为：“吕端大事不糊涂！”
终于，吕端成为宋太宗的丞相。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吕端充分体现出机敏、的才能，每当朝廷大臣遇事难以决策时，吕端常常能较圆满地解决问题。
尤其是在关系到江山社稷大事上，一向不拘小节的吕端却反其道而行。
宋太宗至道三年，皇上赵光义病危，内侍王继恩嫉恨太子赵恒英明有为，暗中串通副丞相李昌龄等人图谋废除太子，另立楚王元佐。楚王元佐是太宗长子，，因残暴无道，太宗废弃了他。吕端知道后，秘密地让赵恒入宫。
太宗一死，皇后令王继恩召吕端来见。吕端观察到王继恩神色不对，知道其中一定有变，就骗王继恩进入书阁，把他锁在里面，派人严加看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见皇后。
皇后受王继恩等人怂恿，已经产生了另立楚王元佐的意图，见吕端来，便问道：
“吕丞相，太宗皇上已经去世了，让长子继承王位才合乎道理吧？”
吕端回答说：“先帝立太子赵恒，正是为了今天，怎么能违背他老人家的遗命呢？”
皇后见吕端不同意废除太子赵恒，默然不语。
吕端见皇后犹豫不定，立即说道：“王继恩企图谋反，已经被我抓住。赶快拥立太子才能保天下安定啊。”
皇后无可奈何，只好让太子赵恒继承皇位。
太子赵恒在福宁殿即位的那一天，垂帘召见群臣，吕端担心其中有诈，请求眷恋听朝。他登上玉阶，仔细看了一番，确认是太子赵恒才退了下来。随后，他带领群臣山呼万岁，庆贺宋真宗赵恒登基。
卷帘确认了是自己拥立的皇帝才肯行礼，吕端确实是大事一点不糊涂。
忍耐平时的小事，但对于重大问题的细节却一点也不忽略，所以才能圆满地处理问题。
用人点拨
吕端小事不聪明、大事不糊涂，这样的人算不算人才？如果纠缠于旁枝末节，那么吕端肯定是不拘小节、糊涂马虎、毛病缠身，选择这样的人办事怎么能够放心呢？所以单看用人者怎么用了，如果转移他做小事的蠢才，把他用在做大事上，那么这个人就是相才。从蠢才到相才，一念之差，就在于用人者的择才观是怎样定位的。一念之差，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一念之差，也可以折了夫人又赔兵，大意失荆州。
这就要求择才者充分把握人才能力短与长、主与次的矛盾，使人才扬长避短，超常发挥。不仅如此，还要充分认识到人才的特质，知道人才是干什么的。比如姜子牙有治国之才，可是却连面粉也卖不好；林肯的总司令格兰特将军才华出众，却嗜酒贪杯……历史上许许多多名人都有十分笨拙、不如常人的地方，然而这就影响了他们光辉的明亮了吗？就黯淡了他们运筹帷幄、统领天下的英雄本色了吗？显然没有，择才者要学会从蠢才中挖掘出将才，从垃圾中挑出金子，这才是择才中最精彩的炼金术。
忽必烈访隐逸成霸业
元世祖忽必烈生于１２１５年，４５岁即位，在位３５年，终年８０岁。忽必烈登基前所处的时代，是蒙古汗国建立后，向外发动掠夺战争的时代。其铁骑几乎踏遍了东自黄海、西至多瑙河的广大亚欧地区。由于蒙古贵族落后的奴隶主意识和游牧生产方式形成的偏见，在战争中只知抢掠屠杀，不识农桑生产。因此，曾一度使许多国家蒙受灾难，甚至灭亡。当他们入侵中原大地时，依旧兵锋所至，焚掠一空。甚至还有人主张把汉族人全部杀光，将中原变为牧地。这一论调，直至忽必烈即位后方被制止。
忽必烈原是一位只知杀掠的马上英雄，因为其母唆鲁禾帖尼颇信道教、佛教，在和僧道交往时，接触了许多为避战乱而混迹僧道中的汉族贤士，并受其影响，汉化较深。忽必烈也随之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宗教界名士往来密切。所以，当汉族大政治家、学者、诗人、散曲家刘秉忠以出家人身份去漠北时，不但受到忽必烈召见，还充当了忽必烈的最高顾问，“久侍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刘秉忠告诫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并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忽必烈很受教益，非常崇拜唐太宗，并深刻认识到“人才乃治之本”、“天下治乱系于用人”。于是，他开始了多方面的访贤问治。
当时，基于种种因素，中原各族名流在蒙族入主中原后纷纷隐逸山林僻壤。为延揽治国安邦之士，忽必烈偏重访隐逸，并“诏求山林隐逸名士，所在官司，县以奏闻”。而且，一经发现，便以重礼相待，或委以重任，或安置于“集贤馆”内。
一日，忽必烈访得柳城理学家姚枢是位德才兼备者，便立即派人召聘入公署，向他询求如何定国安邦。姚枢便讲述二帝三王之道，还将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汇成八目：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忽必烈如获至宝，即刻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封他为宣抚使，全权负责访求天下隐逸名士。不久，蒙古军出征江南，占领德安，俘虏了一些人。姚枢从中发现了赵复非同寻常，即带其北上，委任其做了太极书院中讲授程朱之学的讲师。
保州人王谔，原是金朝状元，时属河北名流，颇有影响。忽必烈闻讯后，特派赵壁、许国桢专程聘请。王谔来后，忽必烈竟对他“朝夕接见，问对非一”。王谔也将其所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和盘托出，令忽必烈极为感慨地表示：“我今虽未能即汗，安知他日不能行之耶。”
陵川人郝经，家中贫寒。他白日上山砍柴，夜晚读书，是位饱学之士。金亡后，迁居顺天。忽必烈闻知他颇有才学，便召他到自己的藩王府，问他经世安民之道。他则劝忽必烈趁宪宗刚死之机，北还争位。忽必烈顿开茅塞，即刻北还，及时赶到，比较顺利地达到了预期目的。
忽必烈四处寻访隐逸贤士，获得了极大成功。用人点拨忽必烈成就霸业的原因与他四处访贤分不开，不过真正帮助他成就霸业还不只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求贤，而是他正确的选才策略。他选才不是通过考试等知识层面的考察，而是采用“清谈法”，通过问经世安民之道来了解人才，了解政治。这样的交谈可以说抓住了选才的核心意义，就是说你选才，不是拿人才当作点缀，也不是拿人才填补职位空隙，更不是拿人才像使唤家畜一样来使唤，人才对于当道者来说就在于他指点江山，帮助当政者定国安邦，经世安民之道在人才手中运筹帷幄，这样的择才才是共谋大业，才是一针见血，是择才的指南针。
刘向将交谈作为择才的方法，他说：“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才，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该法有四个明显的优点：一是面对面的交谈，可以获得丰富的感性知识；二是可以灵活、主动地掌握谈话议题，以便及时、深入地了解情况；三是有问有答，可以迅速交换意见和看法，及时沟通感情和认识；四是可长可短，达到目的为止，容易操作。
择才者不妨借鉴忽必烈的方法，面试时直奔主题，直接问对方你对公司、的发展有何建议和看法，也可以算是“经世安民之道”的翻版。只有抓住大问题、大环节，才能看出对方的韬略、见识和胸襟，择才者不对有关企业生存之道感兴趣，而局限于琐碎的知识填鸭，这样做不是太过狭隘了吗？
朱元璋的民意测验法
朱元璋的择才观跟以往的君主都不太一样，以往的君主都是通过举荐、咨询、私访等途径来得到人才、选拔人才，朱元璋却是用“民意测验法”来选拔人才。什么是民意测验法呢？就是看一个官员好不好，别人说了不算，老百姓说了才算，要是老百姓说这个官员好，朱元璋就提拔他、任用他，要是老百姓这个人贪污受贿、仗势欺人，朱元璋就罢免他，还惩罚他，严重了就杀头，这一套选拔规矩含糊不得。
朱元璋说：“大家都厌恶，只有一个人喜欢，未必是贤正；大家都喜欢，只有一个人厌恶的，未必是奸邪。这是因为大家都是出于公心，从一个人的角度出发的是私心。”
：“正直的人所作所为，给公家办事不会借此为小家谋私利，在衙门也不行贿受贿，执法的时候也不会因为私情徇私枉法，而奸邪的人却相反，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
朱元璋不仅说到了，而且做到了。
在统一天下之后，朱元璋开始着手整顿吏治，因为法令不完善，不少官吏被错捕。但经所辖人民为他们申辩和请求，朱元璋就赦免了这些官吏。有的被错捕的官吏因为朱元璋在调查时发现其政绩卓著，反而升了职。朱元璋认为，官吏的好坏，其治下的群众是最清楚的，如能让群众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就可鉴别官吏的好坏，也可使官吏不敢胡作非为，不至于冤枉好官，错用坏官。
明太祖严于吏治，凡太守、县令贪赃残酷的，允许百姓赴京告状。赃物赃款达到六十两银子以上的，斩首示众，还要剥下皮、塞上草。各府、州、县衙门之左，特建立一庙，用来祭土地神，并作为剥皮场，名叫“皮场庙”。官府主管座位旁边，各悬挂一个剥下来塞满草的人皮袋子，使为官者触目惊心。法令整饬严肃，百官职事卓有成效。
用人点拨
朱元璋的公心论是他制定民意测验法的核心，他想真理一定是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一个人说好，这个人不算好，千百个人说好才算好；一个人说坏，但是千百个人说不坏，这个人就不算坏。用这个朴素的道理，朱元璋确实抓住了实质、识别人才的要害，伸张了公心的正义，大快民心。
选拔人才为什么要选择民意测验法呢？因为人才总是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既然英俊贤能之人，藏身在农耕、捕鱼、商贾之中，只有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才会对人才了解得更深刻，对人才知道得更全面。如果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肯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人才脱颖而出。
建成纳谏重用冤家谢叔芳
谢叔芳原是隋末长安尉，为官清廉，只因下面几件事，成了唐初原太子李建成的冤家对头。
李渊攻打长安时，谢叔芳为保卫隋朝京都，拼死抵抗，射中了李渊之子李建成的坐骑，致使建成落马，险些阵亡。以后，谢叔芳终被反隋军所擒，李渊令斩叔芳，为儿子报一箭之仇。
谢叔芳立而不跪地说：“我射太子坐骑，是为了保卫隋朝江山，绝不是为自己。
齐桓公能重用刺杀过自己的管仲为相，你们为私愤处死一个忠于自己皇上的忠臣，难道你们得了天下以后，不要人家忠于你们吗？”
李渊有感于谢叔芳的话，随即赦免他的死罪，叫他续任长安尉。但李建成的内心还是对这一箭之恨耿耿于怀。
有一天，建成内弟乘车上长安街游玩。车夫因多喝了酒，鞭马过重，马狂奔失控，压死了四个正在嬉戏的小孩。建成内弟也被颠出车外，摔成重伤。谢叔芳将车夫处了死刑。并认为乘车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将建成内弟责打五十杖。
这件事却惊动了建成的妻子。原来，她的几个哥哥都在战场上阵亡，这个弟弟是她娘家留下的独苗。她听到从车上摔成重伤的弟弟还要挨五十杖，料定有死无生。便哭求丈夫说情，为她娘家留下这根传宗独苗。建成无奈，愿出千金为死者抚恤，要叔芳免刑。
叔芳不同意免刑，仍命手下责打建成的内弟。不料打了五十杖后，这个已受重伤的坐车人果因伤上加鞭，一命呜呼。建成岳父得知后，一口气喘不过来，也一命归天。
建成一下子死了两个亲人，一气之下，将叔芳捆绑起来，准备处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