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口令”，又名“吃口令”“急口令”、“绕口令”。按《辞源》解为：“将双声叠韵或音近的字词编连成句，取其拗碍口舌，急速念出，容易出错误，作为谈笑的资料。”
话剧演员，据说特别是相声演员，为了使自己口齿伶俐，发音清晰，咬字准确，作为语言训练的一种，念“拗口令”几乎成为日课，每天都要念一念诸如“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溜一条鳎麻……”等“拗口令”的。
演员们也并不成天念“拗口令”，听众坐在剧场里，大概也不愿意整个晚会，听来听去全是“拗口令”。因此，这种挺特殊的表演手段，也只能偶一为之。听多了会感到头痛，虽然，说“拗口令”者本人，也并不轻巧。
讲话不宜“拗口令”，做文章则更不宜“拗口令”了。然而偏偏时常拜读到这等“拗口令”式的文字，好像作者存心跟读者过不去似的，发誓不让可怜的读者一口气地、顺顺溜溜地读完。非要别扭不可，非要佶屈聱牙不可，非要你头痛不可！其实，文学作品，或批评文学作品的作品，或由此总括起来上升为称之文学理论的作品，本意是要让读者读的，不让读又何必写出来呢？但还要写，还要你不痛痛快快地读通、读懂，真是有些居心不良了。
三十年代的作家，也有人喜欢这种时髦。“小布尔乔亚”，“普罗列塔里亚”、“烟司披里纯”、“淡巴菰”这些字眼，经常在作品中出现，俨然成为一种时尚。似乎在作品中没有这类生冷怪僻的，其实完全可以用中国话说明白的词汇，拿今天的观点看，就不够新潮了。后来，这些挺洋气的词儿，渐渐销声匿迹了。如果今天哪位作家在他的小说里写一个人打电话，说“他拿起了德律风”，准会有人猜想这位作家神经大概出了点问题。然而当时作家一本正经地用这些词儿——包括很有名的作家在内，这大概也是历史的必然。
人到底一代比一代聪明，如今喜欢这种时髦的，已不再以音译外来语为手段了。而是“多方位”地引进，造成了令人头痛的“新名词轰炸”现象。尤其新潮批评家的文字，本来可以用普通人都能听懂的话写明白的事情，一定要用科技语汇，外文直译语汇，以及重新排列组合语汇，乃至杜撰的语汇，说得使人莫名其妙，甚至要费半天劲翻成普通话才能猜出作者想说些什么。大概后人读今人的这类文字，如同今人读前人“他拿起了德律风”的文字一样，会莞尔而笑吧？
人类语言的发展过程，正是由于新词汇不断出现而丰富起来。例如“激光”，“电视”，“录像机”或“录音机”，乃至于绝对的外来语，所以被承认，被接受，大概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律在制约着，否则就难以理解那些生造的、杜撰的甚至一时风靡过的词汇，为什么自生自灭了。老百姓人微言轻，但也有其厉害之处，无论你的“拗口令”式的文章，写得怎样空前绝后，他可以不买账。所以，我们古代有位大诗人相比之下，要明智多了，写完以后先念给一位老妈妈听听，视其反应，再作定夺。
当然这是一种办法，但也不是惟一必行的办法。不过一扫那种“拗口令”式的别扭文风，少一些轰炸，少让人头痛去服用索密痛，写些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普通话，岂不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