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墨脱支教，出于三年前的愿望，没想到这个心愿如今实现。经校长仁青罗布同意、墨脱县教育局批准，我在背崩小学支教一个月，担任音乐老师。我走进这间小学，大门左右有两块竖立的木板，用藏文和汉文分别写着“墨脱县背崩乡上海印钞厂希望小学”和“背崩乡完全小学”，这两块牌子的背后，隐藏着一条历史线索。校长仁青罗布给我讲述了这间学校的历史：这间学校建于1976年，当时在校学生只有25人，只有仁青罗布一个老师。宿舍和教学楼各一间，还是竹木结构的。到1979年，学生有30人，竹木结构的房子换成了木板房，多了一个老师——桑阿曲杰（现已是墨脱县教育局长）。1987年，开始修筑石头结构的教室和宿舍四间。学生增至70人，老师有4人，分别开展了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教学。到了1998年，上海印钞厂的离休老人陈真已到古稀之年，却不畏艰难险阻，千里迢迢，翻越四千多米的多雄拉雪山，来到背崩乡小学实地考察。最后，在这全国唯一一个未通公路的墨脱县创立第一所希望小学——“背崩乡上海印钞厂希望小学”，捐助60万元人民币，修建教室、学生宿舍和食堂。当时学生132人，老师9人，开设了一到五年级的教学。到现在为止，已经修建了食堂和学校围墙，学生接近350人，老师增至20个，可以开展一到六年级的正常教学……
我的脑海中浮出一些影像：仁青老师站在三尺讲台，台下30双目不转睛的眼睛；陈真老人的身影，鹤颜白发，蹒跚着翻越多雄拉雪山；学生挨个在传递砖头，脸上全是水泥灰，笑的时候，露出干净洁白的牙齿。校长说，学校门前的那条小路，是老师和学生亲手修筑的。我已经看不见修筑时，留下的汗与泪。我只听见不远处传来的朗朗读书声。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完成一个30多年的梦想。我想象着，在不通路的情况下，一砖一瓦完全是靠背夫背进来，他们要来回多少次这“令人听此凋朱颜”的生死之路，他们被蚂蝗咬过多少口，要翻越多少次雪山，要经历多少次死里逃生？我不知道这其间有多少背夫永远埋在雪山下。我也不清楚，每一块砖下，包含多少汗水和血泪。在这条道上，我感受到人的渺小，而自然的法力无边。这间学校不断地改变，我看到时间发出断裂的声响。有一根白发，从仁青校长的额头上悄然萌芽。
仁青校长，为这间学校付出了人生最宝贵的30年。从25个学生，到现在300多人。从一个老师，到现在20多个教师职工。他的肩膀上，扛着300多人的梦想。这一路走来，他不断披荆斩棘。其中的辛劳，难以一言而尽。2005年背崩乡遭遇暴雨、泥石流，他亲自到地东村（背崩乡的一个村）组织自救。返回学校后，顾不上喝一口水，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为无家可归的村民和孩子捐粮捐物；教职工的伙房长年失修，遇上刮风下雨，就成了“水帘洞”，校长无偿地捐出自己准备新建伙房的备料；为了学校的发展，他经常东跑西要，上下奔波，为学校筹集资金购置学生的铁架床，让孩子们告别了睡地铺的历史；当得知考内地班要考计算机知识，他又一次犯愁，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考试不“吃亏”，他找单位，跑部门，要来五台电脑，连夜请来民工，千叮万嘱，要把“宝贝”运进学校；每年，他不顾年迈体衰，坚持翻越巍峨的高山，为了粮食的背运。
这间学校，成如容易却艰辛。而其中的艰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从一排教师宿舍走过，全是以石头做外墙，里面是木板。那被时光打磨得发亮的木门，上面吊着一串白色的鸡蛋壳，在阳光下特别耀眼。木板的灰暗，与阳光的强烈对照，鸡蛋壳闪闪发光，构成一副极具美感的图画。副校长和老师特别热情，给我空出一间房子。房子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他们又为我张罗铁床、被子、枕头。得知我在写作，还给我搬来长方桌子。晚上，校长和教导主任还招呼我吃饭，满桌的好菜。虽然都是城市显得很不起眼的菜式，但在这里，可以算得上是饕餮盛宴了。房间里没有电插板。第二天，懂得电工的老师给我的房间安装好一个四孔的电插板。这里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物价很高。一桌一椅，来之不易。他们的安排，让我感到人情的温暖，如三月春风。
学校现在还没有洗澡房，这里的孩子都是到河里去洗澡。对于女老师来说，洗澡的确是一件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里的9月份天气还是很热，午后往往汗流浃背。前几天还能擦擦身算了，最后，终于忍受不了满身的臭汗。我知道身体已经发动了最后的警讯，强烈要求洗澡了。在一个晚上，等孩子们都睡了，周围没有灯，黑漆漆的。我与一个女老师，悄悄地跑到全校唯一的水池那儿。一人把风，一人洗澡。冷水很凉，水直接往身上冲，激得我不由得尖叫了一声。怎一个冷字了得！这样洗澡，总是有种不安。害怕此时有人走过，看见一丝不挂洗澡的老师，未免成了墨脱地区一桩“艳照门”。匆匆洗完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回宿舍。这样的洗澡，可谓是大胆。后来，这样的洗澡方式，已经成了习惯，就不再害怕，一个人也敢去洗了。现在听说学校准备修建洗澡房，有热水供应，于这里的老师和孩子来说，实在是期盼已久的事。
这里的老师，都是自己做饭。几天下来，我的确很好奇，这里既没有市场，也没见过卖菜的贩子，菜是哪儿来的呢？后来才知道，原来隔一段时间，便会有村民背黄瓜、青椒等蔬菜到教师伙房来卖。老师们往往买好几天的。村子里若要杀猪、杀牛，也会来学校提前通知一声，然后预定好要几斤肉，按照预定的时间，一大早就要到村民家去买。若去迟了，也许就要空手回来了。所以，在这里的商店，你总能看到一些肉类罐头，猪肉的，牛肉的，这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一下伙食。这里的物价很高，通常是内地的3到5倍。最奢侈的一件事，便是在大汗淋漓的时候，到商店买一瓶10元钱的冰冻可乐。这里无论是矿泉水，还是可乐、雪碧，都是10元钱，而且都是一口价，谢绝还价。这里的鸡更是要150元一只，让人不得不感慨内地的物价水平真是低。物价昂贵也倒算了，有钱也未必买得到东西。我为了一张充值卡，跑遍整个村子的每一家商店，寻寻觅觅，最终还是失望而归。被迫停机，最后还是通过朋友在网上给我充值，才恢复了正常通讯。
在这样的地方过生日，也是第一次。这里物资匮乏，山里人家，想奢侈一下都难。买一瓶10元钱的可乐，只当是生日礼物。一个刚认识不久的门巴男子，送我一个热水瓶，顿时让我热泪盈眶。他得知我的生活少不了热白开，常常在路上遇见我在老师的伙房里挨家挨户地找热水。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件礼物。在内地显得微薄，但在这里却觉得有一份千里送鸿毛的情意。
在背崩支教，住简陋的房子，吃清淡的菜肴，身体遵循着一种减法原则，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想到周国平所说：“自古以来，一切贤哲都主张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目的就是为了不当物质欲望的奴隶，保持精神上的自由。的确，一个热爱精神事物的人必定是淡然于物质的奢华的，而一个人如果安于简朴的生活，他即使不是哲学家，也相去不远了。”我当然成为不了像周国平那样的哲学家，但我恍如走进了荒蛮岁月，褪去长居城市的外衣，融入当地生活。每天教书、洗衣、阅读、写作。在山中待久了，觉得自己俨然成了一个村姑，粗布麻衣，呼吸晨昏，俯仰天地。内心丰富安静，精神丰盛自足。身体与泥土皆是洁净的，雅鲁藏布江在我怀里安妥睡着，发出轻微的鼾声。
割谷子
每年，背崩小学的孩子们都会参与边防官兵们的两次劳作。一次是插秧，一次是收谷子。今天，和官兵、孩子们收稻谷。
九月的阳光，格外刺眼。官兵们和孩子分工合作，有的在割禾，有的在打谷子，还有些孩子在负责捡拾地下的稻穗，将稻穗收集起来，抱到打谷机旁。孩子们个个忙得汗流浃背，大汗淋漓。官兵们给我发了一瓶冰凉的饮料，看到孩子们还在默默劳作，扭开的瓶盖，又盖回去。我走到其中一个孩子身边，对他说：“来，休息一会儿，喝口水。”四年级的孩子很害羞，他似乎没听见我说话，又继续做事。我又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遍，他似乎觉得不好拒绝，只是轻轻地抿了一口，抬头望了我一眼，又低头做事了。我又拿着饮料，走到第二个孩子跟前，低身问道，“来，先停一会儿，喝口水”。这个孩子有些木讷，不愿多说话。只是接过饮料，喝了两口，就还给我了。我又走到另一孩子的跟前，说着重复的话。但这个孩子的反应是：“老师，我不渴，您喝。”我看着面前这个小男孩，那种不容置疑的目光，内心忽然百感交集。后来，在我的强制要求下，孩子们不得不服从命令。一个孩子首先喝了小小的一口，递给下一个，每个人都不敢喝多，只是轻轻地抿了一口。十个孩子下来，最后回归到我手里时，还有整整一半。孩子们的反应，让我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事实上，他们每个人的神情，是多么渴望一口气喝下这冰凉的饮料。可是，他们又那么害羞、慷慨、懂事，将饮料还给我，而他们喝官兵提来的一桶凉白开。在阳光下，看着他们一口气喝下一大碗凉白开，酣畅淋漓的情景，让我热泪盈眶。
有个小男孩在割稻穗的时候，不小心割破了手指，血从指间流出。身边的黄老师看见了，连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药箱，用碘酒清洁，擦上红花油，用创可贴封好伤口。我问：“疼吗？”小男孩笑笑：“不疼。”他衣衫褴褛，衣服不知道洗过多少回，颜色掉得一干二净。衣服上沾染过无数的泥巴和牛粪，与他笑起来露出的洁白牙齿形成鲜明的黑白对照。他微笑着看着我们，似乎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细致的照料。乡村里的孩子，比城市里的孩子多了一份坚强。他们很少哭泣，很少说“疼”这个字。当城市里的孩子，还在妈妈怀里撒娇的时候，这里的孩子已经扛起一担子粮食，跟着背夫走出大山。或许这里的大山大河，从小给予他宽阔的生命态度。巍峨的多雄拉山，赋予他们勇敢与自然抗争的坚强秉性。
我站在那里，有一种光荣感，是因为有这么一群可爱的学生。
我尝试拿起镰刀，一把抓起疯长的稻穗，用尽力气，很难才把它割下来。孩子们在一旁，看着如此生硬的动作，不经意地笑出声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自己握镰刀的姿势不正确，以致力气用得不到位。其中一个女孩，拿起镰刀，在我面前，慢动作地向我展示整个割禾过程。动作是那么熟练、利索。我不由得反省起自己，在农活面前，倒成了一无所知的懵懂孩子。是的，自我懂事以来，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土地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镰刀，打谷机，更是相见不相识。这里的孩子不同，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干农活是生存本领。他们的祖祖辈辈便在这里繁衍生息，靠的就是几亩田地。当外面的乡村逐渐进入现代化农业时代，而长期封闭的背崩乡还保持着古老的农耕方式，至今仍存在刀耕火种、小农经济、自供自给。而城市人，已经习惯依赖经工厂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现成的、包装好的商品。它们脱胎换骨，与之前的样子割断了联系。我们无从寻找到之前的来路，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在烈日当头下劳作“背灼炎天光”的辛劳，也难以得到慈悲和怜悯之心。长久以来，我们对乡村的全部臆想，来自于书本的认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这都是一种静止式的想象，代表着过去。我们错误地混淆了时态，将山村朴素的岁月当作是过去式，而将自己的生活，当做现在时。物质主义的现代迫使我们在同质的生活中奔波，而与异质生活隔绝开来。连我们的记忆，对过往的生活也一无所知。“城市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但又必须吸纳大量的农产品。它离不开农村，而农村却又未必需要它。”我们被困在城市樊笼里，土地，庄稼，农具，锄头，这类词语除了完成自身的存在性之外，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毫无关联。可是，当我们卸去华美的包装，褪去了外衣，我们所食用的、穿着的，都与土地紧紧相连，密不可分。
现代化的生活，总是断绝与过去的来往，带着决绝的意味。城市不断的发展，让我们离大地越来越远。乡村，在人们的眼里，是贫穷、落后、肮脏的代名词。人们恨不得远离乡村，趋之若鹜地投奔城市。其实，乡村的形象早在“五四”时期，就被一度地妖魔化。在鲁迅的文章里，乡村是要被扫荡的对象。他对乡村的表达，充满了阴暗、愚昧、痛苦和绝望。他对故乡的唯一态度就是“我明天决计要走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怎样的留恋”，“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近百年来，先进分子为设计出中国美好的蓝图，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走进新时代的有力武器，无疑，乡村遭到前所未有的掐杀。古老的中国，一切的艺术都是在乡村里胚胎、发芽的。陶渊明的田园诗，庄子、老子、道家的哲学。而“五四”的曙光，和“文革”时期的一把怒火，将所有乡村，及其传统的东西，都视之为恶魔。但事实却是，现代社会里的城市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安稳的乐园。城市乌烟瘴气，物欲膨胀，人心叵测，邢小利曾这样阐述：“在城市，享受和攫取的欲望比乡村强烈百倍。因为城市每时每刻都面对着潮水般新鲜好用而又赏心悦目的物质，同时也给人洞开着各种享受的方便大门。这些物质能刺激起人的所有欲望，这些方便之门能激发起人的深层窥探欲望和冒险欲望。”大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人们都无法避免沦为奔波的奴隶。如沈从文说：“城市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触碰声音光色过分疲惫，加之睡眠不足，营养不良，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之外，别的感觉功能有点麻木不仁”，“从医学观点来说，好像有一点病”。
城市里的人，进行的是一种加法生活，人们都在用物欲构筑自己的囚牢。加法生活导致了整个生活的危机，包括精神危机、道德危机等，使我们的生活陷入虚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西方哲学家，尤其是尼采，他提出整个社会都崩溃了，要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整个生活。所以西方人现在开始反思，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所追求的人的欲望和过于强调人生活享乐的合理性，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破坏性的结果。而乡村里，遵循的是一种减法法则，过着简朴的生活，烟火人间，饮食男女，春耕秋收，冬雪夏雨。男耕女织，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在动荡不安的城市，我们的精神应该朝向古老传统的乡村，如沈从文所说，“在变化无常的时空中，必须以一些恒定的价值与其对抗，以避免自身的泯灭，而那个恒定的价值，便是美的人性，是民族的美德，是治事做人的正直素朴的老一套优美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