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木心
一条遥远的路
很多事情，似乎都发生在我五岁那一年。
那是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年，唐山，从一座被夷为平地的废都渐渐有了一丝生气，人们在努力淡忘伤痛的日子里开始重建家园，新城市规划井然有序，似乎能在一片旧伤中踮脚望见一座新城拔地而起。我的外公在一家的水泥厂担任总工程师，住单身宿舍，吃单位大食堂，独自一人在唐山生活。
那一年，已经退休的外婆在天津照顾子女，只能赶在偶尔外公返津的周末做上一桌可口的饭菜，待到外公返程之前，再装好几饭盒菜，让他回到单位后还能尽量延长家的味道。那时的交通还没有那么便利，我猜想外公从单位坐车到火车站，乘火车到天津再换车抵家单程少说也要六个小时，在没有双休日没有高速路或动车高铁的年代里，连接两座相邻城市的是一条遥远的路。
我没有见过爷爷，家人提起他的机率也不多，据说是闯关东多年之后，携家人从河北来到天津。记忆中，奶奶很瘦，因为脚小走起路来晃晃悠悠，更多时候她总是盘腿坐在床头。外公祖籍在湖北，年轻时曾到日本留学修读建筑。外婆是无锡人，大家闺秀，曾在学校里教书。尽管他们早已从南方迁居至北京，但家中很多生活习惯还是保留了南方的方式，比如对祖父母的称呼就沿用了南方的叫法。我的母亲出生在北京，因为是头胎，当时家人特意找来请来了林巧稚医生帮助外婆生产。一九六四年，那时还未曾相识的我的父母分别从天津出发去了新疆。直到我五岁的那一年，他们带我从边疆小镇，辗转千里举家返城到了唐山，和外公一起生活。
外公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人，这种严格反应反映在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上尤甚。忘记是哪一年了，家里有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记得每天晚上新闻前，总会有一段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从电视机中飘出来，每到那一刻，外公总是要求我肃立不语，直至旋律结束。幼时的我极为不解，为此好像还与外公争执过。去年十月去泰国在清迈逛周末市集，人头攒动的小巷子窄窄长长，我手拿一个旅行枕正在问价，忽然察觉漂亮的老板娘，肃立不语，面朝远方，再暗自打量周边人，也同样的不语而立，侧耳远方正飘来一段旋律，我立刻反应过来那应该是泰国的国歌。那一天那一刻，在那个熙攘的市集上，我想起了很多，说不出这行为是一份热爱、敬仰还是习惯，只是待我懂得那年的外公，已过了三十年。
对于如我一样在七零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是在随父辈走南闯北中长大的，学校里的同龄人就大多如此，面对操着各种口音的同学，好像任何一种乡音都不会显得突兀。一种腔调背后不一定是一片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土地，但一定是一段记忆，一段长时间的生活记忆，就像普通话字正腔圆的我的母亲，和迁居异地很多年乡音难改的我的父亲。离开新疆之后，我在唐山长大，偶尔去天津看望一众亲友，而熟练掌握普通话、唐山话和天津话的我，依然很难找到那种传说中的归属感。
从家坐公车到火车站，再坐火车到天津，再坐车到家，这一条当年外公经常往返的归家之路，在成长的记忆中走过无数次。每逢年节，父母会带着我，拎着大包小包去天津看望外公外婆和我的奶奶，而这一条路，也越走越短。十六岁后的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独自走一遍这条路。印象中从家到火车站要坐一小时四十分钟的公共汽车，如果时间比较紧张，可以坐小巴车五十分钟左右到达，多数情况下这取决于售票员每站揽客的时间长短。那一条路上的每一个停靠站，当年我都如数家珍，像是闯关游戏一样，一关关前进。
一般是周日中午，母亲会把做好的菜分成两份，一份装在的一个大号的铝饭盒里，另一份盛到盘子里放在餐桌上。铝制饭盒家里有好几个，上面刻着商标。平日里，父母会带好一盒菜，再用一个空饭盒装上米，到单位洗米、放水，然后在饭盒上系上代表的自己的颜色绳子，将饭盒放进单位锅炉房旁边的大蒸柜，到中午带块毛巾，把蒸好的一满盒米饭拿走。有时候为了给我多带一些好吃的，母亲还会再加一个中号饭盒，上面有一个“尽”字，那是外婆的名字。待到饭菜温热，饭盒没有那么烫手的时候，父亲会把两到三个塑料袋一层层套在饭盒外面，然后系牢固，以免菜汤洒落，再装到书包里。
不是每个周末都会有这样的场景，但每次回家的时候一定会是这样的告别流程，没有人制定，但每个人都会按照这个流程执行。吃完午饭，母亲会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厨房，这个时间父亲带着打气筒去楼下检查自行车的前后胎是否气量充足。最后检查一遍是否有什么需要带的东西还没有被放在包里，收录机里传出电台午间的点歌节目，有人打进热线说，你好，主持人，是我吗？真的是我吗？
蓝色行李包被父亲放在那辆绿色飞鸽二八自行车的后架上，父亲推车走在前面，母亲跟在后面。从小区到车站这一路上，父母会和遇见的各种同事、邻里打招呼，好！是啊，送他去车站，回学校。我不说话，微笑、点头算是礼貌的应答。
面对火车站右手，有一个庞杂的货运区域，其间的一条小路可以绕过安检直达火车站台。在到达站台前的拐弯处，常聚集着学校里不同班级的同学，大家心照不宣地在火车出发前想办法混进上车的人群里，然后分散到不同的车厢中，尽管这些十六七岁的伎俩过于幼稚，但这似乎成为了回忆中扮演成熟的唯一乐趣。当然，每个人的方法各不相同，有长相老成的同学，会穿着家长的铁路制服，拿一个破烂的黑皮包，假扮通勤职工；也有拉帮结伙的同学，完全不会心虚胆战，反而大大方方有说有笑地进站上车，因为他们知道越放松自然越不容易引起注意；当然，也一定有有备而来的同学，手拿一张站台票，假装进站送人，骗过乘务员上了车。这是周末返校最刺激的挑战。如果幸运，这一路不会有任何人过来查票，若被查到就乖乖地补一张票，并可怜兮兮地说，自己是刚刚那一站才上来的，以免被补一张全程票。经过经验积累和信息共享，一般看到某个列车员或者列车长，就会知道这趟车会是什么情况。再乖的孩子，也会心存侥幸，宁愿逃票省些吃小炒的餐费，也不会每周自掏腰包往返学校。两个小时后，列车抵达终点站，天津。
下车不出站，走过长长的地下通道，直接坐上另一趟慢车，慢车会在半小时后发车。放心，不会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查票，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放松地卸去伪装，开始聊天、打牌、吃饭、逗趣……慢慢的，一整列车厢，汇集了不同方向、不同口音、不同年龄、性别及样貌的人。车开动，十五分钟后抵达车站，129一二九公里。这是天津近郊的一个貌似无人看守的火车小站，步行五分钟，进入校门，人群退潮一般即刻消失在不同的宿舍房间里。这是十六岁后的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独自走一遍的路。
二〇一四年春节，老同学开车接我参加聚会，我又一次走了这一条很久没有走过的路，路边的农田大多变成了别墅或者公寓楼，当年坑洼不平的土路也变成了城市迎宾大道，似乎摇晃着昏睡在路上的时光，谈笑间就可以抵达了。熟悉的都已陌生，就像飞驰的年代里，我已无处寻觅那小小的站台，和站台上的渺小的自己。就像每一座城市都曾是异乡，每一个异乡都将亲如故乡。
时间会带我们去
一
曼谷至西安的航班终于开始登机了，在廊曼机场等候多时的乘客们正恋恋不舍又归心似箭地依次排队通过检票口，大多数中国游客对这个亚热带旅游国家充满了好感，他们在这里大口呼吸、大胆暴晒、大肆消费，摆足了中国人现如今生活不错的架势，几个拎着大小购物袋的女人正急急火火的从免税店结款台往登机口赶来，满载而归的霸气丝毫不输往返于深港两岸的职业水客。
选择在泰国度过新年后的第一个假期，让人感觉到了一种物超所值的放松，一周的时间都用来在安静清幽的小镇里闲逛，每天所有和工作甚至情感相关的琐碎，居然可以在另一种温度和湿度的环境中被完全稀释，甚至溶解得毫无影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越是放松他人越容易沉浸在往事中，那些曾经交集于年少时的故人，像是一个个老家具上的漆痕，时间愈久印记愈淡，最后只剩下一个近乎陌生的名字。休假结束，本应该直接返回北京，却因为廉价机票的诱惑，让我果断改道直飞西安。
等几个肥鹅般的血拼女匆匆上了飞机，最后几个乘客才不急不缓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我穿着人字拖不急不慌地和他们一起通过检票口上了飞机。进舱找到座位坐下，把随身携带的护照包转到胸前，调整了一下座位上方的空调档位，然后找空姐要了条毛毯搭在身上，准备小眯一会儿。座位后舱有两拨女乘客正隔空喊话，她们操着道地的陕西话在讨论汇率，并算出刚刚购物的价格与国内价格的相差额，最终得出“今天赚大了”的结论。闭着眼睛，听到这些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不知道为什么，我不但没有反感竟然在心底生出一丝亲切。睁开眼，在胸前的小包里翻出手机，在通讯录中上下划动着，最终我的手指定格在“关娜”的名字上，停了几秒钟，发了条短信：明天一起午饭，鹏。然后关机，戴上了眼罩，进入一片无光的世界。
二
大港？二百吧，走不走？行！快点就行！从天津站出来，我在路边挑了辆面的，直奔大港。时间紧迫，我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油田酒店，不然很可能会错过李纯的婚礼。在车上看了一下时间，上午十点刚过，算了算应该没问题。说来很奇怪，天津的婚礼都是下午吃酒席，为什么偏偏郊区就要和其他北方的城市一样中午办婚礼，害得我一大早就从北京赶过来。算起来这还是第一次去大港，在天津读书和工作这么多年，好像李纯也从来没有邀请过，虽然在学校时四个人那么要好，但关于李纯的家庭背景，我却知之甚少，只是知道他是油田子弟，母亲在油田小学当老师。
黄色大发在天津市区七拐八拐之后终于驶入一段宽敞顺畅的道路，两旁的建筑变得稀疏起来。周六结婚请务必到场。几天前，手机里突然冒出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您是？李纯！想了想，上一次见到李纯应该是差不多四年前的一个夜里。那天我刚刚下了电台的直播节目，正要骑车回家，接到李纯的电话，说刚好来市区办事儿，想见见。我约他就近在师大西门的韩国烧烤摊儿吃肉串、喝啤酒。还是你好啊！跳出来了，不像我每天下班就是打台球、喝酒、打架，这辈子估计要死在铁路了！听李纯这么说，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喝了口酒说，李纯，能不能不放弃你自己？你想做什么没人拦着你！
那一年，日剧《东京爱情故事》正在热播，李纯、刘犁、关娜和我，四个人从不同的地方考进同一所铁路学校，学校在天津近郊，平时大家没什么娱乐活动，于是每个人的想象力都不断被激发着。差不多每天早晨，我会在学校广播站放Beyond的《大地》，把音量调到最大声，算是给大家吹的起床号；李纯最爱在校报上写诗，把自己想象成徐志摩“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刘犁和关娜不喜欢这些太过文艺的腔调，他俩一个是拈花惹草让学校的女生们爱恨不能的三上健一，一个是活力无限每天在学校体育队里摸爬滚打的小鹿纯子。
那时候，可真美好啊！尽管在当时的认知里，被圈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过着僧侣般的围城生活，是对青春的践踏和人性的折磨，但有时候躺在宿舍上铺的被窝里，我也常想，到底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被逼上学海断崖的高考生？还是在广东小工厂里没日没夜加班的流水线工人？自己对人生的设定是什么？父母替我的规划又是如何？到底是谁在操控着生活？
他们三个人都是父母单位在铁路学校的委培生，所以毕业那年，大家也就顺理成章都回了原籍就业。李纯在油田铁路做行车工人，刘犁回了唐山在矿务局铁路做信号工，关娜回了陕西的地方铁路。我不是世袭子弟，和铁路非亲非故，在家附近的小火车站煎熬了几年，最后还是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坚持停薪留职到了天津。虽然读书的时候几个人不在同一个班，但凑在一块儿特别聊得来，这个不具任何交集的小团体一直被外界加以各种猜测和评论，而其他人又很难被接纳成为团队的一份子，以致得出四个人关系错综复杂的传言。就在这样的关系之下毕业，从离校那一刻耍酷的不告而别到各自想念的写信忆当年，再到后来渐行渐远各自疏离，好像一切都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想到这儿，心里更是难受，我拿起桌上的杯子和李纯碰了一下，什么也没说，一饮而尽。
那天晚上李纯没少喝，回去的路上扶着这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走得特别费劲。别人不联系你，那是他们自卑！你不在铁路了，你还是我哥！是不是？舌头都喝短了的李纯一边大声说着酒话，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他俩不联系你就是不对！多少年了也不见见！我没有说话，但心里很清楚，人和人往往就是如此，心里一点儿微妙的变化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说不出口的习惯，这习惯慢慢会把本就天各一方的人之间那点残存的情感吞噬殆尽。
转天醒来已近中午，头疼欲裂，看看李纯已经不知踪影，留了张字条：哥，最近我出了点状况，不过应该会很快就解决了，放心。从你这儿拿了四百块钱，日后奉还。李纯。
面的一路狂奔，视野里开始出现一个个巨型的磕头机，远远看上去像是广漠大地上的玩具特别不真实。十一点三十分，出租车最终停在了油田酒店的大门口，远远看过去大堂前的地面上满是鞭炮的红色碎屑。结完车费，我匆匆往酒店里走，迎面在大堂门口撞见一张很熟悉的脸，好像是李纯他们班的某个人，却始终想不起那人的名字。按照指引牌上的方向一路找进去，在最后一个牌子上看到了李纯和新娘的婚纱照，李纯高大帅气酷劲十足，新娘小鸟依人娇羞如花。
站在摆满酒席的宴会大厅门口，目光穿越一桌桌形态各异的宾客看到典礼台上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正在发言，没说几句就哽咽了，李纯从旁边走过来，用手拥住了她，自己拿手绢擦了擦眼睛。远远看过去，他变化不大，西装笔挺还蛮精神的，只是好像没了当年的锐气，或许是因为胖了些，整个人显得温和多了，头发有些长，都快把一只眼睛挡住了。在层层叠叠的酒席之间，我不停地寻找、辨认着一张张喜庆中的脸，没有关娜，也没有刘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