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渭渠
《源氏物语》是日本古典名著，被誉为日本物语文学的高峰之作，有日本《红楼梦》之称。实际上，它比《红楼梦》问世早七百余年，是世界第一部长篇写实小说。作者紫式部的名字，不仅永载于日本文学史册，而且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她选定为“世界五大伟人”之一，也享誉世界文坛。
紫式部出身中层贵族、书香门第世家，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博览其父收藏的汉籍，特别是白居易的诗文，很有汉学素养，对佛学和音乐、美术、服饰也多有研究，学艺造诣颇深，造就了她向文学发展的机运。青春时代，紫式部面对岁数比自己年长二十六岁的、且已有妻妾多人的时任筑前守藤原宣孝向她求婚，决然随调任越前守的父亲离开京城，远走越前地方，逃避了她无法接受的这一现实。宣孝却穷追不舍，甚至在恋文上涂上了红色，以示“此乃吾思汝之泪色”。她的芳心被打动了，遂独身回京，嫁给宣孝，婚后生育了一女。结婚未满三年，丈夫因染流行疫病而逝世。从此芳年守寡，过着孤苦的孀居生活，她对自己人生的不幸深感悲哀，对自己的前途几陷于失望，曾作歌多首，吐露了自己力不从心的痛苦、哀伤和绝望的心境。其中一首歌悲吟道：“我身我心难相应，奈何未达彻悟性。”
其时一条天皇册立太政大臣藤原道长的长女彰子为中宫。紫式部被召入宫，给彰子讲解《日本书纪》和白居易的诗文，有机会显示她的才华，博得天皇和彰子的赏识，受到天皇赐她一个“日本纪的御局”的美称，获得很优厚的礼遇。她有机会更多观览宫中的藏书和艺术精品，直接接触宫廷的内部生活，对妇女的不幸有了全面的观察和深入的了解，同时对贵族社会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和衰落的发展趋向也有较深的感受。但是，她又屈从于道长的威权，不得不侍奉彰子，于是作歌一首：“凝望水鸟池中游，我身在世如萍浮”，以抒发自己无奈的苦闷胸臆，还赋歌一首：“独自嗟叹命多舛，身居宫中思绪乱”，流露了自己入宫后紊乱的思绪。她在《紫式部日记》里，也不时将自己虽身在宫里，但却不能融合在其中的不安与苦恼，表现了出来。可以说，紫式部长期在宫廷的生活体验，以及经历了同时代妇女的精神炼狱，孕育了她的文学胚胎，厚积了第一手资料，为她的创作《源氏物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源氏物语》是以藤原道长摄政下的平安王朝贵族社会盛极而衰这段历史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贵族政治联姻、垄断权力的腐败政治与淫逸生活，并以典型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和妇女的命运。
小说写了以源氏为代表的皇室一派和以弘徽殿女御为代表的外戚一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写了源氏的爱恋、婚姻，来反映一夫多妻制下妇女的欢乐、愉悦、哀愁与悲惨的命运。紫式部作了这样的描写：左大臣把自己的女儿葵姬许配给源氏，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声势。朱雀天皇在源氏得势之时，将年方十六岁的女儿三公主嫁给了源氏。就连政敌右大臣，发现源氏和自己的女儿胧月夜偷情，也拟将她许配给源氏，以图分化源氏一派等等。这些描写大胆而机巧，是作家将自己周围的现实生活的艺术概括，以及将相关的人物化为艺术的形象。
紫式部笔下的众多妇女形象，有身份高贵的，也有身世低微的，但她们的处境都是一样，不仅成了贵族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成了贵族男人手中的玩物。小说着墨最多的是源氏及其上下三代人对妇女的态度。源氏的父皇玩弄了更衣，由于她出身寒微，在宫中备受冷落，最后屈死于权力斗争之中。源氏依仗自己的权势，糟蹋了不少妇女：半夜闯进地方官夫人空蝉的居室玷污了这个有夫之妇；践踏了出身卑贱的夕颜的爱情，使她郁郁而死；看见继母藤壶肖似自己的母亲，由思慕进而与她发生乱伦关系；闯入家道中落的末摘花的内室调戏她，发现她长相丑陋，又加以奚落。此外，源氏对紫姬、明石姬等许多不同身份的女子，也都大体如此。在后十回里出现的源氏继承人薰君（他名义上是源氏与其妾三公主之子，实际上是三公主与源氏的妻舅之子柏木私通所生）以及丹穗亲王以爱情戏弄了孤苦伶仃的弱女浮舟，又怕事情败露，把她弃置在荒凉的宇治山庄。在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出：这些乱伦关系和堕落生活，是政治腐败的一种反映，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式微与衰亡有着因果的关系。尤其是作者描写了源氏营造的六条院，原是被世人誉为琼楼玉宇，源氏逝后“必然被人抛舍，荒废殆尽”，并慨叹“此种人世无常之相，实在伤心惨目”，更证明了作者对贵族社会走向崩溃的趋势是有强烈的预感的。
总之，《源氏物语》堪称为一幅历史画卷。当然，从作家本人来说，她既感到“这个恶浊可叹的末世……总是越来越坏”，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哀叹贵族社会的没落，却又无法彻底否定这个贵族社会，更未能自觉认识这个贵族阶级退出政治舞台的历史必然性，所以她在触及贵族政治腐败的时候，一方面谴责了弘徽殿一派的政治野心和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又袒护源氏一派，并企图将源氏理想化，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希望和寄托，对源氏政治生命的完结不胜其悲。书中第四十一回只有“云隐”题名而无正文，以这种奇特的表现手法来暗喻源氏的结局，正透露了作者的哀婉心情。
紫式部的这种双重的性格，在写到妇女命运的时候也表现了出来。她一方面同情受侮辱、受损害的女性，尤其是塑造了空蝉和浮舟这两个具有反抗性格的妇女形象。空蝉作为一个有夫之妇，在源氏的执拗的追求下，一度有过动摇，但最终毅然拒绝源氏的非礼行为，失去惟一依靠的丈夫之后，仍然没有屈从于源氏而削发为尼。浮舟被许配给人家，后因身世卑贱而遭退婚，被薰君的爱情作弄后，也同样因身份的关系而被藏匿在荒凉的宇治山庄，终因走投无路，跳进了宇治川，获救后也出家了。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一种抗争，尽管这是一种消极的抗争。但另一方面，作者又把源氏辈写成一个有始有终的庇护者，比如空蝉丧夫后，源氏仍未能忘情；浮舟孤守宇治后，薰君还前去安慰，如此这般，给予同情和肯定，无不是将源氏辈人物加以理想化。
《源氏物语》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全书共五十四回，近百万字。故事涉及三代，经历七十余年，出场人物四百余人，主要角色也有二三十人，其中多为上层贵族，也有中下层贵族，乃至宫廷侍女、平民百姓。作者对这些人物描写得细致入微，说明作者深入探索了不同人物的丰富多姿的性格特色和曲折复杂的内心世界，使其各具鲜明个性，因而写出来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富有艺术感染力。
与此同时，作者在书中尽展宫廷春夏秋冬的四时行事和自然景物，尤其是对于四季自然景物的描写，成为四时行事场面描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是在这些叙事场面中出现，以增加抒情的艺术效果。而且一年春夏秋冬的各种风物，都是随人物感情的变化而有所选择，其中以秋的自然和雪月景物为最多，这是与《源氏物语》以哀愁为主调直接相连的，因为秋景的空濛、忧郁、虚无飘渺的景象，最容易抒发人物的无常哀感和无常美感，最能体现其“物哀美”的真髓，同时也可以让人物从这种秋的自然中求得解脱，来摆脱人生的苦恼和悲愁。最典型的是“宇治十回”的“浮舟”一回的小野草庵明澄的秋月之夜，庭院丛生的秋草丛的一节描写，映衬此时浮舟栖身宇治的孤苦心境；然而“桥姬”一回则是例外，将薰君与女公子们交际中所展现的人物的风流情怀，尽倾在“夜雾弥漫的朦胧淡月”下，使自然带上人情的或悲苦或喜乐的多种色彩。在“帚木”一回的“雨夜品评”中，描写与源氏等贵族青年男子在景淑舍里品评仕奉宫中的女官们的容貌风姿和心理状态时，以岑寂的长长夜雨下庭院残菊颜色斑烂、红叶散乱的颇有情趣的景色，使人联想起古昔的哀情小说，以烘托他们的闲情逸趣，制造出一种风雅甚或风流的氛围。
总之，紫式部将四季自然和物象，与自己的思想、感情、情绪乃至想象力协调而开拓自然美、人情美，进而升华为艺术美。它们与上述的“历史画卷”相辅相成，赋予更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息，艺术地展开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四季画卷”，给人更多美的享受。
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还开放性地吸收了中国文化、文学思想，接受了中国的佛教“恩果报应”思想的渗透，贯穿了“无常、罪业、宿命”三大佛教的理念。即它是以“无常意识”、“原罪意识”、“宿命意识”，结合人与事的发展而展开的主要思想。这些佛教思想的表现，是从佛教美学出发，与作者的审美主体是紧密相联，从中营造和丰富其“哀”与“物哀”的审美情趣。
《源氏物语》广泛活用了中国古籍《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文选》等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引用了它们的原文，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白氏文集》、《诗经》、《游仙窟》等二十余种，并流贯于其中的精神。尤其是《白氏文集》与《源氏物语》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从文学观来看，白居易主张彻底的人生的艺术观，坚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方向。他在《新乐府》的自序中强调：“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诚也；其事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同时，他在《策林》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以劝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这是白氏文学论的核心。《源氏物语》的紫式部的文学观，建立在日本传统的写实的“真实”和浪漫的“物哀”的基础上，同时大量吸收白居易上述的文学理念，并且调适和融合二者，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性格。
紫式部在《源氏物语》“萤”一回中，通过源氏与玉鬘的议论来表述自己的写实的文学观时，曾谈及她的《源氏物语》都是写世间真人真事。观之不足，听之不足，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在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于是执笔而作。这些都是真情真事，并非世外之谈。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各异，同是日本小说，古代与现代亦不相同。内容之深浅各有差异，若一概指斥为空言，则亦不符合事实。她在“蝴蝶”一回中又说：“一切物语，都是写人情世态，写种种心理，读物语自然了解世相，了解人的行为和心理，这是读物语的人首先应该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