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客人的预料，邓小平的回答是那样的明确，而且还超出了提问的范围。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做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尽管这次谈话仍然强调了“计划经济为主”，在考虑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时还没有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考虑在内，但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层中对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问题最早、最深刻的论述，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
从邓小平的新思路到全党的共识，毕竟还有一个实践的印证和理论的成熟过程。
实际上，邓小平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他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还有许多重要思想。1998年11月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就有不少新的材料，包括：生产要根据市场的需要，各地的市场要面向全国，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企业间要有相互竞争，这不是一个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问题；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交往，但中国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内，特别是农村市场；要大胆利用外资，包括借款，但借债必须放在有能力偿还的基础上，市场应该是有进有出的市场；搞单一经济有很多问题不好办，很难解决就业问题，很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处理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中央要有效地进行管理，越开放越要善于管理，等等。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避免和消除世界经济生活中消极因素带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提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旧的模式的破除和新的模式的建立，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又多次反复论述了“计划和市场”的问题。
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在讲到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时，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提法在党的领导人中也是第一次使用，邓小平使用的两个“调节”，其意蕴是很深刻的。可惜的是，1983年编辑《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时，这句话却被改成了当时规范化了的提法：“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1994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再版时，这句话才又恢复了原貌。
1982年7月26日，在同国家计委的负责同志谈长远规划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得不好，就会糟。
在筹备党的十二大的过程中，部分经济学家再次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的问题，但在党内却引起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二大报告重申了“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原则，说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江南春早。1983年春节前夕，为了实地考察和了解本世纪能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邓小平到了浙江，到了江苏。在古城苏州，他对那里的社队工业的崛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苏省领导同志向他汇报说，苏州社队工业的成长和发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基层改革的实践再一次启发了邓小平，他深有感触地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人们特别是理论界对经济体制模式认识深化，尤其是邓小平等党的主要决策人的推动，在向全面改革推进的形势下，我们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出现了重大突破。1984年9月9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给邓小平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三个问题的意见》的信。信中提出：“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沿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邓小平、陈云分别在9月11日和12日批示同意。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就是在新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的。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全面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存在不是暂时的和一定范围内的。邓小平对这个《决定》评价极高。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但是，还应当看到，这个《决定》在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这一点上，仍没有突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赵紫阳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三个问题的意见》中首先明确：“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这很能反映当时全党的认识程度。
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推进，使我国进入了一个新旧体制并存的状态，市场机制的存在需要它所依据的经济理论。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以格隆瓦尔德为团长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再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格隆瓦尔德问：这种现象（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还指出，解决那些消极现象主要通过两个手段，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要建设社会主义，根本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人们从中看到了一篇第一次公开发表的邓小平文稿《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这是1987年2月6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开门见山，直接破题：“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强调计划与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这说明我们在认识上又向前迈了一步。但对计划和市场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当时全党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直非常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1980年和1986年，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班人，他在总结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理论，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民主和法制的基本问题。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基础。
在当今世界，政治体制改革几乎是一切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勇气的志士仁人魂牵梦萦的话题，对于改革中的中国来说，则更是万众瞩目。然而，实践告诉我们，改革不仅要有激情，更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常常听到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诘难，这一方面体现了人们渴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也说明政治体制改革确有阻力，确有难度。搞得不好还难免求荣取辱，走入歧途。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又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真理超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这句话，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
任何政治体制都是以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为背景，牵动着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如果没有高超的设计水准和卓越的操作能力，必然是剪不断，理还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牵动面极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同时，又是一匹难以驾驭的野马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绕过的一块巨石。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越缓慢，积累的问题就会越多，矛盾就会越尖锐。社会的敏感程度和动荡性就会越大，解决起来也就越困难。
眼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评论林林总总。但是，能够全面理解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实在不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架构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思路博大宏远，其历史和现实的影响力将会在今后若干年逐步显现出来。其荦荦大端有以下一些方面：在党和政权关系上，解决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和以党代政的问题。
在国家根本制度建设上，重新恢复宪法的权威，恢复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实现了直接选举，扩大了人民民主。
在社会基层组织方面，促成了持续27年的阻碍农村民主进程和严重束缚农村生产力的人民公社的全面解体，完善基层政权建设，实现村民自治。推进了基层民主。
在政府职能转换方面，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臃肿、低效的行政体制，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换。
在治国方略上，提出了不搞“人治”，要靠“法治”的思想，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逐步建立。
在解决历史悬案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顺利实现了香港回归，为解决澳门和台湾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在政党制度方面，恢复和发展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
在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并身体力行，带头结束了领导职务终身制。
可以说，邓小平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是审慎和稳健的，他不求速效，不计小成，立足长远，着眼于根本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是成熟的政治家，他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绝不像一些经济派学者，从空想和理论出发，而是立足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针对影响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提出清晰的、可操作的思路，在我们实现跨世纪的发展时，他的这些理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也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需要时间，需要步骤和程序，要少一点激情和冲动，多一点科学和理性。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系统阐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可以说是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这篇讲话中，小平同志在全面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意义、方向、政策、内容和步骤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刻论述。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和工作制度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多弊端。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党政职能不分、家长制作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国家机关的运作缺乏民主法制基础，等等。这些弊端，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果不进行改革，还可能出现“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问题。
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早在1978年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讲话中就突出地强调了民主法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邓小平主要是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促进经济发展几方面看待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指出：“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邓小平在勾画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时，充分认识到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他说：“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