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由于民族、宗教矛盾而引起的社会纠纷和冲突，严重地影响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能够长期保持民族的团结和睦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实行了党的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但是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民族地区与沿海内地的发展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邓小平反复强调，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有很多问题要引起注意，要立足民族平等，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1979年10月，他在会见英国客人时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像宗教这样的问题不是用行政方法能够解决的。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1980年8月，他在同十世班禅谈话时说：“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1981年8月，他在视察新疆时指出：要把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确定下来，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1987年6月，在《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中，他进一步说，我们国家没有民族歧视，“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
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注重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为今后长时期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
如何使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重要课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和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重要讲话，为我国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江泽民精辟地阐述了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寻求一条使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兼顾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的发展道路，即可持续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体现了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思想。
邓小平在设计和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总是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单位与国家、局部与全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他强调：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搞得好，有可能为今后五十年以至七十年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现在，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同时也受到了人口过剩、资源破坏、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困扰，只有把经济发展与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结合起来，才能使国民经济发展有后劲，达到可持续发展。
资源相对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和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使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必须合理利用资源，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是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利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1980年三四月间，他在谈关于编制长期规划时说：我们资源丰富，潜力很大。可是我们能源的紧张程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够。他提出要合理利用资源。以煤炭为例，他说：开发煤炭，首先应当也必须做的，是要提高洗煤比重。现在我们只占百分之十几，日本、美国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仅此一项，我们现在每年要丢掉好几个亿。煤洗与不洗不一样，洗了以后可以提高热效能，节约运输，剩下的可以发电，搞蜂窝煤供应农村需要，煤渣可以搞水泥，增加建筑材料。煤搞起来，要搞坑口发电，并且要跟着发展煤化工。1989年6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对那些浪费电力和原材料的企业，要坚决关一批，行动要坚决。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利用和节约资源，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现在，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我国在人均资源有限、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生态环境的压力也不断加剧。邓小平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的问题。他是我国全民义务植树的倡导者，并亲自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1981年的夏天，长江、黄河上游发生了特大洪峰，我国一些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水灾，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9月，邓小平找到万里同志说，最近的洪灾涉及林业，涉及木材的过量采伐。他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建议：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以规定每年每人都要种几棵树，比如种三棵或者五棵树，要包栽包活，多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国家在苗木方面予以支持。中央书记处认真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植树造林的谈话精神和建议，并由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决议》（草案）。这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这个决议，从而在法律上规定了每个公民植树的义务。1982年11月，邓小平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同年12月，他又在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生存环境。对此，邓小平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注。1982年11月，他在会见参加中美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会议的外国朋友时说：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二十年五十年。今后才算是认真开始，以前这个事情耽误了。特别是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所以叫“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上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1983年的植树节，他在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中直机关绿化基地植树活动时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坚持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作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主持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还要求军队积极支持地方建设，参加植树造林活动。1981年8月，他在视察西北地区时，看到茫茫戈壁的荒凉景象，心中非常感叹，随即向陪同的兰州军区政委肖华提出，兰州军区部队要在西北地区种草种树上多做些工作。回到北京后不久，他又向全军发出指示：军队在植树造林中，要积极地多做工作，除搞好营区植树造林外，营区外10公里范围内，要与地方共同协商搞好植树造林。1982年底，他又找行将赴任的兰州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谈话，要求兰州军区部队制定一个支援地方建设的规划，下决心拿出20年时间，协助地方搞好西北高原的绿化工作，改变西北自然面貌，为子孙后代造福。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自然环境保护很重要。
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1992年6月，在联合国召开的“环境与发展”的全世界首脑会议上，我国与其他与会国一致承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93年3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确定，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要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党的十五大规划了新的跨世纪宏伟蓝图，再次确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所以，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加强环境、生态、资源保护。要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结构和消费方式，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克服各种浪费现象。
要综合利用资源，搞好污染治理。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造福后代、泽及子孙的大事，是实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在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许多国内外人士不禁要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概念？对此，邓小平作了明确的回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确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两大根本任务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久，我们党就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邓小平也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邓小平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要求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为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工作。由于邓小平的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25日，邓小平在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他指出：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