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日深夜，毛主席居住的农家小院里油灯还亮着，坑头上主席正在和陈云促膝谈心，陈云非常认同毛主席的关于中央红军下一阶段战略发展方向的意见。
两人正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周恩来一脸急色，连门都来不及敲，就推门走了进来。
周恩来一走进屋里，就将手中拿着的几张电文递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带着惊诧，从周恩来手上接过了电文。开始，毛主席也只是用比较快的速度一目十行地看着电文，可是很快，他就紧抓住电文，开始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认真研读起来，让和他对坐着的陈云感觉有些困惑。
过了好一会，毛主席才认真地读完了电文，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长气，脸上的眉头也从紧锁变得舒展了开来。渐渐的，主席那方正的国字脸上扬起了难得的微笑，到了最后，居然变成哈哈大笑。
主席一边爽朗地笑着，一边将电文递给了坐在身边，一脸困惑的陈云。
过了好一会，毛主席才带着兴奋地张口说道：“好一个寻波，好一个寻娃儿，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没想到一个军团级干部，居然能有如此深厚的理论功底，如此深刻的政治见识，如此深邃的思想境界，这个娃儿真是不简单啊，不简单！要是我党、我军再多一些这样的干部、将士。何愁我党、我军不能发展啊！”
这时，已经看完了电文的陈云也兴奋地说道：“写地好，说地好啊！没想到我这个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居然赶不上一个后生娃子的觉悟高，认识深啊。”
看到这个这两个人只顾上夸寻波，周恩来有些急了。开口说道：“你们先不要急着夸他了，博古和李德看了电文，现在正在那里大发雷霆呢。他们原来还准备马上就要给苏区中央分局和红十军团部下达命令，要求将寻波立即关押起来，还要求红十军团马上组织审判，以反革命罪立刻就地镇压呢。”
听到周恩来的话，毛主席立刻变得火冒万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激动用他那特有的湖南话大声说道：“胡闹！我党、我军从来就有允许党员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怎么能凭着这一封电报就如此草菅人命呢。”
“再说，我看这娃儿电报上写地非常好，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是不是博古他们也要将我绑起来枪毙掉啊！”一边说着，一边还激动地将手笔直地指向了博古他们居住的房屋。
周恩来看到主席这么激动，赶紧对毛主席说道：“老毛，你先不要激动，当心身体要紧，幸好刚才我找了个借口，没同意让他们发送这个电报，将这事暂时压了下来，而且我出来前，还特意关照发报人员，没有我同意，不得发送相关电报。”
毛主席听到周恩来的话，情绪才有些平息下来，对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恩来啊，你做得对，做得好啊。我们可不能将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高级将领如此不负责任地随意处置啊。”
“我看这份电报内容非常好，我建议十八号政治局会议，就该好好讨论、讨论这份电报，看看我们的寻娃子这份电报究竟错在哪里，要让那些人非得杀之而后快！”
陈云也激动地在边上大声说道：“对，一定要拿到会上好好讨论、讨论，我看这次不但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还应该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让大家都好好讨论、讨论这份电报。”
周恩来听到陈云的话，在边上脸上也泛起了笑容，对两人说道：“你们大概还不知道，这个寻波，不但将电报当成了******发到了中央，还将电报发给了各中央分局和红军各军团领导，现在在全党和全军引起的反响非常强烈啊。”
毛主席听了周恩来的话，开始还有点惊讶，很快他的脸上就漾起了笑容，说道：“这娃子，看来还挺有心计呢。”
“他这么一来，恐怕有些人想掩藏也掩藏不了哦。我同意刚才陈云说的，这次应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要好好讨论寻波的这份电报。真理越辨越明嘛。”
周恩来用深沉的眼光看了两人一眼，深深地点了点头，然后对毛主席和陈云说道：“我这就去联系落实，安排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说完后，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等到周恩来走出门去，毛主席和陈云两人再次坐下来，开始热烈地讨论起寻波电报上的内容来。
第二天一早晨，周恩来又将凌晨收到的方志敏和刘畴西的那份关于这几日发生在十九师和寻波身上的事情的汇报电文送到了主席的手上，看着这份电文，主席一句话也没说，而是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中
寻波的这封类似于******的电文如同蝴蝶的翅膀，果然在中央高层和红军高级领导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至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帅、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对寻波的电报做了重点讨论，与会者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寻波电报上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论断，这为会议最终形成决议奠定了基调。
随后，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