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整个村里的小孩，大小有近二十个，我们常在一起玩的，是躲猫、跑大龙、丢手绢、跳大绳、跨步子、踢毽子。跑大龙时，他们个子高力气大的，常常站在最中间，以彰显队伍的勇气和信心。有时一起擗了细竹子，把端头弯成一个环，天黑前满村的屋檐墙角去粘蜘蛛网，为的是能扑蜻蜓，最后粘到的只有蚊子。或者一起去林场偷茶叶，派一个人引开看茶的老头，一群人则拼命跑到附近的杉木林子里去。有一年男孩子们爬到周身是刺叶的杉木树上掏白鹭的窝，掏到几个指头大小的布着褐斑的蛋，都挤到村口桥下空地上拿杉木刺来烧，吃时腥气极重，又哇地一口吐出来，再也没有人管。又有一年，因为学了《社戏》而很向往他们的偷罗汉豆，在河滩放牛时我们各自从家里带了新鲜蚕豆、油盐、八角和锅，在田埂上挖了一个简单的灶洞，去田里偷打过子晒干了正好烧火的油菜杆子来烧五香蚕豆。那一锅蚕豆的味道很不坏。
村里人一起长大，在学校又是同学，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受欺负，他们脾气的争强好胜，直到初中才显现出来。全乡只有一所初中，却很是混乱。那时街上电子游戏机刚刚流行不久，夏天午后，灰尘干燥得到处飞扬，游戏厅门口拖着脏得发亮的布帘，布帘和地面之间一小截空档，总要露出几个旷课学生的腿。常有街上的小混混找来，与他们看不顺眼的学生打架。初一时教我们英语的班主任只上了不到一个月的课，便因癌症去职，直到第二学期才有一个女老师来给我们代课。女老师三十多岁，瘦极而干，涂着绿色眼影，烫一头方便面一样的小波浪，她的名字叫孔艳屏，我们私下里都叫她“孔雀开屏”。她只用一节课就给我们把一个单元的单词和课文都念掉了，剩下的时间用来扯淡。她半倚在第一排同学的桌角，轻轻抖着大腿，腿上是那时流行的黑色健美裤，轻轻一笑说：“你们看某某坐牢出来，白白胖胖，你们听他吹在牢里过得多好！那是浮肿，一捺下去一个洞，要好久才能泡（pāo，意为松软地鼓起）起来！”那个某某是学校从前有名的混混，后来被开除，终于去坐了牢。我们在下面听着，吓得一惊一乍。
及至初二，我和妹妹转到五班，和周启林、李祝敏兄弟同班。教室把他们拘管得紧，一开始胆子也没那么大，就偶尔旷个课跑到外面去玩。人在外面混，难免要遇到不顺眼的，慢慢地就在学校后山和人打架。我们学校的后山是一块宝地，一片连绵的山坡，灌木丛生，也有长满茅草的坡地，谈恋爱和打架都是很好的地方。常常这个班的霸王和那个班的霸王互相不服气了，就约到后山去打一架。有时放学后，刚离了学校门口那条水杉道，他们站在那儿，看见不顺眼的同学，就使使眼色叫人家过来，踹上一脚。那同学屁也不敢放一个，拍拍裤子上的灰，赶紧回家去了。那时候周启林喜欢做的事情，是每天早上站在村口的坝埂上，等上面村子的钟国林骑车经过。他喜欢钟国林的小自行车，每回看见他，就把他从车上拉下来，让他骑自己的大自行车，自己抢他的小车骑。
对我和妹妹，他们始终很温和。学校离家十五六里，只有初三两个重点班的学生才能住校，六七十人住在一间阴潮的大屋子里。我们每天来回走，他们有自行车可骑，回家或上学路上遇见我们，如果还没有载别人，就问我们要不要他们带。有一天李祝芳骑车带我，李祝敏带妹妹，他骑得那样飞快，连把妹妹颠下来了都不知道。九八年发洪水，通往街上的水泥大桥被冲垮，中间断裂处成一个扭斜的V字。这危桥一直过了两三年才修好，他们骑车经过时，仍然不顾一切冲下去，冲到V字底车轮重重一撞，再用力踩上来，使人见了害怕。他们的胆子这么大，在学校合起来跟别人打架也是很自然的事了。又因为同村，自然比别人更为亲密，自成一派。李祝敏不再喜欢蜡梅同学，而钟情于另一个班的一个女生。有一天他央求我在他手上的一个大瘊子上写一个繁体的“凤”字，这是那女生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他说要用圆规把这个字刺出来，用点蓝墨水腌腌，做成一个文身。又很坦诚地跟我说，为什么要写在瘊子上，是怕将来有一天不喜欢她了，到时候可以把这个瘊子剪掉。我听得心惊肉跳，但是他再三请求，我只好拿起他递上的那支圆珠笔来写，终于是写不好，连他也不得不承认那字并不比他自己写出的好看，于是放弃了。
初二的夏天还没有结束，一天中午，周启林握着一根断板凳腿，骂着从窗外跑过去。我知道他大概又是和谁打架，心里虽然害怕，却不曾想到这一次竟成为他学生生涯的终结。教室临着马路，下午外面忽然纷扰起来，正在上的是语文课，给我们上课的也仍然是王老师。这一年他调到乡里，成为我们初中的校长，然而也只有这短暂的一年，后来就又回到了小学。一群人冲进教室，砰地把门破出一个洞，领头的人大声喝问：“你们班哪个跟周启明是一个村子的，他家在哪块？”
同学很自然地把目光看向我和妹妹。王老师走上来问发生了什么事，得到的答案是他一棍子敲了三班一个同学的后脑勺，那人昏迷不醒。现在拥在教室里的，就是那个受伤的同学的亲戚。
他们看出来我们可能和周启林同村，一个人走过来，大声问妹妹：“周启明家在哪块？”
妹妹摇摇头，说：“我不晓得，我跟他不是一个村子的。”
他们问不出来，等了一会儿，骂着走出去了。后来到底有没有找到周启林的家，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几天，消息便渐渐传出来：被打的同学成了植物人。那个同学是街上的孩子，家境原本比较殷实。这是飞来的横祸，奶奶和妈妈终日哭泣。周启林大约是当天夜里便逃走了，起初躲在亲戚家，后来才渐渐远走。然而这些，后来他偷偷回来一段时间，我遇见的两次，都没有问过。一次是冬天，那一年他家隔壁的赵德满结婚，新娘子从贵池接过来，我的二姐跟着接亲的车子去当伴娘，喜欢上了那个新娘子的弟弟。他在那个冬天回来住了一段日子，我偷偷翻了二姐的日记，才知道他原来是喜欢二姐的。然而他并不说什么，只是笑笑地看着那个新娘子的弟弟，那个男生有一张圆圆的可爱的脸。最后一次遇见他时我已在读高中，每两个星期回家一趟。我在他家的路边偶然看见他，很吃了一惊。他的模样几乎没有变，仍是清瘦秀气，只是更高一些。隔壁家红砖院墙里，红色的美人蕉花在开。我问他是否还好，他说还好。又问我如何，知道我去了县城里读高中，便表示出“以后是你们有前途”的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见面，总让我觉得有些尴尬与凄惶，我不便问他在哪里，匆匆地道了别。后来哪一天，他是怎样悄悄走的，也没有人提起。自他出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连他父母也不在家住，大约怕仇家报复，屋门镇日紧锁。他的姐姐也外出打工，不几年便嫁了人。我还记得小时候去他家借葫芦瓢，走进昏暗的厨房里，锅盖沿冒出蜿蜒的白气。他家菜园旁有一棵小小的毛桃树。
那一次打架，李祝敏也在其中，虽然人并不是他打坏的，从那以后，他也没有再来念过书。先是出去躲了一阵，后来便随父母去东莞打工。接着出去的是弟弟。初中毕业后，除了我和妹妹还有那个姓张的女孩子继续上高中，我们村子及前后村子的所有同学，几乎无一例外地，跟着年龄稍长的兄长们，全部流入了当时涌起的打工大潮中。过年时远在南方的人们回来，笑笑骂骂喝酒吃菜，讲他们在东莞的故事，怎样把店里整箱的啤酒抽出一瓶，敲掉瓶底，喝干后放回原来的地方，看起来还好好的；怎样在旅店住宿时把店里的电风扇拆下来，装在包里带走。我在李祝芳十九岁那一年最后一次见到他，他长成了一个一米九的大个子，玉树临风地带回了一个比他更年轻的小姑娘，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他成了一个年轻的爸爸。那时他回来，为着把妻子安排在家养胎。几年后听闻他离了婚，建在村口的那一栋当年的新房子，如今已经破败，空无一人。周家的房子也已索落，不知道他的父母去了哪里，门口的水塘里，再没有谁养起灰鸭子把水搅浑。周君不知是否还在逃亡的路上，或是在一个陌生地方默默隐姓埋名生活。只有杨爱红，四年前回乡，傍晚我们偶然在我家门口相遇，他陪我坐在朝西的大门槛前说话，告诉我他在青阳做生意，妻子是青阳人。太阳落到西边连绵的山里，黑色的成阵的蠓蠓子飞起来，这些年过去，他也几乎再没有他们的消息。命运这样不可捉摸，像武侠小说里的结尾，侠客们风流云散，只有和那些激烈的少年生涯不相关的人们，偶然说起曾经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