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热的时候，会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送面包来，每隔三四天送一次。他的面包没有生产日期，每次他来时，都会把上回还没卖掉的几个面包拿走，补上新的。我怀疑他到每家都是这样，不过是把各家没卖完的货互相换个地方而已。逢到有人买我家的面包，问我是不是今天生产的，我不好意思回他，只模模糊糊地说，“昨天送来的。”此外是一个卖水果的老人，每晚八点以后，他骑一辆三轮车来，把车子放在店门口停一会儿，和我爸爸说会话，等地铁口的城管下班了，就推到大街上去卖。隔壁旅馆的老板每天来买一包烟，两瓶酒；对门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每天过来买两包烟——这是爸爸在附近仅有的一点“熟人”了。
冬天是一年里最难熬的季节。天太冷了，除了柜台，再没任何东西把我们和外面的寒气与风隔开。我披着爸爸的军大衣，还是冻得手脚生疼，实在坐不住，只好灌一个热水袋，跑到外面跺脚。天黑以后，寒气剧侵，更是冻得人魂不守舍。爸爸不屑用热水袋，也不要电暖器，他只是坐在椅子上不动。临走时，我总要劝他，晚上早点关门不好吗？学生都放假，又卖不了几个东西！他不耐烦，手一挥，说，晓得晓得，你走！路上注意！他的脾气太固执了，我也没有办法，只好背着包走了。
2008年初，南方下了几场罕见的大雪。地上积雪一尺多厚，小区里广玉兰被压倒了好几棵，绿得发黑的叶子埋在雪里。下大雪的日子，我们的店仍然开着，爸爸回乡看奶奶，被雪阻在家里，他要我待在店里，说店里烟太多，没有人看着不放心。已是过年前后，哪有什么生意呢？我在店里待了好几天，每天中午妈妈从附近陈叔叔家送一点菜、一点饭来给我吃。切得很细的土豆丝，配着辣椒丝，用菜籽油炒得黄黄的。夹着很多青椒的青椒煎鸡蛋。烧得酥烂的鸡爪子、鸭翅膀。漫长的午后和傍晚，我读一本考研的书，趴在柜台上记笔记，隔一会儿就停下来发呆。我隐约想念一个很远的人。雪随时又下起来，落在门外悬铃木白色的枝干和街对面枫杨黑色的枝干上，很少有车子和行人经过，到处的寂静。灰色麻雀落到门前空地上找食吃。我把吃剩的饭撒在地上，它们呼啦一下全飞回到树上，隔了很久，才有一两只大着胆子下来。我躲在玻璃柜后面，悄悄看它们啄食。大枫杨树下是几个环卫工人住的小屋棚，积雪覆盖了蓝色铁皮屋顶，把它显得几乎矮到没有了。一个很瘦的驼背工人从屋棚里走出来，穿过马路来打电话。他驼得很厉害，因此显得很小，像只是一团橙色慢慢移过来，近了才使人看出是一个老头。他用方言打电话，说过年不回家，寄两件毛裤过来。打完电话，他从腰间掏出一只发黑的旧塑料袋，抖抖索索解开，拣出四毛零钱。他的手皴得太厉害了，手指上贴满边缘磨得发黑的胶布。我想说不要给了，却说不出口。才不过几天，我觉得自己已经坐得太久，太孤单了。
后来我终于重新去学校读书。平常要上课，要看书，周末才从学校坐地铁去店里换爸爸回家。姐姐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和工作要忙，妹妹不大在南京，也唯有我能脱开身去。有时候我觉得忙，或者累，犯了懒不想去，给他打电话，让他周末把店门关一晚自己回去，他答应得好好的，下回再去时，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根本没回去。他固执得让人生气，如果没有人去换，他就不回家，哪怕胡子长得老长，头上全是头屑。我没有办法，只好尽量每周都去。每个星期六下午四五点到店里，换他回家，第二天一早，他七八点就到了，为的是去陈叔叔办公室打扫卫生。我其实也可以去，但他就是要早来，也许是不想我错过早上那一番生意。打扫完卫生，他问：“想吃什么菜？”我说随便，他就去附近一条巷子买两个菜回来，通常是应季的蔬菜，加四只鸭腿，或一块肉。店里有一只电磁炉、一口铁锅、一只小锅、一只电饭锅。我卖东西，他在水池边把菜叶掰开来一片片洗净了，做饭给我吃。从前在家里，他和妈妈是常常被人请去办酒席的。
有一回刚从家乡回来，带了家里菜园里的青菜薹。爸爸把青菜薹掐成半拃长，下到滚热的油锅里炒。菜薹油光碧绿，非常好吃。我很好奇，他们炒出的青菜都那么绿，也不生，不知道是怎么炒出来的。有一回是炒茄子，茄子的味道很厚，很下饭。有时候他做一种清肉汤给我吃，把肉剁得细细的，捏成小丸子，在水里氽熟，碎碎洒一点小葱在上面。小葱的颜色很漂亮。肉汤里有薄薄一层透明的油，浮在碗面。大清早怎么吃得下这么荤的东西呢？这肉汤其实是小时候我们难得做的，那时候我们很喜欢吃。
饭做好了我们一起吃。店里只摆得下一张椅子，我们把菜放在一箱酒上，爸爸坐在椅子上，我就随便拖一只纸箱来坐。他一边慢慢喝酒，一边看电视。他喝白酒，几乎是但凡吃饭就要喝酒，因为要看店，喝得不多，一餐二两。他店里的“老村长”，简直有一小半都是给他一个人喝掉的。电视是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捡来的，没有用，就送给他摆在店里。这电视能收两三个台，通常都是抗日片，我实在不要看，只好悄悄把声音调小一点。饭吃过了，他把四只鸭腿腌上，睡觉去了。
我看店的时候，陈叔叔有时候会过来拿报纸。他已经有六十岁，头发还染得很黑，梳得很精神，常常穿一件黑外套。他抽一种很便宜的石林烟，四块钱一包，抽得很凶，一天要两包，用一根烟嘴套着抽。他住得离网吧很近，却买了一辆车，每天上午开车到办公室，和几个老搭档一起打麻将，中午回去吃饭，下午继续打麻将，或者按个摩，晚上再回家吃晚饭。看见他的样子，谁也想不到他的妻子已经病了三四年。偶尔他跟我多说几句，问我什么时候毕业，知道我是学中文的，就说可以去考一下公务员。
下午两三点，我准备走了，就喊爸爸起来。他把鸭腿洗洗，加清水和姜片用小锅煮熟，切成片，要给我带到学校吃。他似乎不大相信我说的不想吃肉的话。我拗不过他，最后只好带两只。这两只鸭腿我要慢慢吃两天才能吃得完。如果这一天是月初，我还要给他做完账才能走，因他同时还兼管网吧里卖零食、烟和饮料瓶的钱。零食和烟都是从小店拿过去的，在网吧卖掉的这些算陈叔叔的钱。我把陈叔叔应得的利润算出来，一笔一笔记在纸上，由他交给陈叔叔。
我走了以后，他又开始为期一周的一个人吃饭看电视卖东西的生活。秋天有人折一枝桂花从门前经过，丢在柜台上，他把花枝捡起来，插在酒瓶里。桂花的香气像水。有时妈妈下班回家，会绕到店里，给他送一点菜。店里最麻烦的事是上厕所，要把店门锁上去网吧，他于是很少喝水，只有酒精把脸浸得红红的。他渐渐比才来南京的时候胖一些，因为老坐着不动，肚子上长了肉。他有时候看起来像一个老人了。每天晚上七八点，他要打好几个电话，一个给奶奶，只问她睡了没有，有没有什么事；一个给三姐女儿，问她作业做完了没。后来大姐和二姐都有了孩子，宝宝刚会嗯嗯呀呀的时候，他就又多了两个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叫他们喊他。
我从店里回家吃晚饭，再回学校。妈妈总要烧不少菜，末了也装一饭盒给我带走。她很辛苦，因为离得远，每天早晨五点就要起床，把家里女儿们的早饭准备好之后出门，七点钟到陈叔叔家附近的菜场，买一天所需的菜，然后做早饭，做家务，侍候白阿姨起床，喂饭。白阿姨一餐只能吃很少一点，一天要吃六七顿。中午做午饭，除白阿姨和陈叔叔外，他们的女儿女婿也会过来一起吃。下午继续做家务，做晚饭，再赶回来给自己家里准备晚饭。晚上她还要洗衣服。可以让她不做吗？不能的，因为她不能忍受女儿们早上要花钱去外面买早饭，又贵又不好吃；也看不惯女儿居然不用热水泡搓衣服，只是直接丢到洗衣机里。她就是偷偷地抢也要把衣服洗掉。
吃完饭后我给她捶一会儿背，揉一会儿腿。她的小腿静脉曲张得厉害，站了一天，又肿又硬。我们说给她做手术，说了两三年，也拖着没做，因为白阿姨一家离不开她。她有浅表性胃溃疡，因为白阿姨的胃癌，她变得有些疑神疑鬼，老说自己胃痛，胃镜照了两三次。大姐很生气，照胃镜是很伤食道的。我给她捏手，发现她的指腹全都开裂，右手的手丫也烂了两个。问她怎么回事，她说白阿姨家洗碗不能用洗洁精，一定要用碱水，还要用开水烫，衣服和床单也是，三天两头洗，在碱水里泡的。我很生气。她说：“女儿啊，你以为在人家做事容易的？”隔了一会儿，说，“要不是你爸爸的店，我真不做了。”
有时候她跟我们说陈家的事。有一阵子陈叔叔天天去健身房锻炼，白阿姨在家忍不住哭，疑心他在外面有了相好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是这样病着的人了。那后来我见过白阿姨一次，妈妈扶她出来散步，她比初病时气色好了很多，脸上略微长了些肉，眼睛笑起来时还是弯弯的，头发整齐梳拢到耳后。她其实还是好看的，她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他们原先住在梅园新村，后来为了离网吧近一点，在网吧旁边租了一所房子。白阿姨一定要在附近小区买一栋房子，哭着说自己不想死在租来的地方，要死在家里。后来他们就把梅园新村的房子卖了，给女儿买了婚房，又添了点钱，在网吧附近买了栋房子。
为了进货方便，我们买了一辆小面包车。回家乡从此也变成一件较容易的事，我们可以自己开车，只要两个小时就能到家。此后每逢清明、五一、中秋、过年，或其他村里有什么爸爸觉得应该回去的红白喜事的时候，他就要求开车回家。他带很多条烟回去散人，和很多人喝酒，说话，坐在酒桌上舍不得下来。他要对他寂寞得没有回音的看店日子略作弥补。每到这时候，我就要去店里待两三天。白天还好，到夜里睡下，竟然感到轻微的悲伤。我总是睡不着。夜深以后，有些声音像是吸了水的海绵，膨胀开来，清晰得令人崩溃。门前街上时时开过渣土车和汽车，夜里上网的人咚咚地踩着床上方的楼梯，凌晨两点以后，门外空地上卖炒饭的人，叮叮当当地炒饭。偶尔有失恋的女生在门外大哭，我知道她必是坐在空地边缘的台阶上，还有缺少女友的小青年，拿着大功率山寨手机播放凤凰传奇。他们都是不需要睡眠的人。
时间长久，每到周五，想到周六下午又要去店里，我就忍不住焦虑起来，觉得自己处在努力恢复与不断破坏的循环里，找不到平衡的方法。我努力恢复起来的读书的秩序与感觉，一到周末，就又被重新打破了。直到毕业前写论文，已经是最后几个月，我跟爸爸说，实在没有时间去换他了，他才慢慢肯每周自己回家一趟。每个星期天晚上十点以后，他关了店门回去洗个澡，第二天一大早又回店里。后来一切都来得很快，有两三天妈妈都回来得很晚，说白阿姨觉得身上痛，陪她在医院检查。过了半个月，再给妈妈打电话，她就说，白阿姨走了。
晚上我回家吃饭，看见妈妈，大吃一惊。她的眼窝乌了很大一块，说是扶白阿姨下车被她的手肘撞的。爸爸说，你那是给鬼打的。妈妈在床上躺了两天。她不能想白阿姨走的时候的样子。直到最后几天，始终在医院守着白阿姨的，还是只有妈妈，陈叔叔和她的女儿每天只来待一小会儿。目睹了白阿姨的过世，妈妈总觉得自己胸闷、心疼。有一天她躺在床上说自己喘不过气来，大姐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去。第二天我去看她，她刚刚做过心脏照影的检查，这种检查要用一根细如发丝的导管，从右手腕插入动脉，直到心脏，我看见她时，她躺在床上，虚弱得不能动弹，手臂肿得老粗，只有两条静脉曲张的腿因为躺了好几天，细软了很多。下午我推她去做心电图彩超，屏幕上的图案像深海里的一道光，沙沙地晃。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隐约意识到，这是妈妈的心跳。我忽然有点感动又有些害怕。
幸而她没有事。
后来漫长的几个月里，都没有人再去换爸爸。我离开了南京，开始上班。他自己看店，自己回家，我猜想店里柜台上一定落满了灰尘，很多吃的卖完了他才拿出几包补上。但这种担心很快也成为多余，因为店要关门了。传闻这一片要拆迁，到时连网吧也会关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着关门的那一天。我恢复了读大学时的习惯，每个星期给他打一个电话。没有特别的话可以说，照例是早点睡，不要太晚关门，说不到一分钟就挂了。有一天他忽然给我打电话，我说怎么啦？他说没事，今天重阳节，给你奶奶打个电话。我问他店哪一天关门，他说，十月三十号，还有几天。在关门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决定给他打个长点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