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目的是调查香槟蓝农夫的状态并听取他们对于栽培靛蓝的苦情，因此我必须和几千名的农夫接近。可是我觉得在未进行调查以前，最好事先知道靛蓝栽培商的意见，而且还须去访问分区的委员。栽培商协会的书记坦白地告诉我，我只是一个门外汉，没有在栽培商人和佃户间做中间人的权利，如有什么意见可以书面方式提出。我则执礼甚恭地告诉他我并不愿意以门外汉自居，若佃户们要我担任调查的工作，我自然具有调查一切的权利。当我去访问委员时，他傲然地叫我立刻离开蒂鲁脱。我把这些经过告诉我的合作同志，我向他们说，政府方面极可能禁止我进行我的任务，我或许即将遭遇逮捕。最好我能在马蒂哈里或白蒂亚被捕，那么将会更为有利。香槟蓝是蒂鲁脱的分区，马蒂哈里则为区本部。罗古麦·许克拉的屋子在白蒂亚的附近，邻近都是分区内最贫苦的佃户们。罗古麦·许克拉希望我见见他们，我也抱有同样的见解。
我便在当天和我的合作同志们共同出发到马蒂哈里去，我们得知在五公里外有一个佃户遭受虐待的事情。我们决定在第二天早上去探问他。我们骑了一头象去，在香槟蓝利用象作交通工具，正如在古雅剌乘牛车同样地普遍，我们差不多走到半路时，警察署长派遣了一个差吏来追我们，说是署长托他代为致以问候。我明白这种传语的意义，就登入那个差吏所租来的一部车中。他即要求我接受这个命令，我则用书面答称，在我的调查工作未结束以前，我不愿服从那个指令且不愿离开香槟蓝，于是我接受了一份通知---在第二天到法院去接受讯问的传票，因为我违抗政府的命令。
我终夜不睡地写了这信函，并向弗剌雅基萧尔普剌萨指示一切必须注意的事宜。
关于那一张命令和传票的新闻像野火一般蔓延出去，我得知这一天在莫蒂哈里发生的情景是空前未有的。在戈剌克巴部的家里及法院中挤满了人，幸而我在夜里已经把我的工作都布置好了，我得以指挥示威群众。我的合作同志们也给我最大的援助，他们忙着领导示威群众；因为那一批人到处跟随着我。
在公务人员--传达吏、法官、警察署长--和我的中间涌起了一种友谊。根据法律我可以拒绝那些命令，可是我却相反完全地接受了，我对于公务人员的这种态度是极为正确的。他们因而了解我并不是有意凌辱他们，只是站在民事的立场反抗他们的命令，他们便如释重负地不再和我们为难，反而表示很高兴和我们密切合作以维持群众的秩序。显而易见，他们的权威已经发生动摇。这时民众们对于刑罚已不再存着恐惧的心理，他们都被新朋友所施予的爱所征服了。
大家应当不至于忘记，在香槟蓝并没有认识我的人。香槟蓝在恒河的极北部，在喜马拉雅山麓，接近尼泊尔，在印度本部以外。在这个地带中，实际上没有听说过关于国民议会的事情。和我的合作同志们商谈后，我决定不采用国民会议的任何名义。我们只做实际的工作，不招摇，注重事实而不虚张。国民议会这一名词，对政府、栽培者及其管理人来说，都觉得憎厌。在他们心目中，所谓国民会议只不过是一种律师舌战的场所罢了。国民议会方面并没有派遣代表在我们到达的地方做准备，罗古麦·许克拉本人又不能和几千名乡人接近。在他们中间，毫无政治上的组织，他们除了香槟蓝以外，不知道世界的其他事情，可是民众们却把我当成一个多年的老友般看待。这倒不是夸张的说法，我和这些农民们接触，犹如面对着神明、“亚喜姆沙”（不伤生物，非暴力）和真理一样。
我曾寻求使我能够实现这种使命的资格，我在我身上发现那完全是为了爱护人民的原因，也就是对于“亚喜姆沙”信念不动摇的一种表现。
这一天在香槟蓝所发生的事件，是我生平不能忘怀的一件大事，对于我和乡人们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依照法律来讲，我应该受审判，但是实际上却变成了一件政府的诉讼案。
政府的律师、裁判官和其他的官员们对我的案件都感到棘手，如站在炽烈的火炭上一样，他们互相商议办法，并由政府的律师请求法院延期再审。但是我却向院长提出不要延期的请求，因为我愿意为违背离开香槟蓝命令的罪状提出辩论，我朗读这样的陈述书：得到法庭的许可，我愿意做一个简单的陈述，解释我为什么下了最大的决心，违抗刑律第一百四十四条的命令。依照我的拙陋意见，那只是因为地方行政者和我私人间存在着不同见解的原因罢了。我踏进这个土地的动机，是要为人道主义及国民服务。我答应了乡民们急不可待的邀请而前来，因为他们宣称受到靛蓝栽培商们不公平的待遇，希望我援助他们。我在没有研究问题以前，不能从事任何的服务，所以我特地来这里。若是可能的话，我计划和行政者及靛蓝栽培商们合作研究，此外实在毫无其他的动机，我绝不认为我参与此事会扰乱到公共的秩序或丧失人命。我自信对这一类的问题有许多的经验，可是行政人员们并不赞同我的意见。我颇能体会他们的困难，我也知道他们只能奉令行使职权。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服从命令。但是我一想到我来此应负的责任时，我便无法实行。我思索过，除非我留居在他们中间，否则无从援助他们，因此我不能任意地自行告退。在这个良心的争斗中，我只能把这个责任，卸放在强迫我离开人民的政府身上。我完全明了像我这样一个在印度公共生活中占有地位的人物，自当非常注意言行并以身作则。我还坚信在复杂的制度之下，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他唯一安全而又维护名誉的态度，是毫不表示抗议。
我作这样的陈述，并不是打算要减轻我应受的处罚，而是要表明我忽视命令，并非对掌管法令的当局有什么失敬，只是为了服从我们人类最高的法律，即良心的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