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一件义务是募集新兵。除了凯剌以外，叫我从什么地方先着手呢？除了我的合作同志以外，叫我找谁来充任第一期的新兵呢？因此我到达那第亚后，便找华拉倍巴德与其他的朋友们举行会议。若干人觉得不容易接受那个建议。凡是支持议案的，则怀疑它难于成功。我所欲提出呼吁的对象，对政府缺乏好感，在他们的记忆中还保留有政府公务人员给予他们的痛苦经验，可是他们仍旧准备工作。当我开始执行我的任务时，我们的乐天主义突然遭受一种强烈的打击。回想从前在反抗缴纳田赋的斗争中，人民毫无条件地自动把他们的车辆供给我们使用，我们征求一个义务员时居然有两个人都愿意效劳，而现在连要雇用一部车辆都很困难，对征求义务员的事就更不必说了。但是我们并不气馁。我们决定要以步当车，每天勉强赶25公里的路程。人家既不肯供给我们车辆，自然更无法叫他们供给食品，因此决定由每一个义务人员自己携带食品。至于床铺并不需要，因为那时是夏季。
我们一路召集会议，大家都出席，但难得有一两个人愿应募为新兵。
“你是‘亚喜姆沙’（不杀生）的信徒，怎样叫我们拿起武器来呢？”“政府对待我们有过什么善政，值得我们做他的后盾？”像这样类似的质问，不时有人向我提出。另外，我们的工作也开始成功，来报名登记的人很多，我们期待派遣出第一支部队以后，就可以有正规的补充队。我已和委员商议着安插补充新兵的场所。
在每一个区分部里都按照德里委员会办法纷纷召开集会。在古雅剌也有一个分会，我和合作同志们都被邀请参加。我们都出席，但是我知道在这里我不能比在德里更有所作为。在那一种奴性的气氛中，我感到局促不安。我发表了一段演讲，但是没有一句话是公务人员所愿意听的，而且有些话是要使他们听了觉得刺耳而发人深省的。
我曾印刷小册子以推进征募新兵事宜，其中有一个理由是违背委员之意的，原文如下：在英国统治印度的种种非行中，从历史方面观察，最恶的行为莫如剥夺全国人民武器的事例。若使我们废止那个解除武装的条例，若使我们学习使用武器，现在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若中产阶级肯在危急时期援助政府，可以消灭政府不信任的成见，可以希望撤除禁持武器的制度。
在募集补充新兵的运动中间，我的健康大受损害。在那时，我的食品只吃花生酱及柠檬。我知道多吃花生酱对于健康有害，可是我仍不知节制，因此罹患轻微的赤痢。我并不介意，晚上仍照日常的习惯到真理学院去。在那个时期，我极少服用药物，只要少进食一顿自会痊愈的，因此我在第二天废除早餐，果然感到舒服些。可是我知道要得到完全的痊愈，最好是要延长我的断食制，或只饮用一些果子的流汁。
这一天恰巧是一个节日，我曾立誓不吃乳汁及乳制的食品，她为我特别预备一碗麦糊，里面放了一些油，旁边还放了一满碗的“我颇爱好这些食物”，我为了要使我妻喜悦，同时为了满足我的食欲，便吃了。我本应该少许的进食，但却大量地吃完了，那无异是招来死亡的天使。一小时后我的痢疾转剧。
当天晚上我应该回到那第亚去，我困难地步行到沙巴玛蒂的火车站，走了相当距离的路程，华拉倍从阿姆达排上车和我同行，他看见我有病的模样，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病痛的程度。
将近十点钟我们到达那第亚。我们总部所在的印度亚那真理学院离车站只有600米远，但是我觉得好像有15公里一样，而我仍旧设法走到那里，腹痛增加不已。我的朋友们环绕着我表示深忧，他们都很关心地侍候我，但是仍旧无法减少我的痛苦。我固执的性格更使他们束手无策，我拒绝一切医学上的治疗及药品，因为我甘愿忍受对我的错误的惩罚。他们都在旁看护我，因爱莫能助而感到不安。
我的病势很严重，即行断食，连果汁也不进。我已没有食欲了，从前我以为我的体格像铁一般的坚实，但是现在却感到我的肉身不过是土块而已，已经丧失了抵抗的力量。
卡奴迦博士来看我，要求我服用药品，但是我婉辞了。他建议给我注射，我也拒绝了。当初以为注射是完全令人发笑的愚见，因为我以为注射的是一种兽类的血糖，到后来才发现医生所要给我注射的是一种植物性药液，等到使用时，已经太迟了。我腹泻不停，弄得身体异常衰弱。过度的衰弱变成了热狂症，朋友们更焦急地去延聘其他的医师来。但是这对于一个不肯听话的病人有什么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