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毁家诗纪》里的唯一一阕词《贺新郎》中，郁达夫曾深刻地认识到：“匈奴未灭家何恃？”“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并明确表示在这“别有戴天仇恨在”的民族危难之际，他要暂且抛却个人的恩怨和不幸，而要“留取吴钩拼大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首先献给抗战救国的神圣事业。
他是这样说的，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到新加坡后，郁达夫先后接手主编了《星洲日报》早版副刊《晨星》、晚版副刊《繁星》、《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周刊和星系兄弟报《星槟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双周刊。在此期间，他以自己主持的这几个副刊为阵地，一面热情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积极发动侨胞举行义赈、募捐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内抗战，一面团结、培养了一大批新加坡的文学青年，促进国内和新马文艺界的沟通与交流。
此外，他还先后撰写了数十篇杂文、政论，揭露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斥责那些汉奸文人背叛祖国、附逆投敌的无耻行径，热情讴歌海内外同胞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义举。
这一切都说明，身受战争之害，可谓国破家亡的郁达夫，不仅没有消极沉沦，反而日趋成熟和坚强。其精神支柱，正是由于战争而激起的朴素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因为这场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无论是对整个中华民族还是对于郁达夫一家，都是一场酷烈无比的灾难。
1939年11月，正当郁达夫与王映霞感情彻底破裂，面临分手之际，郁达夫的长兄郁华因维护民族和司法的尊严，对汪精卫集团的卖国行为毫不容情，在上海遭到日伪特务的暗杀，以身殉国。
两年前，郁达夫的母亲在故乡富阳沦陷时，因不肯远离故土而被活活饿死，现在，胞兄郁华又直接死于日伪特务之手。短短两年时间，两位亲人先后殉难；也正是在这两年，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风波迭起并终致离异。两年前的郁达夫根本就不曾想到，两年后的今天，国事、家事竟会一至于此！
郁华殉国之后，上海、香港的一些报刊纷纷约请郁达夫写一些关于胞兄的悲悼或回忆文字，但他一直没有执笔写成。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身居热带，头脑昏胀，不适于作那种抒情述德的长文，更是因为在这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民族危亡之际，郁达夫个人的血族情感，已渐渐被无数志士仁人殉国殉职的民族大义所净化和冲淡。此时此刻，充溢其胸中的，已不再是那种执着于个人的一己情感，而是朴素的民族观念和爱国主义信念。
1940年3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等团体为郁华举行规模盛大的追悼会，羁留海外的郁达夫不能亲往祭奠，只得像上次他的母亲遇难时一样，再次设灵遥祭，并遥寄亲笔挽联一副，以寄托他对长兄的哀思：
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1940午3月，香港、新加坡的几家报纸上先后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3月20日，一些中国作家在重庆举行宴会，宴请几位来访的苏联作家。席上，有人提议，大家联合给远在南洋的郁达夫写一封信。于是，出席宴会的老舍、郭沫若、王昆仑、施谊(孙师毅)各写了一句诗奉赠：
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郭沫若)，举杯祝远道(王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
应邀出席宴会的苏联作家费德连克和米克拉舍夫斯基也分别用汉文写了“都问你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两句话。当日列席的中国作家还有陈波儿、方殷、戈宝权、葛一虹、阳翰笙等。郭沫若还特意在诗下写了这样几行字：
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
见到这样一则消息，郁达夫既为朋友们对他的关怀和问候所感动，同时也对张资平的附逆变节行径感到愤怒。他立即在《星洲日报·晨星》上发表了一篇杂文《“文人”》，对张资平、周作人之流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无行”、卖国的所谓“文人”大加痛斥：
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罪加一等。时穷节乃见，古人所说的非至岁寒，不能见松柏之坚贞，自是确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第一个对郁达夫的成名作《沉沦》作出公正评价的人，他对郁达夫的作品一直持有很高的评价，郁达夫对他也一直怀有抱愧和感激之情。两年前，第一次听到周作人附逆下水的消息时，郁达夫并不相信，认为那只是敌人故意制造的谣言，后来得知消息属实后，他便毫不迟疑地在文艺界人士正告周作人不要堕落为民族罪人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上签了名。
现在，同在日本留学又同为创造社创始人之一的张资平又沦为汉奸，这不能不使因日寇的入侵而致家破人亡的郁达夫怒火中烧、义愤填膺。这再一次表明，在民族大义面前，郁达夫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当然，郁达夫痛恨的是发动战争的日本军阀，作为一个在日本留学、生活达十年之久的人，他对日本的普通国民以及那些不怀恶意的文艺界友人，即使在目前这种战争日益升级的非常时期，他也还是能够分清良莠，区别对待。
1940年，日本《读卖新闻》计划刊载日中两国文艺家之间的往返书信，其中的一对作家是郁达夫与日本的文艺批评家新居格。新居格曾先后两次来中国，与郁达夫和他的长兄郁华都有交往。
这年5月，郁达夫收到读卖新闻社学艺部的来函，并附有新居格写给他的公开信原稿。在信中，新居格历叙了过去的友情，流露出对战争的厌恶与对和平的渴望，并表示国与国之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个人之间的友谊应该是不会动摇和改变的，希望两国之间目前所酿成的不幸能够早日结束，这样，两国的文艺家就可以继续握手言欢，切磋交流了。
应该说，新居格的这封信写得还是情真意切、用心良苦的。《读卖新闻》的编者在来函中也再三恳请，希望郁达夫一定要给新居格写一篇同样的答书。但在两国交战的特殊时期，如何处置这件事，的确使郁达夫颇费踌躇。他想，若置之不理，恐将被其嘲笑有小国民的悻悻之情，而无君子之宽宏大量；若私向授受，万一被其歪曲利用，以作宣传的材料，第一不免会引起国人的误会，第二也有负先后殉难的老母胞兄的在天之灵。
面对这进退两难的处境，郁达夫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将来书和复信以《敌我之间》为题一并在自己主持的《星洲日报·晨星》副刊上发表，然后再将剪报寄到读卖新闻社。
他认为只有这样，庶几才能做到举止有度，并能兼顾公交私谊，求其两全。
这封复信较长，这里不妨节录其主要段落，从中人们既可了解郁达夫当时的真实心境，也可领略其不卑不亢、光明磊落的气度与风采：
敬爱的新居君，由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转来了你给我的一封公开状，在这两国交战中的今天，承你不弃，还在挂念到我的近信，对这友谊我是十分地在感激，诚如你来书中之所说，国家与国家之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个人的友谊，是不会变的。岂但是个人之间的友谊，我相信就是民众与民众之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地存在着……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样的。正义感、人道、天良，是谁也具有着的。王阳明先生的良知之说，到了今天，到了这杀伐惨酷的末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日本国内的情状，以及你们所呼吸着的空气，我都明白；所以关于政治的话，关于时局的话，我在此地，可不必说。因为即使说了，你也决计不会看到。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老百姓（民众)，却因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坚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都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战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飞机轰炸下所伤生的，都是他们的父老姐妹。
日本炸弹，提醒了他们的国族观念。
就以我个人来说罢，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但我对这种种，都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
中国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经过了这次战争的洗礼，所持的更发挥了它们的威光，所差的已改进了十之八九。民族中间的渣滓，已被浪淘净尽了；现在在后方负重致远的，都是很良好的国民。
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
新居君！你以为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带着威胁性的大言壮语么？不，决不，这些都是现在自由中国的现状、实情。
不管这一篇文字，能不能达到你的眼前，我总想将现在我们的心状、环境，对你作一个无虚饰的报道。一半也可以使你晓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们的近状，一半也可以作日本的民众的参考。看事情，要看实际，断不能老蒙在鼓里，盲听一面之辞，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当。
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实在也是很多；我在前四年去日本时所受的诸君的款待，现在也还历历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当我到了京都，一下车就上了奈良，去拜访了志贺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厅起了恐慌，找不到他们所要负责保护的旅客一层，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因复书之便，我想顺手在此地提起一笔，敬祝那些友人们的康健。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的。在那时候，我想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将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来为世界人类的一切缺憾谋弥补的方法。
这封回信在《晨星》副刊刊载后，郁达夫将剪报寄回日本读卖新闻社，结果终因日方顾忌到政府当局的意图，自食其言，不敢将它披露报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