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的问题与改革
新形势下联合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复杂多变的世界对联合国提出了新的要求
联合国成立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20世纪40年代。此次世界政治格局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完成的，组建联合国的目的在于确保战后世界的和平安全，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为此在冷战时期，联合国作出了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受到美苏冷战的严重制约和阻碍。冷战结束后，伴随着苏联及华约的解体，传统的那种打大仗的力量结构和军事态势已不复存在，原东西方决策者的打大仗的决心和信念也逐渐消弭，世界人民追求和平的愿望和努力终于获得初步回报，世界正进入总体缓和、相对稳定的状态，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缓和并不等于稳定，更不能说天下太平。实际上，冷战后的世界与冷战时期相比，热点问题有增无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变本加厉，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对峙和争夺更显露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既未入库更未销毁，恐怖主义四处蔓延……世界正在被一种无序、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的制度所代替，以致于有人充满悲哀地将这种混沌状态称之为“冷和”。
“冷和”恰当地反映了当代世界的真实现实。一方面，随着世界上制约战争因素的不断增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人类共有的世界正踏上继续趋缓、不断求稳的进程，总体和平大局已定，趋缓、求稳的势头已难以逆转；另一方面，新世纪新一轮权力再分配正在进行。冷战毕竟刚刚结束，旧的雅尔塔格局正经历被打破后的惯性余波阶段；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发展，但以此为特征的新格局的建立尚需时日。历来，战争是格局的“酵母”和催化剂，世界格局总是在战火中迅速转换，并特点鲜明的，而如今的格局转换却是在和平条件下平稳进行的，没有世界性战争的硝烟，没有重大历史性的国际会议，没有签订任何国际条约，更没有战胜国和战败国之分，世界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临界线是极端模糊和不确定的，这决定了新格局的形成是漫长的过程。
于是，在新旧转换的过程中，各种变数和不确定性便蜂拥而至，旧的矛盾尚未彻底解决，新的矛盾又如雨后春笋，昔日被掩盖的各种冲突、纠纷、争端、矛盾纷纷脱颖而出。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头7年，世界各地发生的地区性冲突193起，年均28起，超过冷战40多年地区冲突190起的总和，更远远超过年均4起的平均数。这说明冷战后的国际安全形势并不乐观。历史常识告诉我们，战争常常是由危机引发的，而危机又是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时间来看，危机并不是短暂的一刹那，它是一个过程，它有隐性产生或形成、发展和消除的历史，以危机为起点，既可能走向绝望、毁灭、崩溃和死亡，也可能柳暗花明，危机消除，安然无恙。结局如何？关键要看其中的矛盾发展。现实表明，后冷战时代依然是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诸多矛盾错综复杂、纵横交错，让世界充满变数，如履薄冰地前行。这些矛盾最基本的可以以东西南北关系加以表述，即东西矛盾、南北矛盾、西西矛盾和南南矛盾。
东西矛盾在冷战时期是主要矛盾，其包含的主要内容是美苏对立、北约与华约的对抗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抗衡。冷战结束后这组矛盾的地位已大大下降，但并未完全解决。美苏对立、北约与华约对抗已不复存在，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的压力丝毫未减。这主要表现在美国和西方李忠诚主编：《跨世纪的世界政治》，时事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的一些人士并未将冷战思维抛之于脑后，相反却死抱不放，形成浓厚的“后冷战意识”。他们从旧的思维定势出发，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怀疑、限制和压制的态度；对于他们认为未来可能对美国构成竞争威胁的国家，实施孤立、排斥、限制和遏制，甚至干脆采取冷战时所惯用的手段加以“惩罚”。西方某些人的这种念念不忘意识形态的历史纠葛的心理，借助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之笔得以充分宣泄。1993年夏，亨廷顿在美国著名的《外交季刊》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首次阐发了他的文明冲突理论。三年后，亨廷顿又将这篇文章扩展成一本专著，取名《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宣称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根本的变化，未来的世界将进入“文明的冲突”新阶段。亨廷顿断言，在文明的冲突中，“文明”是冲突的主体，以“文明”为界，世界将重新划分阵营。冷战后的主要冲突将在“西方文明”与“儒家—伊斯兰文明”结成的同盟之间进行，“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共同向“西方文明”发起挑战，形成“西方对抗非西方”的格局，造成新的紧张局势。因此，亨廷顿告诫西方国家必须集中精力对付“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结成的同盟。很明显，亨廷顿的理论完全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延续，矛头所向一目了然。其战略思想其实并未跳出地缘政治窠臼，其基本构架也依然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因为，在他看来，东亚若与北非、西亚、东南亚联成一气，就会形成从太平洋西岸一直延伸到大西洋东岸的球型连续地带，从而对欧洲形成包围圈，对西方构成威胁。在这包围圈中，中国的威胁又是相当突出的，这不仅在于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而且在于中国是所剩“共产党国家”中最大的。亨廷顿的理论作为一股误导历史发展的逆流，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但它至少给我们预告了未来东西方矛盾发展的某些内容。因为他的理论不仅在西方国家决策者当中大受青睐，而且正在变为一种外交实践。
南北矛盾，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此组矛盾在冷战后更显突出。它涉及全世界90％的国家，更多地发生在经济领域。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平等及经济条件的恶化，使南北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贫富问题日趋严重。近年来，西方国家以“人权中心论”、“主权过渡论”和“干涉必要论”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又引发了南北的政治冲突。在安全与军控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认为，其“安全利益”的主要威胁在冷战后很可能来自于第三世界，而不是原苏联和东欧地区。1992年2月法国《费加罗报》的一篇题为“一个敌人赶走另一个敌人”的文章就明确表示，新敌人的威胁已取代了灭亡的苏联，这个新敌人就是第三世界。虽然南北之间的斗争越来越采取合作谈判、和平协商、政治解决等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南北矛盾不会激化。有人预测，冷战后南北对立将取代东西方冲突，这并非毫无根据。
西西矛盾，指的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间的矛盾。这组矛盾历来有之，只不过现在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华约和苏联解体后，东方阵营已经瓦解。这样摆在西方大国面前的是：冷战时期以苏联及华约军事威胁为假想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和战略部署失去了依据。虽然俄罗斯取代了苏联地位，但俄罗斯明显的“一边倒”政策也使西方国家感受不到冷战时来自苏联的巨大军事压力。而西方国家在突然丧失了对手之后，一度被掩盖的西方国家内部矛盾正在日益暴露。联盟内部的凝聚力大大削弱，各国利益冲突、矛盾不断增多。美欧之间、西欧国家之间、美日之间及欧日之间政治上的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经济上的各种摩擦愈演愈烈，以至于美国总统布什在1991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承认美国同日本和德国的贸易谈判已具有过去同苏联举行军备谈判同样的战略意义。
南南矛盾，指的是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由于各自社会发展的起点不同，历史与现实的发展道路迥异，彼此间差异极大，相互的矛盾相当复杂和棘手，它往往同民族传统、宗教分歧、边界争端相联系，并常有“第三者”插手其间。从经济上看，大国与小国、富国与贫国、产油国与非产油国、沿海国家与内陆国畅征、陈峰君主编：《第三世界的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3页。
家等均存在矛盾。经济的矛盾往往又与其他矛盾相掺合，形成矛盾的综合。这些矛盾造成发展中国家一直成为世界冲突的热点。据统计，1993年，全世界共发生战争、武装冲突和各类危机119次，其中爆发战争23场，一半以上都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之间。
1994年世界发生的战争次数增加到41场，其中34场发生在第三世界。
总之，冷战的突然消失所造成的世界变化太大、变数太多和变速太快，使一系列新问题层出不穷，新矛盾纷至沓来。特别是在格局转换、力量组合、国际贸易、世界安全及世界各国内政外交政策调整等重大问题上，不仅某些国家的国内矛盾出现了，而且两国或数国之间的国际矛盾也出现了。这些矛盾相互制约，环环相扣，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网络，若不加以及时和得力的控制和处理，极有可能酿成危机，导致武装冲突的发生，从而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面对这充满矛盾的时代和充满矛盾的世界，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真正的全球性组织的联合国完全有义务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发挥进一步的作用。
二、联合国的现状已滞后于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政府间的政治性国际组织是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为一定的国际秩序服务的。联合国的酝酿筹建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诞生于二战结束之后。就其产生的过程而言，联合国实际上是雅尔塔体制下的产物。联合国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并以维护这一体系为目标。这一事实本身反映了世界秩序的变化，即联合国作为战争的产物，是以对战争胜利作出主要贡献的国家为主体的。《联合国宪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美、英、苏三个大国之间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后达成妥协的结果。《联合国宪章》把较多的实权特别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交与安理会，给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特殊的否决权，使其运用“大国一致”原则来决定一切重大国际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肯定美、英、中、法、苏五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创造联合国作出的重大贡献，因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然而，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已发生巨大变化，联合国今天面临的国际形势与1945年旧金山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时相比已大相径庭。首先，从联合国的组织结构看，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兴起，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世界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展开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正如毛泽东在1948年所指出的：“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么，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帝国主义的削弱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加强推动了战后亚非拉地区民族民主革命的蓬勃发展，并最终导致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在殖民体系瓦解的基础上，国际政治舞台上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第三世界。但在《联合国宪章》制定时，并没有预见到这种形势的发展。它虽然承认了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中国的大国地位，却没有给战后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锁的新兴独立国家保留足以发挥它们的作用的机制安排。正是由于在《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战后世界秩序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解放没有占据它应占据的地位，两极格局因而对联合国作用的发挥起了消极作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成为它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原因，其他众多的新兴独立民族国家，也按两极格局被强加划分，其中不少国家长期陷入了难以平息的内争之中。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政治独立并加入联合国，他们要求联合国根据宪章的规定，切实实现宪章的宗旨，严格遵守宪章的原则，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热点地区的政治解决方面进一步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但是联合国决策体制的缺陷使第三世界的声音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安全理事会后来虽增加了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但并不能解决体制上的问题，联合国的不正常现象越来越突出。联合国的会员国已从当初的50国增加到今天的190多个，而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则变化不大，特别是常任理事国数量未变。客观形势的发展超出联合国创造时的构想，联合国体制上的不适应性越来越暴露。这种不适应性的突出反映就是迅速增长的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和安理会规模长期不变之间的矛盾，以及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发达国家长期垄断联合国重要职位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