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胡适又应邀在华盛顿“女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当时日军正向南京进攻，他说：“南京如果失守，中国将继续抗战，虽战争延长至二三年，亦在所不惜。”14日南京沦陷，20日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此后，胡适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巡回演说，向上述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介绍中国抗日战争情况，并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和意义，争取各方面的支持。胡适的上述活动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杨鸿烈从日本返国，写信给胡适介绍情况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他们甚至说蒋总司令现在的政权也是建设于您的‘《独立评论》的哲学’之上。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由此可见胡适等人在海外的宣传工作还是有良好效果的，争取了朋友，打击了敌人，这对抗日战争是有贡献的。
胡适等人这次出使西方各国，为国难而奔波，工作是辛苦的。1938年4月7日，胡在给江冬秀的信里说：“我自从1月24日出行，走了一万一千里。3月18日回到纽约。……在美国住了近6个月，只看了一次电影、一回戏，连老朋友林行规夫妇过此都不曾好好接待，颇感过意不去。”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想象到胡、钱、张三人在海外工作忙碌的一些情景。然而，至于生活方面情形究竟如何呢？这可以从张忠绂的回忆录中看到一些，他说：“当时，适之和端升先到纽约，住在Ambassador Hotel，端升住的房间只8元一天。适之的客人多，需要一点空间作客人的坐起，他只选了一个10元一天的房间。谈起来很惭愧，适之、端升和我，我们三人所住的旅馆房间，以我住的最大最贵。原因是，我在汉口耽搁了两星期，抵达纽约时，Ambassador旅馆里只有一间14元一天的房间。我让给适之，他嫌麻烦不肯搬，住了几天后，有便宜的房间空出，我预备搬，但适之不叫我搬。他说，花钱有限，搬远了不方便，而且你管电报文件等，房间大一点也好。可见他待己薄而待人宽。又如，纽约大旅馆门口经常有侍者伺候，代你叫汽车，开汽车门，你就得给他两角五；少了拿不出，且‘有损国体’。适之和我们外出时，总不肯在旅馆门口叫汽车，宁愿走街口或转一个小弯，不让旅馆侍者看见，然后再叫汽车。可代公家省二角五分美金。我们三人那次去美国，经费是由政府交给适之的，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每月拿几百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个人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账。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都谢绝领月薪。”从这回忆录中，我们不难看出胡适的为人，在对人对己，于公于私都是很有讲究的，与当时国民党内的一些官僚、政客、贪污腐化的行为相去何止千里。
胡适这次出国大约带了4500元美金，三个人用到1938年2月份也差不多完了。钱没有了任务也就完了，于是张忠绂1月底回国了。钱端升4月初赴英国；胡适仍在美国，行止未定。那时，美国有四五家大学请他留下任教，他考虑再三，后来决定全部辞掉，在给江冬秀信中说：“这个决定是不错的。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过不去。”又说“我现在决定7月13日动身，坐船去英国、大概有两个半月或三个月的勾留。”
7月19日正当胡适坐的船行至法国夏浦（Cherbourg）港口停泊时，他接到中国驻法大使馆转来的电报，这是蒋介石征求他出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意见电。他看过后在港口向驻法大使顾维钧通了一个电话，仍坐原船到英国去了。24日到伦敦，又得国民政府电；27日再得蒋电，内容都是请他任驻美大使之事。胡适经过一番考虑，毅然回电蒋介石说：“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胡适既已同意，于是国民政府9月17日正式发布任命令，宣称：“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此令。”这个消息传出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震动。重庆《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宣称：“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美国《纽约时报》也发表评论说：除胡适以外，没有人更够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形，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并称：“胡适不是狂热分子，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在敌人方面，日本政府非常注意此事。当时代表日本舆论界的东京《日本评论》曾建议一对策，说：“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住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桽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冈则是雄辩的。”可见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胡为抗日效力，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江冬秀对此却想不开，她深怕胡适脱离教育界进入官场后与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同流合污，掉下去爬不起来，毁了自己。为此，她在上海常与胡适朋友诉苦，甚至痛哭流涕。当时竹尧生写信向胡适报告说：“兄发表美使后，胡太太大不高兴，说得声泪俱下。弟劝以兄之跳入火坑，亦本能尽一日力尽一日力；能尽一分力尽一分力之意。好在战争停止，适兄即可挂冠（此冠必定是大礼帽，一笑）归来，时间不为过长，学者仍然还是学者。”胡适知道后，也写信来安慰她说：“我21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经朋友们的劝解，胡适又把话说得这么清楚，保证战事一了就回来教书。这使她不安的心情稍微缓解一些。
同年8月，胡适在伦敦得知老友周作人仍滞留在沦陷区北平没随北大南迁。为此甚感不安，故作诗一首，讽其速离平南下。诗云：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1938.8.4伦敦
胡适在诗里以“智者识得重与轻”勉励周作人，希望他在全民抗战之际，认清是非，莫失足成千古恨！可谓对老友关怀备至，也说明胡适是非常爱惜人才的，周作人接到胡适的来诗，也仿藏晖体作白话诗一首回答他。诗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拚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1938.9.）
周作人在诗里首先向胡适报告了“苦住敌人围城中”的情况，其次是诉苦，说明不能南下的原因，是因为家里有好些老小故不能远行，但他声明“老僧始终是个老僧”，不会出问题的。这时他还没有当上汉奸，在燕京大学任客座教授。从诗的内容来看似乎还有点自信，这可能是受胡适来诗的鼓励和影响。因此，他很自得地常把胡适的来诗与自己的答诗，拿出给朋友们观赏。当时邓广铭在北平曾有所体验，同年11月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报告说道：“目前在苦雨斋，见到吾师的诗札和周先生的答诗，当时曾起了无限感触。周先生的答诗、吾师当已看到，此间一般师友的议论，都以为较之来诗，无论就立意或措词方面都逊色得多。周先生素以散淡闲逸，能洁身自好而受到一般人的尊仰，竟不料事变未久，即借口于米盐蔬笋诸事而向人宣称准备出门了（曾正式向沈、马、钱三先生如此表示，马先生对此最为愤激）。吾师诗札到后，似乎很引动起他的一些愧悔的心情，不但于答诗的末尾作了切实的声明，而且对此唱和二诗也竭力向友人间广播，想是以此作为忏悔录了。”可见胡适的诗对他是有教育意义的，所以后来他曾拒绝过日方《朝日新闻》约稿等事。表明他也不愿再与日本文化界多来往了。但后来主客观形势变化，特别是遇刺事件后态度有了明显改变，公然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长职。之后陷入“汉奸”之列，有负胡适的希望，但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胡适逃离大陆之前，他又劝胡适留下，以示不忘旧情。关于这件事，周在回忆录里说：“1948年冬，北京解放，适之仓惶飞往南京，未几转住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住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可见周作人对胡适也是十分关怀的。他俩交情谈不上十分深厚，但彼此尊重爱惜不忘昔日在新文化运动中共同战斗的情意，所以常说一些“交浅言深”的话（周作人语）。他们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掉队了，走向人民的反面，程度虽有不同，但被历史淘汰了。这是值得后人引以为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