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在古代，青铜器常被称做“宝尊”、“宝鼎”，这表明青铜器一直被视为尊贵的宝物，我国青铜器不仅数量巨大，并且造型丰富、品种多样。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样，而且不同地区的青铜器均有所差异。但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在于它们的质量。商末周初，是中国青铜器制造的顶峰阶段。此时的青铜器精品极多，以其制作精湛、形制瑰异、富丽堂皇而为收藏家们所钟爱。当然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很多式样新颖别致的青铜器。在现存的商周青铜器中，司母戊方鼎以其体形巨大而闻名于世。
漫谈青铜史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璨，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时期，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晖。青铜艺术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它与历史、冶金、文字和造型美术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商、周青铜器历来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荣誉。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期和转变期。
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的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记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都发现了青铜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三个特点：
①红铜与青铜并存，并出现黄铜。例如：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量为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的黄铜残片。而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镜。
②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已经证实了当时人们已经能够制造容器。
③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这就说明了一般居民也用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大多朴实无饰，即使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的几何纹饰。
鼎盛期
中国青铜器时代的鼎盛期，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了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和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在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用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用做殉葬的明器。由于青铜礼器具有一定的神圣性，所以，一般不在生活场合使用。但是在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青铜器最常见的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的像鸟、像凤、像人。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则逐渐衰退。但是，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主题。因此，可以说许多图案的花纹，实际上是从龙蛇和凤鸟这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春秋时代，螭龙纹的盛行则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在中国古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种青铜器的花纹刻制极为考究，冶铸技术也十分纯熟。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都是刻制的，因为，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流传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如今，铭文已成为历史学者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有着重要的历史考究价值。
转变期
青铜器的转变时期是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标志着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经彻底瓦解，铁制品开始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而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没有什么更多的发展了。
中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原，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东北、西北、巴蜀、岭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精美，风格各异。最突出的是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其制作精湛、形状瑰异、花纹随意、富丽典雅，制作的精品更是不胜枚举，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四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等，它们铸造的精致程度和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深受国内外藏家钟爱，这些制作精美的青铜器更使得国外青铜器铸品望尘莫及。
明器指的是古代人们下葬时带入地下的随葬器物，即冥器。同时还是指古代诸侯受封时帝王所赐的礼器宝物。
青铜魁首司母戊鼎
国宝名称：司母戊鼎
出土年代：1939年3月
出土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北
国宝现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司母戊鼎是商代后期由皇室所铸，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北出土，因鼎身内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该鼎造型庄严雄伟，整体呈长方形，四只鼎足雕饰兽面纹，鼎耳外廓雕饰双虎噬人首纹，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司母戊鼎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形体最大、分量最重的青铜器，在世界上也是仅此一件。
宝物出土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一个农田中，是被当地农民吴希增发现的。当年，安阳小屯一带发现大量甲骨文以后，当时的民国政府就曾组织过大规模的发掘。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的侵占，村里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村民的生活度日如年，村民饿得没办法，只好结伙儿在田地里挖“宝”，贱价卖给时常在这一带转悠的古董商来换取食物。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一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这时，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
按照当地的规定，探宝是不分地界的，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可以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培文商定之后，当晚便开始了破土挖宝工作。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到约10米深时，宝物从土中露出些许，先看到的是器物的柱足，两个人异常兴奋，继续卖力地开挖，直到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是由于宝物非常沉重和巨大，两人很难完全挖出并带走，所以当晚的挖宝工作也就停止了。
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四十多人前去挖宝。他们在洞口处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当提到六七米时，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才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文物传奇经历
司母戊鼎的挖掘工作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司母戊鼎出土后不久，驻河南省安阳市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闻讯前来“参观”。后北平古董商肖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到20万银元诱惑，就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能锯动。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也怕万一萧寅卿不要的话，破损的方鼎就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分解后便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了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藏了其他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方鼎便得以保存下来。1946年6月，国宝被重新掘出，原物开始是存在县政府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六十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到南京作为寿礼，蒋指示转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在司母戊鼎前留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司母戊鼎依然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才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至今。
司母戊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鼎的提手纹饰十分精美。两只龙虎张开巨口，含着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有人推测，鼎上的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这个推测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当时的官员出场时都会牵着两头猛兽，而在青铜器和甲骨文上也经常能看到这种类型的图案。司母戊鼎庞大浑厚，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它也充分显示出了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学术界建议将“司母戊鼎”改为“后母戊鼎”。是因为商代的字体较自由，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所以“司”和“后”字形可以一样，但是，由于墓主人生前是商王之“后”，所以“后”字更接近墓主人的身份，目前，学术界更多人赞同读“后”字。但是，没有任何定论，所以两种叫法都可以。
国之重宝四羊方尊
国宝名称：四羊方尊
出土年代：1938年4月
出土地址：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转耳仑山上国宝现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它的造型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的青铜器，属于祭祀用的礼器。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的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宝物流传历程
1938年4月，在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转耳仑山上，姜景舒、姜景桥和姜喜桥三兄弟正在山上垦荒种红薯。忽然间，锄下“当”的一声金属碰撞声，引起了兄弟三人的注意。之后，他们便进一步地往下挖去，一件硕大的金属器物从土中渐渐出现。他们不知道这个墨绿色、带有四只卷角羊头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但是，心中猜想这件金属器肯定是个宝贝。
三兄弟见到此物后如获珍宝，虽然并不清楚这件宝贝有何价值，但不寻常的外形和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错以为挖到了“乌金”，因此，十分珍惜。兄弟三人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在镇上传开了，由于长沙历来就是青铜文物出土的宝地，文物贩子在乡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线，因此，黄材镇万利山货行的老板也在第一时间开出了四百大洋的价钱要购买这件稀世珍宝。
四羊方尊后被黄材镇的古董商买进后，又辗转到了长沙县靖港镇某商号。一些心怀不轨的商人通过文物贩卖的渠道故意放出消息，打算哄抬宝物，内定起价二十万大洋。当时的长沙因文物盗掘走私现象严重，政府部门对出土文物走私现象的查处也十分严厉。
当四羊方尊出土的消息被长沙县政府得知后，为防止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外国人，长沙县政府立即派人前去调查此事。之后，四羊方尊被没收并上交湖南省政府。不久，日寇进逼长沙，四羊方尊则被送到了湖南省银行进行保管。1938年11月，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沅陵。为了不让长沙存放的宝物落入敌人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11月12日，延续两天两夜的大火烧掉了长沙城，也使四羊方尊在战乱中遗失了。解放后，向来关心文物的周恩来总理于1952年亲自责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经多方查询，最后得知四羊方尊在随湖南省银行内迁沅陵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之后这些碎片就一直被丢弃在湖南省银行仓库的一只木箱内，十几年无人问津。得知这一消息后，文化部便找到当时国内文物修复大师张欣如，请他协助完成修复四羊方尊这项伟大的工作。一年后，破碎的四羊方尊终于被修复了。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四羊方尊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
国之重宝
被誉为国之重宝的四羊方尊，一直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在时间的尘埃中传递历史的凝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