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始这篇文章呢？无论是按照沃罗夫斯基的说法：“多余的人……这是多么怪诞不经的概念的组合啊。在宣称人为创造主，认为人是万物之灵的人们看来，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多余的’，只有人本身是个例外”；还是按照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屠格涅夫《多余人的日记》中所说的：“多余的——正是如此。这个词对其他人使用不上……人有凶恶的、善良的、聪明的、愚蠢的、惹人喜欢的、令人讨厌的；可是多余的……没有。”人只有好坏优劣之分，不管用哪种价值标准衡量，就是在充满两律背反的时代，“多余的人”这个词也近乎一种悖论。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毋宁说俄罗斯农奴制的社会上，孕育了这样一种人：多余的人。令人奇怪的是，人们并没有厌弃这号人物，他们得到了广泛关注，就像在作品中一度为女人倾心一样。他们在生活中没有组织，连像样的小团体都没有，厌弃所属的阶级，然而又寄生虫般攀附在人民身上，敏锐的思想使他们看透了社会弊端，萌生叛意，可是这种精神的火焰只是灵光乍现，未经结果便凋零，并不能像言谈举止中所承诺宣称的那样，可以出来战斗，采取背离行为，只能在高谈阔论中浪费宝贵的生命。他们对一切感到无所谓，不甘心沉沦，又没朝前走的勇气，不愿意进入平凡生活，天生的软弱使得他们的反抗起于言语，止于行动，结果无外乎成为一张在黑灯瞎火中才用得出手的伪币，连及时行乐这服万能良药都无法根治这后天与先天综合在一起的病症。
普希金在创作谈中为这类人勾勒出一幅速写：“对于传统与现实不满，对未来感到迷茫，徒有聪明才智，却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未来人生的方向。”这就是症状一栏的主要内容。
也许不须用更多篇幅解释“多余的人”与维特、世纪儿之间更深一层的渊源，我们姑且认为他们之间一脉相承，无论所处环境、价值取向、个性特征等都惊人的相似，像同一辆车在两条道路上辗下的印迹，分析此，等于研究彼，好比从圆周上不同方向出发的点，终归有遇合的时刻。他们处于社会的重大变革之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当口，社会价值观发生深刻裂变，思想上接近进步的一方，生活却滞留在落后阵营。两种意识，两种人生，两种抉择，像铁钳手柄的两段，如核桃一般的孱弱灵魂被碾碎在中间；又像被相反方向拉开的力量，整个人的思想经历着车裂式的痛苦。他们感情充沛而又敏感，思想开阔而又善变，容易了解又轻易丢开，认识往往只到了看破的一层，却无法付诸行动。没有建设性地看破的背面往往只是虚无，最初的热，却把他们引入了冷。一眼望去，世纪病外面看起来是冷症，其实恰恰是一种热病，粗心的医生包管一看就错：外表有着冷若冰霜的情形：无所事事的生活，浅尝辄止的爱情，望而却步的抗争；内心却是无休止热情灼伤后的反映：虽然未经战斗，却早已伤痕累累，不堪重负。
《当代英雄》就是应运而生的作品，文中有大段的自我心理分析，极适合拿来当标本参考。主人公毕巧林，在故事当中，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建树，只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家伙，打猎，追求女人却并不真心想拥有她，加入到连自己都厌恶的三角恋爱纠纷中去，东游西荡，为并不爱慕的人决斗，然后浑浑噩噩地了结此生。然而在众多别人无法理解的行为中，他借着日记对其思想与举止中种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矛盾，一一作出剖白：
“听我说，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我有一种不幸的性格：是教育把我变成这样，还是上帝把我造成这样，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是造成别人不幸的原因，那么，我自己也并不稍微幸运一些。当然，这对于他们是一种不好的安慰，不过事实如此，我也没有办法。在我很年轻的时候，自从离开了双亲的监护，我就开始纵情享受一切用金钱所能买到的欢乐，当然，这些欢乐使我感到了厌烦。后来我进入上流社会，可是，上流社会不久也使我感到心灰意冷；我爱上了交际场中的美人们，也被她们所钟爱，可是她们的爱情只是刺激了我的幻想和自尊心，而我的一颗心却还是空虚的……我开始读书、学习，可是学问也使我厌倦了；我看到，无论是名誉或是幸福，都和学问毫无关系，因为最走运的人都是不学无术之辈，而名誉是侥幸得来的，要得到它，只要机灵圆滑就行。”于是“那时候，我便感到厌烦起来”而且“我本来希望在车臣人的子弹下不会再感到厌烦——结果是徒然……我于是变得比以前更加厌烦起来，因为我几乎连最后的一点希望也丧失了”。当贝拉以一种实验品，新一刺激品出现时，毕巧林一度感到兴奋，但也只是一时间的事情：“我又弄错了：蛮女人的爱情比名门闺秀的爱情只略胜一筹；蛮女人的无知与忠厚也和名门闺秀的媚态一样令人生厌”。
他继续用刀子以旁人的姿态客观公正地解剖自己：“我是傻子还是恶棍，这我不知道；可是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我也是同样值得怜悯的，也许比她更值得怜悯一些：我的灵魂已被尘世所毁，思想骚乱不安，心灵永远得不到满足；我觉得一切都是不圆满的：我能够习惯于悲伤，正像习惯于欢乐一样容易，我的生活变得一天更比一天空虚”。
他的病症的全部根源在于无法实现自我，永远“得不到满足”，自然也就没有平复宁静的一刻。生命中的反抗，只是欲望与虚荣在内心挑起的直接反应而已，就像一匹马看到障碍物自然地跳跃起来。生命能够给予他的，只是一杯饮料，而这对于他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一方面争取，一方面逃避，刚追到手便撒开，刚一品尝便已经厌倦，既有肚肠上的饥饿症又有胃口上的厌食症。他把理想在现实面前受到的挫折，化整为零地报复给了社会，把精神上的痛苦化为可以咂摸现实的痛苦；换言之同样正确：他们在现实中受到痛苦，却到虚幻中寻求胜利与解脱，可是这种报复最终还是反弹回自我或者与己有关的人物身上，就像毕巧林对贝拉，奥涅金杀死连斯基。所以毕巧林包括所有多余的人：“我也是同样值得怜悯的，也许比她更值得怜悯一些”。据说医生是不给自己下诊断书的，可是再没有“多余的人”给自我所下的诊治意见正确，他们对病症描述得如此到位，只是无力开出有效治疗的处方罢了。
“多余的人”表现出来的症状，也许别林斯基看得更透、更健康或过于完美一些：“他心中有一种隐秘的自觉，觉得他不像自己所设想的样子，他只有在这一刹那才显出了自己的真面目。是的，这个人有一种精神力量和强大意志，是你们所没有的；即使是他的恶习，也显示出一种伟大的东西，像闪电穿过乌云一样，即使当众人对他加以谴责的时候，他也是美丽的，充满着诗意……他和你们负担着不同的使命，走着不同的道路。他的情欲，是扫荡精神领域的暴风雨；他的迷误不管多么骇人听闻，是年轻人身体上足以锻炼他过长期健康生活的急性疾病。这是寒热病和热病，而不是你们这些可怜虫为之徒然受尽痛苦的关节炎，风湿病，痔疮……让他去诋毁理性的永恒法则，把得到满足的骄傲视作至高无上的幸福；让他去诋毁人类天性，认为人类天性里面仅仅包含着利己主义；让他去诋毁自己，把精神的暂时表现看成它的完美发展，把青年和成年混为一谈，——随他去好了！……胜利的一刻终会到来，那时矛盾就会得到解决，斗争就会结束，零星散漫的灵魂之声就会融成一片和谐的和音！”
“大家在我脸上看出那些实际并不存在的恶劣品质的特征；可是人家假定有，于是它们都有了。我谦逊，可是人家却责备我狡猾，——我就变得畏首畏尾了。我深刻地感觉到善恶之分；没有一个人爱抚我，大家都凌辱我，——我就变得挟嫌记仇了；我郁郁寡欢，别的孩子却都快乐而且多嘴；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明，人家却把我看得比他们低劣，我就变得喜欢嫉妒了。我愿意爱全世界的人，可是没有一个人懂得我，于是我就学会了憎恨。我的灰暗的青春是在对自己和对社会进行斗争中消磨掉的；我怕人嘲笑，就把我最好的感情埋葬在心底，——它们就在那里死掉。我说真话，可是人家都不相信我，——于是我就开始欺骗；我深深懂得世态人情之后，就精通了人生的学问，并且看到，别人不精通此道，居然也过得很幸福，白白地享受着我如此费力去求得的好处。这时候，我的心里就产生了绝望——不是那种可以用手枪来医治的绝望，——而是一种用殷勤和媚笑掩盖起来的冷淡的、无可奈何的绝望；我变成了一个精神残废者：我的一半灵魂已经不存在，它萎缩了，干涸了，死灭了，我把它切断了，扔掉了，而那另外的一半却颤动着，活着，愿意为每一个人效劳，可是没有人注意这一点，因为没有人知道死灭的另一半的存在；可是，您现在在我心中唤醒了对它的回忆，并且我向您念了它的墓志铭……”
对于毕巧林这番自白，别林斯基又评论道，“毕巧林是不是打心坎里说出这一番话来，或者还是装模作样？——很难明确地断言，因为似乎两种情况都有，永远同外部世界、同自己进行斗争的人，总是不满足的，总是愁眉苦脸和暴跳如雷的。”人们为着某个崇高的希望做出的种种荒唐行为或存有的卑劣品性，某种程度他不是作为行恶者而是受害者出现，似乎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谅解与认同。
正是这种斗争性，使他们无法解脱，使我们无法完全把他们当做厌弃的典型，当我们身上出现某种理想化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同样的病症，就像在破落的屋子里点上一根蜡烛，而这点光芒几乎把我们引到绝望。这种病症的起因其实是那样简单——希望，而病症的诱发则同样的简单——希望在目之所及范围内无法实现。
毕巧林还自问“我为什么活着？我生到世上来为的是什么目的？目的一定是有的，我所担负的使命一定是崇高的，因为我感觉到自己灵魂里有一股无边无际的力量……可是我却猜不透这个使命是什么，我被空幻而毫无成效的情欲的诱饵吸引了去；我从情欲的锻冶炉里出来，变得像铁一般又硬又冷，但也永远失去了那些高贵渴望的热焰——那是人生的最美丽的花朵！……”
“——这是一种过渡的精神状态；在这一时期中，在一个人看来，一切旧事物都已被破坏无遗，而新事物却还没有确立起来，一个人在将来仅仅是某种现实事物的可能性，而在现在则是十足的幻影。于是在他身上就产生了一种东西，用普通的语言来说，可以称之为‘忧郁’、‘疑病’、‘神经过敏’、‘疑惑’，以及其他远远不能表达现象的本质的许多说法，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反省。”别林斯基认为的过渡阶段，其实正是缪塞所说的“一片废墟”，同时他也指出：“可是，在这座废墟上，还有某种很年轻的东西，这就是我心中的希望，它还不过是一个孩子。”
其他文艺作品中多余的人，仕途也罢，社交界也罢，都经历了与《谁之罪》主人公别里托夫相似的挫折。生活如同煤气中毒一样的慢慢麻痹，像温水里的青蛙一样失去了跳离险境的机会。生活没把他们推上高位，去完成高不可攀的理想；也没推入火坑，使他们在生活的旋涡中觉醒过来。毋庸讳言的是，理想的高超总是与生活阅历的浅薄相连，他们总认为星辰唾手可得，并不要经历盘根错节的磨炼，就像不相信稻谷要四季才能成熟，胚胎需要孕育才可以呱呱坠地。在环境与个性的双重作用下，他们的精神状态不可避免地陷入颓废状态，忧郁成为这批人主要的外在表象，在一年又一年的梦幻中虚度蹉跎岁月。
这些形形色色、个性迥异的多余的人，是文学上的专有名词同时也是普通名词，举出任何一个，都可以代表一类人。最后无论是毕巧林也罢，还是奥涅金等，都无法摆脱宿命一样的结局，“不愿踏上命运为我开拓的有安谧的欢乐和精神的平静等待着我的那条道路”。
当痛苦具有社会意义时，才不用讳疾忌医，值得发布，既然《当代英雄》序中说道：“诚为肖像，可它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是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陋习狂生疯长之大成的一幅肖像”。又既然缪塞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也开宗明义谈道：“假如只是我个人害过这种病，我就不用再来饶舌了”，为了让痛苦有了一点最原始的价值，作者不免在众人前暴露隐痛，或者只能“就像一只踩了猎铗的狐狸，为了能够脱险，只有自己细细地啃断那只被夹住了的脚”，我们也可以分析多余的人的症状，从中发现与毕巧林貌异心同的心路历程与成长轨迹。
维特性格忧郁，耽于幻想，感情充沛，敏感善变，过早地认识到生命的虚无，一方面认识到贵族阶层的虚伪和腐败；一方面又想得到贵族为主的上层社会的认可。当热情受到质疑，当爱情遭遇障碍，个人仕途受到挫折，与庸俗的社会格格不入，无法屈从或者暂时地妥协，只好以死来作为抗争与逃避的方式。
在长篇累牍的日记中，有大部分是无法适应现实的痛苦表白，像有洁癖的人一样无法融入生活：
“他们追逐等级地位，互相窥伺，又互相提防，都想抢先别人一着；这种最可怜、最可悲的欲念啊，竟不加一丝掩饰。”
日常工作中，受着思维呆板的上司管制，更使心高气傲的维特受不了“少一个‘与’字，少一个连接词都不行，我有时笔下漏出来的倒装句，全成了他的死对头；长句的抑扬顿挫如果不按照惯用的节奏，他根本看不懂。”
在贵族社会又没有容纳自我的一席之地，“最最惹我恼火的是那讨厌的社会地位。虽然我也像任何人一样，明知等级差别很有必要，它也给了我很多好处，但它不应挡住我的去路，妨碍我享受人世间一星半点的快乐和瞬间的幸福。”
维特终于认识到“在那样年龄的青年，对世事一窍不通，却甚么都想占有”想有所成就却没有成就自我的舞台，“这一切都得怪你们，都是你们唠唠叨叨，一股劲地向我鼓吹什么‘要有所成就’，才把我套进这具牛轭里去的。”连堕落的勇气与快乐都无法尝到了。社会不会主动低头的，最后牺牲的当然不可能是现实世界，而只能是烧得过热却没有燃料供应的烙铁。
在这种形式下，当爱情变得可望不可即之时，这种状况变得无法避免：“闷郁和不快在维特的心灵中扎根越来越深了，相互交织也越来越紧了，渐渐占有他的全部身心。……他曾竭力挣扎，想摆脱这个处境，比起他从前和种种灾祸搏斗时还要苦恼。心中的焦虑吞噬了他剩余的精神力量，吞噬了他的活力，吞噬他敏锐的感觉，他变了，变成个忧愁的伴侣，常常郁郁不乐，常常显得不公道，也更加不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