柈子垛是一家人温馨、勤劳的标志，在乡村随意走进一个院落，看不到柈子垛，那么这儿是没有生气的。
在乡村我看到过一垛柈子垛，有3米多长，1人多高。在院子边列得齐整，不管清苦的生活，富裕的生活，柈子垛是不能少的。柈子大多是硬柞木，木质坚实，碗口粗细。从山上砍的是落光叶子的杂树，人们叫它“干棒”，树身上的水份充足，劈起来困难，最好立在墙头，风干一阵子。劈柈子是力气活，还要有技巧，不能拼蛮力，活出得不多却白忙乎。先用拐子锯一截截地锯断“干棒”，然后拿长柄板斧，一根根地劈开。一根柈子，只需两板斧，劈成四块，大小均匀。搭柈子垛是细活，这是一家人的面子活，不能毛躁，必须耐住性子，摆得规规矩矩，不能毛躁让邻居笑话。搭柈子垛，选择堆放的地方，犹如盖房子和垒院墙一样重要。铺一层横柈子，再铺一层竖柈子，柈子搭得错落有致，不能有一点弯曲，像墨线画得一般直。搭好的柈子垛，要经历秋天冰冷的雨季，冬天呼啸的寒风的袭击，暴风雪的狂轰乱炸。在山区生活的老百姓有一种老观念，祖祖辈辈都围绕着山生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家家房前都有柈子垛，谁家没有柈子垛，谁家就不是正经过日子人家，听老一辈的人说，未有柈子垛的人家媳妇都难找。山区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宁可粮油借给别人，柈子垛是不能借的。
柈子燃烧的炭香味，仿佛花香贮存生命中，无论过去多久，走出多远，淡淡的气味无法消失。
七十年代，姥爷下放在符岩山区，四面环山，离国道有二十多里的山路，需要翻两道山。村里几十户人家，没有一座砖瓦房。找不到一块煤炭，家家烧柈子，院院有柈子垛，有的人家把柈子垛当墙使用。那时年纪小，天天听广播，上课学毛主席著作。我还是不懂“下放”这个词的政治意义是什么，纯真是孩子的天性。姥爷家是三间泥土屋，进屋是“外屋地”，一个大锅台，一口矮矮墩墩的陶缸，这是每天做饭的厨房。左边的屋子是睡觉的地方，一对对箱摆在炕稍，花纸绷上吊着的白炽灯，连灯罩也没有。墙上挂着大镜框，镶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画像。障子外边是淙淙流淌的溪水，柞木障子上，爬满了开花的豆角秧，园子的角落有一大垛柈子。
我这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来到山村，对一切都怀有好奇。园子有一个树桩架起的空中阁楼，一条木台阶通往阁楼。我问姥爷：“这是干什么用的？”姥爷说：“秋天收的苞米怕潮湿，也怕耗子祸害了，都要堆在这里。”我推开仓房的门，阴暗不透风，里头没有电灯，一束阳光随我打开的门涌了进来。一把长柄斧倚在墙边，斧刃被光晃得锃亮，姥爷用它劈柈子，木柄让手磨得光滑。土墙上挂着镰刀、绳子、铁丝、杆秤，堆放的杂物终日不见阳光，有一股霉土味，跑动的耗子弄得哗哗响，吓得我退了出去。
姥爷做饭的时候，抱一些柈子来。干柈子颜色有些陈旧，木刺依然坚硬，稍不注意就会扎破手指。姥爷家用的是铁锅，灶坑也大，木柈子添进去，引燃几张桦树皮，不一会儿的工夫，就散着木柈子的炭火味。火苗燎动木柈子的声音，仿佛欢快的山歌，是那么的好听，流淌的溪水是它的和声。
从那时起，木柈子像蜡笔，在我心灵画上漂亮的花。离开山村三十多年了，人到中年，迄今我还不用液化气，那瓶液化气被扔在角落里，冷眼观望。做饭我还是使用电磁炉、电饭锅，我闻不惯液化气刺鼻的气味。有时为了应酬，去火锅城，几个人围着炭火锅涮牛肉，酒杯精致，极细腻，盛着让人兴奋的酒液。说些吹捧的话语，听无聊的人在说无聊的话。火锅中烧的炭棒，没有柈子燃烧的气味。我想起山村姥爷家的大灶膛，一堆柈子熊熊地烧着，院子中的柈子垛，犹如平原上丰收后的麦秸垛，在大地上格外显眼。
十多年来，每次回家乡，我总是到乡下的大姐家，盘腿坐在土炕上，看院中的柈子垛，有了一种喜悦的感动，抚遍我的身体。木柈子的色泽和气味，变得坚实和真诚，它无一点修饰，好像一堵石墙，我时常感受它溢出来的山野之气，渗出溪水一般的激情。
2005年10月6日于抱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