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理财功绩不可磨灭，但从迫害刘晏至死的冤案中，却透出杨炎不光彩的一面。杨炎刻意置刘晏于死地，纯系个人恩怨。
距刘晏自尽仅一年零三个月，杨炎也被迫害含冤而死。这个结局不是杨炎所能料想到的，却是杨炎最可悲的。历史嘲笑了杨炎。
杨炎非寻常之人，陷刘晏于死地自知问心有愧，而此事恰恰是杨炎招致杀身之祸的一个原因。刘晏冤死，群臣对杨炎“为之侧目”，怨声四起。杨炎曾对别人说：“晏往尝傅会奸邪，谋立独孤妃为后，帝自恶之，非它过也”。此言被人密奏德宗：“（炎）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而此时的德宗对诛刘晏已有悔意，闻言后，“自此德宗有意诛炎矣，待事而发”。
杨炎的悲剧还在于他独揽大权，恃才傲物，凌驾于群臣乃至德宗之上。杨炎下属梁崇义反叛，德宗欲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统军讨伐。杨炎认为李希烈“异日平贼后，恃功邀上”，将来不好收拾，因此固谏不可。德宗又想假李希烈之兵平叛，杨炎又谏不可。德宗非常恼怒，对杨炎说：“朕业许之矣，不能食言”。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杨炎奏请德宗派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建城于原州。段秀实以春天耕作刚开始请求缓行建城，引起杨炎不满并借此降其官职。不久，又令泾州官兵去建原州城，因调治失误，险生边患，这些皆因杨炎以自己的好恶更易主帅的缘故。杨炎死后，宰相李泌曾对德宗说：“杨炎罪不至死，杞挤陷之。”德宗却说：“卿言固然有理，但是杨炎视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论奏，可则退，不许则辞官，这就不单单只是卢杞陷害他这么简单了”。
杨炎的冤狱，最直接的原因是宰相卢杞的陷害。
德宗欲除杨炎，便提拔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把杨炎转为中书侍郎，仍平章事。卢杞是个“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置之于死”的小人。同时，卢杞才学平平，仪貌丑陋，杨炎对他甚为厌恶，所以卢杞对杨炎一直怀恨在心。
开元初年废除了中书舍人分管尚书六曹之职，卢杞奏请皇帝给予恢复。杨炎则强烈反对，两人互不相让。加之卢杞侵权，密奏主书过错并逐之，杨炎忿忿不平地说：“中书舍人只不过是我手下的小吏，越过我的权力而自治，这不是和我公然的对着干吗？”两个人的矛盾日趋尖锐化。
此后不久，德宗问及宰相大臣中可委以重任之士，卢杞举荐张镒、严郢，杨炎举荐崔昭、赵惠伯。德宗认为杨炎举荐不当，罢杨炎宰相之职降为左仆射。这样，卢杞在权势上占了上风，并提拔严郢为御史大夫。
杨炎与严郢早就不睦，便让御史张著弹劾严郢，严郢因此被降职为御史中丞。同时，杨炎耳闻源休与严郢不和，便提拔源休为京兆尹，让源休监视严郢，而源休升职后反与严郢关系暧昧，杨炎弄巧成拙。
卢杞则用杨炎陷害刘晏的方法对付杨炎，唆使严郢以杨炎曾把私宅卖为官廨为借口，弹劾杨炎“抑吏货市私第，贵估其宅”，还胁迫法官枉法判杨炎“监主自盗，罪绞”。两人勾心斗角，愈演愈烈。卢杞极尽迫害之能事，并最终占据上风。他利用杨炎不得势之机，对群臣极力拉拢，排挤、孤立杨炎。
开元中，有人想在曲江南面建家庙，因皇帝巡幸路过这里便打消了念头，而杨炎却在那里建起了家庙。有流言传说：“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德宗听后更加恼怒，下诏毁了杨炎的家庙，并历数杨炎过错。自称“于将相，义切始终，顾全大体，特有弘贷”的德宗，在把杨炎罢职贬往崖州（治所在今广东崖县崖城镇，辖境相当今广东崖县、保亭、乐东等县地）的路上，派人缢杀了年仅55岁的杨炎。很久以后才给杨炎平反，“诏复其官，谥肃愍”。在左丞相孔戣建议下，改谥号为“平厉”。
刘晏与杨炎的死是一种悲剧，而这种悲剧只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诸多冤案的重演或再现。最为可悲的是，杨炎在以个人恩怨害死刘晏后的仅一年零三个月也被迫害致死。杨炎自己导演了一出悲剧，而后又成了另一出悲剧中的主角。是历史跟杨炎开了个玩笑，还是古语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恐怕都不是。刘晏与杨炎的悲剧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专制或大臣当权，多是以自己的好恶定曲直。德宗“保奸伤善，听断不令”。杨炎本人也是如此，“睚眦必仇，险害之性附于心，唯其爱憎，不顾公道”。所以，出现刘晏与杨炎这样的悲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唐朝中后期，“朋党”呈越来越严重趋势。各党派之间互相倾轧，各不相让。“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报怨”。虽然这样评价刘晏与杨炎的死不够公允，但从中可以看出一点两人所遭迫害的端倪。
刘晏与杨炎同为理财家，又都懂得“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的道理。刘晏提出“以养民为先”的理财思想。特别是杨炎的“两税法”，确立了“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征税原则，从而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税收结构由以人头税为主向以资产税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并为以后朝代所沿袭。虽然两个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两个人的理财措施又势必在不同程度上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必然遭到封建势力的围攻和迫害。
在封建社会里，一些人之间或出于派别，或出于个人恩怨，或出于争权夺利，往往互相利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特别是奸臣当道，以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制造冤狱成了一些人的升官手段，受害者相应地成了历史的牺牲品。不管是刘晏抑或杨炎，其悲剧皆在于此。
杨炎曾谓家人说：“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从中可以看出，杨炎对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是有明智的和足够的认识的。然而，杨炎与卢杞不能相提并论，一个是有才能的理财家，一个是奸佞小人。但是，卢杞陷害杨炎与杨炎害死刘晏相比，就使杨炎自身的悲剧更加可悲了。
兴利兼除弊陷宦祸终身
——“二王八司马”之冤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在宦官俱文珍等的谋划下，唐顺宗李诵被迫退位，由太子李纯即皇位，史称唐宪宗。宪宗即位后，下旨惩办顺宗身边的几位改革大臣，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后又赐死。贬王伾为开州司马，不久王伾死于贬所。又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哗为饶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在这里着重讲一下二王之冤。
宦祸乱政世道黑暗
安史之乱使唐朝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唐王朝的政局出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宦官专权于中央，二是藩镇割据于地方。
唐制，宦官属于内侍省。唐太宗曾规定宦官不得干预朝政。到安史之乱后，宦官不仅参与朝政，而且掌握了军权，开始操纵皇帝。唐肃宗是个平庸的皇帝，他任用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成为唐代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唐代宗时政权进一步落到宦官手里。宦官李辅国曾公开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大家”是唐宫中对皇帝的惯称。鱼朝恩也经常训斥宰相，凡朝廷裁决的事，没有他参加意见的便不算数，说“天下事有不由我乎！”这种宦官专权的局面到德宗李适时期就更加严重了。
德宗猜忌心强，性情急躁，刚愎自用。当皇帝不久，就免去了一代名将郭子仪的职务。对于朝中敢于犯颜直谏的正直大臣，总是不能容纳，如政治家陆贽，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诤谏，却最终被免职。他最为信任的就是宦官，认为他们是自己的家奴，忠实可靠，把军政大权都委于他们。他任命大宦官窦文扬、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的中尉，让他们掌握十五万中央禁军的指挥权。因此，宦官势力十分嚣张。德宗爱财如命，一些节度使和地方官为讨其欢心，不断进贡财物，名目很多。有的每月进奉，叫“月进”，有的每天进奉，叫“日进”。德宗每年收到的进奉的钱，多时竟达五十万之巨。但他仍不满足，还别出心裁地搞什么“宫市”，让宦官担任宫市使，为宫廷购买日用货物。宫市使下置有数百小宦官，他们常常假称皇命，去市场和民间强行贱买，以一百钱买数千钱的物品，有时甚至根本不付钱，以至于市民和百姓一见到宫市使到来，就像看到强盗一样。
由于政治黑暗，地方节镇独霸一方。他们时而为争夺地盘互相厮杀，时而串通一气发动叛乱，气势越来越嚣张。中央与地方、藩镇与藩镇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国家一再向老百姓额外加税，横征百出。因此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唐王朝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永贞革新兴利除弊
为了挽救唐王朝的危亡，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一批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希望革新政治，挽狂澜于既倒。他们在一起议论国事，逐渐形成了一个开明的官僚集团。除二王外，还有韦执谊、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等。
王叔文，因下一手好棋，被德宗选到东宫侍候太子李诵。王伾，擅长书法，为太子侍书。二王都是太子的老师，与太子朝夕相处。尤其是王叔文，有韬略，明治国之道，深得太子信任。一次，李诵在东宫与诸太子侍读讲论政道，谈到了宫市的弊害，大家议论纷纷，太子也一时激愤，表示说：“我若见到了皇上，一定极力劝谏。”侍读们众口称赞，只有王叔文一人沉默无语。太子对此感到很奇怪，等到众人都退走后，叫王叔文留下，问他：“刚才讨论宫市，你一言不发，是为什么？”王叔文答道：“叔文蒙太子信任，有所见解，哪敢不说出来。但本朝制度，太子的职任，只应当关心皇上的寝食安否，不准干预宫外的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揽人心，那怎么解释得清楚？”太子听后恍然大悟，感泣道：“如果没有先生，我怎么会知道其中的利害呢！”自此，太子李诵对王叔文极为尊重，极为信任，东宫中的一切事情，都依靠王叔文裁量决定。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正月，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顺宗宽仁却有决断，他上台后，立即启用革新派，他礼重老师，对二王深信不疑，诸事仍委请王叔文决断。顺宗因患中风不语症，常居宫中，不能接触外廷，只有嫔妃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在左右服侍。他让王叔文坐守翰林决策，命王伾在牛、李与王叔文之间往来传递旨意、信息。百官奏事，通过牛、李转达给顺宗，顺宗阅后，经牛、李转王伾下翰林，由王叔文裁决可否；王叔文奏意也由王伾入，经牛、李转相交给顺宗，再由同样途径下翰林，称诏，宣行中书。不久，王叔文又荐引韦执谊为宰相。
二月二十二日，顺宗正式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伾为翰林待诏。至三月，王伾也为翰林学士，韦执谊为宰相。让他们主持改革朝政。
王叔文等人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黜聚敛之小人”。李实是皇族，袭封道王，是个贪残无比的大坏蛋。李实在做节度使判官时，克扣军饷，引起军士怨叛，要杀死他，吓得他用绳子从城墙上吊下，才狼狈逃命。贞元末年，他当上京兆尹，继续穷凶极恶盘剥百姓，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有一年，关中大旱，颗粒无收，可他却谎报谷田长得很好，违诏强征，逼得百姓拆屋卖苗，苦不堪言。顺宗即位之初，李实仍恃贵不知收敛，在府中，活活打死了十多人。王叔文执政后，果断地撤掉了他的京兆尹职务，贬他为通州长史。消息传开，人心大快，欢呼相贺。
“废除宫市和五坊小儿。”五坊小儿与宫市一样性质，都是暴虐之政。五坊是指宣徽院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和狗坊。“小儿”是在五坊服务的差役，也叫“小使”，都是由宦官充任。五坊小儿在长安城内外各处纵犬飞禽，为皇帝张网捕雀，所到之处，无恶不作。稍不如意，就把罗网罩在百姓家门及水井上，不让人出入打水，一直要闹到拿着钱才罢休。他们常群聚在酒食店里乱吃乱喝，临走时，非但不付钱，还要留下一筐蛇，说这蛇是用来捉鸟雀供奉皇帝的，叫店家好好饲养。店家无奈，只得赔钱赔礼，千求万求，这些宦官才能罢休。奉使出外的宦官，还常在路上抢马，搞得不分穷富，都惊惧怨恨，畏之如盗，远近喧腾，商旅将绝。王叔文革除了宫市和五坊小儿这两项虐政，人情大悦。
“禁征乳母，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乐”。贞元时，宫中征乳母，都令寺观选婢女充当，但是总不能中选。因此寺观轮到出婢女，就经常出卖产业在民间购选有姿色的民女送入宫里。永贞革新，禁征乳母，为百姓除了一害。宫女是供皇帝享乐的女奴，教坊女乐是从事歌舞活动的女奴，她们都没有人身自由，一辈子关在宫中守活寡。王叔文当政时，释放宫女三百人、教坊女乐六百余人，还允许家人在九仙门迎接，使其与家人团聚。
免“月进”、“日进”钱和盐铁使月进钱。盐铁专卖是唐代中后期政府的重要收入，由盐铁使经管。所谓盐铁使月进钱，是后来巧立名目，在正课之外，每月向皇帝进的自以为“羡余”钱，专供皇帝私用。这项弊政，不仅苛敛百姓，还影响国库的正常收入。它被废除，于国于民都有利。
在实际不到二个月的时间里，就革除了这么多的弊政，可见永贞革新办事之快、效率之高，由此也可以看出王叔文改革之坚决，胆魄之大。这些改革内容都使人情大悦，也就使永贞革新取得了民心和民间舆论的支持。在此基础上，王叔文继续与革新团成员共同谋议，部署从以下三个方面将革新推向深入。
第一，集中财权。把盐铁利权直接归中央掌握，以此制约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全国政治，使百姓安富，平均赋税，助成富庶。
第二，裁抑藩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曾派他的部属刘辟见王叔文，要求兼领三川，还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就要给王叔文颜色瞧。王叔文怒不可遏，予以坚决拒绝，还准备杀掉刘辟，吓得刘辟狼狈而逃。
第三，谋夺宦官兵权。这是打击和铲除宦官集团的重要部署。宦官专权集团是永贞革新的主要目标，也是永贞革新的最大阻力。宦官集团之所以权势显赫，就当时来说，主要在于直接掌握了十五万神策军，又在地方军中担任禁军，也就是手中有兵权。因此能否战胜宦官集团是永贞革新的成败关键，而能否剥夺宦官的兵权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五月，任命右吾金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得营兵马节度使，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两天后，又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以专兵柄，也就是要由革新派来掌握兵权。但是这一举措引起了宦官的注意，他们密令诸将抵制，于是王叔文谋夺宦官兵权的计划失败。这个失败给永贞革新留下了祸患。
本来，如果这三大部署都能破除阻力，进行下去，那么永贞革新完全可以取得成功，也能为唐王朝开创新的局面。但唐王朝的弊端已积重难返，以宦官和藩镇为代表的腐朽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宫廷内外，宦官爪牙遍地，皇帝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傀儡而已。由于王叔文的改革触及了宦官和藩镇的利益，他们知道革新派的后台是顺宗，决策人物是王叔文，因此把这两个人物选定为主要目标，伺机开刀。
革新失利或逐或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