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有人控告李存义父子实际是胡党分子,应该处死。由于李善长的关系,太祖下诏免李存义父子的死罪,只是将他们安置到崇明一带。李善长却没到太祖那里谢恩,明太祖很不高兴。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李善长已是一位77岁高龄的老翁了,他想要建造豪华府第,就从信国公汤和那儿借来三百名士兵。汤和暗中告诉了太祖,太祖有疑虑,不知李善长要那么多士兵搞什么名堂。四月,丁斌犯罪要发配边疆,他与李善长有亲戚关系,李善长就多次向太祖为丁斌求情。太祖执法如山,对李善长看重私情的做法也很反感。
后来,又有人向太祖告李善长的状,说:“大将军蓝玉有一次到边塞戍守,来到捕鱼儿海那个地方,偶然间截获了一份情报,原来胡惟庸私通元朝残余势力,企图合兵谋叛。蓝玉迅速将详情呈报给李善长。李善长和胡惟庸有密切的交情,又有亲戚关系,所以李善长就把胡惟庸私通谋叛一事匿而不报。连万岁您都不知道,他的确犯有欺君之罪啊!”御史台的官员也趁机纷纷上奏,揭发李善长的罪状。就连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等,也状告李善长和胡惟庸相互贿赂,并常在一起暗中议事,有图谋不轨的迹象。太祖对李善长的不满转变为嫉恨,便萌发了杀他的念头。太祖认为,李善长既是开国功臣,又是皇帝国戚,却对胡惟庸的谋反企图遮遮掩掩,真是对自己不忠不义。
不久,有大臣面奏太祖,说近期星相大变,经占卜知道,将有大灾降临,须杀掉一些大臣来消灾,不然,国家会有大难。太祖会意,知道这是在请求杀掉李善长。于是,太祖以李善长同胡党一道,暗地勾结北元企图谋叛的罪名,逮捕了李善长。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五月的一天,李善长被赐自缢而死。犯谋逆罪当连坐,因而李善长的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也被株连斩杀。李善长死时,已是一位白发苍苍、行走不便的老翁了,他怎能有精力谋叛?而且家口七十余人也因此惨遭杀戮,岂不太冤了?值得庆幸的是,李善长还算是后继有人。他的儿子李祺是皇上的驸马,因而未被株连进去。李祺夫妻迁居江浦一带,不久也死去了。而他们的两个儿子李芳、李茂,因母亲贵为公主,保全了性命,而且还做了官。李芳任留守中卫指挥,李茂任旗手卫镇抚。这也算是李善长一家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时人奏谏冤案渐明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马上皇帝,他的许多文武官员都曾随他长期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这些开国功勋自然会萌生居功自傲的情绪,有不少公侯将相还曾是太祖早年时的故旧,也常做出违法的事情来。这都对太祖的皇权造成了威胁,这是太祖所无法容忍的。朱元璋是一位权力欲极强的皇帝,从建立明王朝以来,他就注意加强皇权,巩固自己的朱氏王朝。当他感到宰相胡惟庸有谋逆企图时,就坚决地镇压了这次未遂叛乱,并将与胡惟庸稍有关联的人都一律划为“胡党”,加以无情的诛灭。
明太祖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成长的,养成了他嗜杀的习性。他主张以猛治国,运用特务机构和酷刑来威慑臣民。他的皇太子朱标生活在太平环境中,长期受儒家教育的影响,为人忠厚,主张仁恕之道。太祖深知,凭朱标的性格能力,难以应付文武功臣骄横不法的局面。所以他要在有生之年,杀尽所有对朱标的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朝臣。
据载,有一次,皇太子朱标劝谏太祖:“父皇您杀人太多了,弄得人人自危,恐怕不合适吧?”太祖只是瞪了他两眼,未作声就拂袖离去。到了第二天,太祖把朱标喊到身边,故意将一条棘杖放在地上,叫朱标拿起来。朱标面有难色,不知如何是好。太祖于是严肃地教训他:“怎么样?你怕有刺扎手,是吧?我现在要把这些刺都给去掉,然后再交给你,不就很容易地拾起来了吗?我所杀掉的都是天下有刺的坏人,只有除掉他们,你才能顺利地当这个家。”皇太子朱标却反驳道:“上有像尧舜一样贤明的国君,下才有像尧舜一样有德行的臣民啊!”太祖听后十分恼火,认为儿子在讽刺他无尧舜之德,就拿起身边的椅子,要砸朱标,朱标只好逃走。此事尽管未必真实,但从侧面反映了太祖为了太子将来能坐稳皇帝宝座,企图将这些功臣都斩尽杀绝,不给太子留一点“刺”。李善长等人就是这些可能会危及太子皇位的“刺”,因此,他们的死就并非偶然了。
明初洪武时期的文武大臣,多依附于某一派系集团,各派系斗争十分激烈。其中淮西派占据优势,太祖朱元璋和徐达、李善长、胡惟庸、汤和等都是淮西人。浙东派官僚则以刘基为代表,在各政治派系中属于少数派。淮西派与浙东派官僚间结怨甚深,而淮西派内部也有一些矛盾。同时,还有其他官僚集团与淮西派间的矛盾。在各派政治派系之上,皇帝牢牢控制着国家的大权,他便利用各派系间的矛盾,重用淮人,又用非淮人来监视淮人,加强和巩固皇权。
李善长就生活在这种复杂的派系纷争之中。可他却未能恰当地处理好各种矛盾,以至于树敌太多,引起皇帝怀疑,造成了个人悲剧。有一次,太祖到汴梁(今河南开封)大会诸将,李善长和御史中丞刘基在南京留守,李善长的亲信李彬犯法,李善长向刘基求情,刘基置之不理,请示太祖恩准后,就杀掉了李彬。浙东地主集团本来是淮西集团的眼中钉,再加上这件事,结怨就更深了。
李善长与淮西派同僚也未能团结一致。早在太祖还做吴王时,李善长和徐达分别任右相国和左相国,他们因争议出兵吴地一事而争执不下,结果太祖听从了徐达的策略,出师大捷。自此,两人便不能和睦相处。汤和同李善长关系也不融洽。李善长有次借了汤和的士卒营建府邸,被汤和告了密状,使太祖对李善长更加不放心了。当有人状告李善长对胡惟庸私通北元一事匿而不报时,不少大臣纷纷上书,弹劾李善长,这更加快了李善长被杀的进程。可以说,李善长的冤死,也是明初各官僚集团间斗争的结果。
由此可见,李善长之死并不是偶然的。但是,李善长的死毕竟是冤枉的。因为,尽管他被以勾结胡党谋逆之罪受诛,但却无足够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罪名。距胡惟庸党案发生已十年了,早已白发苍苍的李善长,怎么有精力再去谋叛朝廷?他难道不愿和家人一起过太平生活吗?可最终太祖却以杀大臣弭灾为借口处死了他,真是荒唐透顶!况且,李善长家口七十余人都随着被杀,岂不是太冤枉了吗?从李善长冤死一案,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明初的政治斗争是何等的残酷!
许多正直的大臣深知李善长之冤。其中一位名叫王国用的人,为人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当时他官任虞部郎中,他分条陈述了李善长冤死的理由,并由明初名臣解缙代笔誊写了一份奏折,呈给了太祖,诉说了李善长一案的冤情。
奏折的大意是说:“人们喜爱自己的儿子,一定比喜爱其兄弟的孩子更深,这是人之常情。李善长与胡惟庸的关系,不过是侄子那辈的亲戚。假使李善长辅佐胡惟庸谋成大业,也不过是开国第一大功臣而已,能当上太师或国公。他家的男人不过能娶公主为妻,女人也不过被封为妃子罢了。况且李善长又怎么不知道不可以侥幸心理谋求成功的道理?当年元朝鼎盛之时,想要谋求大业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可结果呢,没有一个不被斩尽杀绝的。这些事情都是李善长经常看到的。人要是年纪大了,精力自然赶不上从前了,谁不想生活得安逸一些呢?苟且偷生,得过且过的想法,李善长是有的。他怎么会被那些亡命之徒诱惑呢?况且,他的儿子还在侍奉陛下您,陛下您想,凡是做这种反叛朝廷事情的人,必定与您有深仇大恨,或是因形势突变所致,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假若李善长父子去谋叛您,以求脱逃灾祸,那么他们必定不会像往常一样起居自若。谁都没有发觉他们有丝毫的行为不轨的迹象,若说他们有意背叛陛下您,是很难让臣民信服的。如果说天象显示出发生变乱,朝中大臣须应灾,这种以杀人应验天象的说法,怎么能认为是上天的意思呢!如今李善长已不幸被杀身亡,臣在这里恳求陛下您能明察此事,愿您能在将来再处置这种事情时,以李善长的事作为借鉴。李善长被冤杀了,天下谁不这样说:‘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李善长,他最后的下场又怎样呢?’我担心天下会大乱,中国将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愿陛下您能多为大明的江山社稷想想啊!”
这份奏折呈上后,一直未有回音。其实,太祖心里清楚,李善长不会谋反的,杀他的确没有充足的理由。太祖杀李善长只是出于当时政治上的考虑,说李善长私通胡党谋叛只是借口罢了。可是,太祖对王国用也找不出充足的理由指责他,再说人家讲得句句在理,也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着想。因而,太祖就装着什么都不知道,没再给王国用任何答复。这份奏折也就被一直扣压在宫中了。从此以后,这桩震惊朝野的大冤案就再也无人提起了。
成名欲隐退诬陷去官俸
——刘基之冤在明朝的开国功臣当中,有所谓“明初四先生”之称,其中最著名的是刘基和宋濂。宋濂以文章博知著称于世,刘基则以谋略出众为历代所传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将刘基称之为自己的张子房(张良)。仅此一点即可看出,刘基在朱元璋众谋士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刘基功成身退,欲求自保。但是,他却受到诬陷,被削去官俸,忧郁而死,其子也被逼跳井身亡。
生逢元末孤臣忠心
刘基刘基(公元1311—1375年)浙江青田人,字伯温。刘基家是当地望族,他的曾祖父名刘濠,在宋朝末年任翰林掌书。宋朝被元灭亡后,青田人林融起兵反元,浙江的许多士大夫参与其事。这次起义被元军镇压下去以后,元廷遣官穷查余党,当地许多士大夫受到株连。元朝使者带着被株连者的名单,准备大肆诛杀。这个使者在刘濠家借宿,刘濠对使者盛宴款待,令其喝得酩酊大醉。半夜时,刘濠放火烧了房子,使者所携带的名单也随之被大火烧掉。于是,名单上被株连的人都因此而幸免于难。
刘基自幼聪明过人,他的塾师曾对他父亲说:“你祖上积德深厚,所以神灵让你家生了这么个聪明的孩子。这个孩子日后的前程不可限量,一定会为你家光耀门庭。”刘基的父亲自然十分高兴,更加留意对刘基的培养,总是聘请最有学识的人充任刘基的塾师。
元末至顺年间,刘基举进士,授官高安县丞。他为官清正廉洁,颇有政声,不久就被提升为江浙儒学副提举。一个御史失职,刘基上疏弹劾。由于这个御史的同党暗中阻挠,刘基的奏疏如石沉大海。刘基极为气愤,便又上一疏,再次对那个御史进行弹劾,但仍和上次一样,未产生任何作用。不仅如此,这个御史的同党还对刘基进行威胁利诱。这件事对刘基的刺激很大,使他认识到了官场的黑暗。他本来打算尽心为元朝效力,但此事对他无异于当头一棒,使他感到事不可为,没必要再为腐朽的元王朝卖命。于是,他毅然辞去官职,回到青田老家。他利用家居的这段闲暇,博览群书,不仅精读儒家经典,而且对天文术数之学无不精通。
元末天下动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元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刘基一面在家读书,一面时刻关心着天下大事,与友人谈话时,总是侃侃而论,见解精辟,令人倾倒。西蜀大名士赵天泽在说起江左人才时,首推刘基,认为刘基是一个可以和诸葛亮并列的人物。
元顺帝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浙东人方国珍趁天下大乱,亦起兵反元,在濒海各州县大加劫掠。元军对方国珍屡加征讨,而方国珍的势力却越来越大。元朝官府鉴于刘基的声望,遂征聘刘基为浙东行省都事,要他协助剿除方国珍。刘基建议,加固庆元等城池,然后派出精锐伺机攻杀。浙东行省按照刘基的建议重新布署,使方国珍很快陷于被动,屡次被官军打败,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方国珍遂上书请降。那些当政的官员大都暗中接受了方国珍的贿赂,所以都主张接受方国珍的投降。
刘基虽然是方国珍的同乡,但却力主拒降,认为方国珍投降是假,日后仍旧会危及地方。刘基一再力请,惹得当局大怒,认为刘基越权言事,竟将刘基羁押于绍兴。当时,方国珍得知刘基反对受降后,也曾派人以重金向刘基行贿,但被刘基严辞拒绝。方国珍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使元廷接受了他的投降,他名义上虽投降了元廷,但实际上仍拥兵自雄,并不服从元廷调遣。后来果不出刘基所料,方国珍不久又叛乱。
方国珍投降不久,其他小股农民起义不断出现。在屡剿不效的情况下,浙东行省便又重新起用刘基,与另一个官员协力防守处州。在刘基的精心谋划下,处州的防务大为加强,起义军数次进攻都被击退。为此,经略使向元廷上报刘基守城功高,请予升赏。但因刘基曾反对招降方国珍一事,当局并未按功行赏,而只是授给刘基一个总管府判的小官,且不能参与兵事。刘基感到这是对自己的污辱,遂辞官还籍。他在这段家居期间,写成了《郁离子》一书,在书中表达了他的豪迈志向。这表明,他并不安于这种家居生活,而是在等待时机,以求一展宏图。
出谋划策翦灭群雄
刘基生活的元末明初是个急剧动荡的时代,天下纷纷扰扰,战乱不止。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刘福通等人以“重开大宋之天”相号召,在河南发动了大规模起义,各地的白莲教徒纷纷起兵响应。明太祖朱元璋原是个游方僧,他看到天下大乱,便丢弃了僧人的衣钵,投身到郭子兴的起义军中。郭子兴看他才略出众,就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他,这就是以贤惠著称的马皇后。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郭子兴病死,朱元璋就成了这支队伍的统帅。他率军渡过长江,并于第二年攻占集庆(今南京),改名应天府,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的力量一天天壮大起来,成了逐鹿中原的一支劲旅。
这时,除了北边的元政权以外,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是陈友谅和张士诚。
陈友谅原是徐寿辉的部下。徐寿辉是长江中上游的红巾军首领,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后来,陈友谅把徐寿辉杀掉,自称皇帝,国号“汉”,年号“大义”。他拥众数十万,与朱元璋展开激烈的争战。
张士诚以平江(今苏州)为都城,自称诚王,国号“周”,年号“天佑”。他不属红巾军系统,对元政权时降时叛。另外,浙东还有一个方国珍割据政权,也有相当势力。在四川,明玉珍还建立了一个大夏政权,年号“天统”,定都重庆。这些割据势力你争我夺,都想取元政权而代之。朱元璋被夹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集团中间,时刻面临着来自两边的攻击。陈友谅和张士诚还不断暗中联系,企图联合灭掉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