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一时闲了起来，少年人，一闲便会生出不少想法。我还没有到过大城市，好吧，那就去趟最近的大城市重。庆吧。
说走就走，我留了一张纸条给父母，然后便骑上自己的“五洲”牌自行车上路了。
沿着国道210线一路南下，晓行夜宿，沿途欣赏着风景，我身上有一百元钱，虽然没有交通费用，但总得住宿吃饭，还好那年头的招待所都比较便宜。
前四天总算是轻松，因为没有大的上坡路，但这天下午到达了华蓥山。这是一个极其艰难漫长的上坡路。我整整骑或推着自行车花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半山腰。
累得不行，正好也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于是在一路边店要了简单的饭菜，老实说，那一刻我很想像《水浒传》英雄那样要一盘牛肉再来二两好酒。但我可没他们那样多的银子，所以只有简单的将就了。我和老板开始攀谈，不知为何，他们对我的自行车来了兴趣。一番商讨，想想自己的口袋中已所剩不多，最后以140元卖给了他们，这是个公道的价格。
老板不错，接着还帮我送上了一辆熟人的货车。
货车到达他的目的地江北县城后，我便下了车。我开始从江北县城徙步走到了JIANG北区，然后接下来两天徙步走完了重。庆主城区所有知名的景点。
不得不承认，当我来到朝天门码头，看到伟大的母亲河长江时，我是兴奋的。我很想像古代的那些诗人们一样感怀一番长江，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感怀一番陪都，但也许是累了，最终没了书写的情怀。
终于开了眼界，目的达到了，还剩最后几十元钱，正好够买回县城火车票和几个面包的钱，于是“游历”之后，我回到了大巴山县城。
这次所谓的出走，的确是让父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他们急着给我找一份工作。
我初中毕业那年，参加了县里统一组织的面向社会最后一次招工考试，这次考试分成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两组，各招六十名。
当年、红榜下来了，我和姐姐两个的名字都赫然分别出现在了初、高中那六十个名单之中，红榜张贴在县政府的门口。父亲在围观的人群中，听到周围人赞叹：“曾兴涛、曾兴会（我姐姐的名字），哇，这是那家的子女，考上了两个。”
那是父亲这辈子为他这对儿女最骄傲的时刻，过了多年，父亲一直记得这件事儿。
姐姐这年正好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便顺理成章的进了县水泥厂工作。我考的是一个小镇茶厂的普通工人，条件不好，加上还得读高中，自然没有去上班。但那个工人指标一直保留着，现在我高中毕业了，也许能派上用场。
父亲正任乡镇企业局下矿业公司副经理一职，也算略有一些办法的人。托关系，我进了一家同样经营矿产买卖的开发公司，暂时以临时工身份上班，等待机会将我的正式工人指标转入某个更合适的单位。
县城主要的矿产就是煤炭，无数大大小小的煤窑遍布在大巴山区各个产煤的乡镇。县城所有的矿业类公司其实最主要经营项目便是这黑黑的东西。
我暂时以临时工身份进这家单位，工资是可怜的140元一个月。工作主要是在火车站的货场守着煤炭的收购。
闲暇时会几个人一起“炸金花”，所谓“炸金花”，有点类似赌片中“同花顺”，不过我们的打法只有三张牌。
有一次我们打一元的底，10元封顶，有一手牌，六个人参加却四个人吊了一圈（所谓吊牌就是不看牌的大小向里面扔钱）到最后只有我和另外一名职工还在“吊”，我知道他三张牌里有一个A（他已经做了手脚提前把A这种大牌边角上掐了一个印）。
虽然知道，但我却不知道从那儿生出的赌性、让我一发不可收拾。使劲和他“吊”着，一开始“吊”一元，后来“吊”两元，最后开始“吊”5元（10元封顶最多只能吊5元一次）。我和他这样反反复复向里面扔钱，直到我把上个月刚发的工资140元全扔进去，我扔出最后一个5元时怒气冲天的吼道：
“开牌！”
我俩同时打开了自己的牌，都是单数牌，他最大的自然是那个A，第二大是个Q。而我最大的正好是个K。
一局牌我就输掉了整整一个月在这煤尘四起货场中上班的全部收入，况且，我一念之间想到：妈的，要不是你作弊掐了A，这盘就是老子赢了。
在他讪笑着收钱的过程中，我“啪”的猛一拍桌子，那是一张简易的临时支脚的麻将桌，钱和扑克在桌子倒地中四散开去，和着满屋子的煤灰四散，整屋子的人都惊呆了，而我，也没说什么，只是把门一拉，走到外面去了，在一个稍稍避点风，没那么多煤灰处点起了烟。
那个和我“吊”牌的同事，第二天也承认他是掐了A，并同意退我一半钱。我却没叫他退，只是叫他请我一包好烟。我多少有些江湖习气，不知是以生俱来，还是小时候看《水浒传》的影响。或者是进入社会后浸染，我想是三者都有吧。
这本也不算多么大不了的事，但县城很小，加之，这个单位和父亲单位是经营同种类型的公司，所以父亲很快知道了。几个月后，他也慢慢觉得这样让自己儿子老是以临时工方式守货场不是一个办法。有一天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做煤炭生意。我早就厌倦了这140元一月、还只有临时工身份的工作。爽快的答应了。
所谓煤炭生意，在父亲的荫庇下，对我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县城周围的乡镇山间星星点点的偏布了不少的小煤窑。有的煤炭是销往县内的水泥厂、钢铁厂、化肥厂、火电厂这些用煤大户。但这些厂消化不了这些煤窑的产量，于是大多数煤炭销往了外省。我父亲的公司以及我上过几个月班这家公司就正好从事这个收销的生意。
但小煤老板们把煤炭销售给这些公司后往往要一、两个月时间才回得了款，甚至更长时间。这就涉及到和公司负责人、业务厉害人以及财务人员的关系了，如果“勾兑”不好，回款时间可能好几个月，或者可能会以各种质量理由遭遇扣款。“机会”在这中间诞生了。
为了避嫌，父亲没有让我同他自己公司建立生意关系。而是利用他的人脉，联系了两家和他们公司差不多的矿业经营公司，然后再联系了几个和他相熟的小煤老板。我用现金以相对便宜的价格把煤炭买过来，然后再转运到火车站的货场。高一点的价格卖给矿业经营公司。由于父亲和这些矿业公司的领导都是同行中的朋友，结款相对就没那么麻烦了。
老实说，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不算是什么“生意”，因为其实就是做的关系。但在中国，绝大多数生意人都乐此不疲。后来我知道有一个“官倒”的名词，父亲还算不上什么官，但我的煤炭生意和传说的“官倒”非常类似。
我这“生意”做了大约8个月，这八个月间，我跟着拉煤炭的货车在产煤炭的山间感受着蜀道的艰险和小煤窑老板生存的艰辛。请注意我用了艰辛这两个字。也许在后来中国发展的一些阶段，煤老板就是爆富和土老肥的代名词。而那时接触的不少小煤窑老板们日子却过得有些艰难。
90年代初的中国，煤矿监管还没那么紧。所以不少小煤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产煤的山间。
我认识一个小煤窑老板，五十多岁，他们请人看了矿脉，认为自己老宅旁边的小山包打洞下去是会有煤炭，没有钱，请不起人工，于是他和女婿两个人。买了炸药钢钎，亲自动手，一年多下去，打了几十米的洞，满手的老茧和血泡，终于见着煤炭了，然后他们开始请工人挖煤炭，煤炭出来，又得想办法打开销路。当然，他是幸运的，至少他钻出了煤炭，比起那些钻了几十米还看不见一粒煤灰的主儿，他是幸运的，且在我和他合作的时候，也没听说过他那个靠房前屋后砍下的青杠木支撑的煤窑出过什么事故。
在我做所谓煤炭生意的那个时节，煤炭还没有达到后来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火爆。我记得那时在山间收购来的煤炭价格不过16元一吨。拉到县城每吨运费都得20几元，再加上我自己每吨所挣的两三元钱。煤炭到火车站货场的价格也不过四、五十元。有时候和那些煤老板们交流过程中，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劳而食横空而出的盘剥者。也许正是这种随时对生活的反思和愧疚，注定了我当不好所谓生意人，也注定我今后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失败会常伴我的左右。当然，我还有我的其它问题，这并不足以成为借口。
那些连接小煤窑的盘山路，用羊肠小道来形容真不为过。
我有位拉货的驾驶员是个刚从牢里放出来的人物，他总爱一路兴致勃勃的给我讲：他是如何帮兄弟伙打架把人打成重伤而进了几年监狱，出狱后找到那位被帮的兄弟，给他讲你总得给我点说法——你道是活得好好的，我却为你进了几年监狱。那位兄弟似乎不想给他什么说法，于是他就把他这兄弟的解放牌车子抢过来自己开着挣钱了。
他抢的这车的确也够烂的，估计也不值什么钱，况且据说欠规费都已经欠了好几个这车现在的市场价格了，所以他的那位兄弟也就没有找他收回。
我就坐在这个车上，坐在这除了喇叭时常不响，其它每一个部位都全程响过不停的车上，听着他“英雄史诗”一般的故事。当然还有不少他和女人相处的故事，包括和她们做爱的故事，此时的我还是个处男，自然是听得有滋有味。
超级烂的“解放”牌车，在这山间盘山路摇摇欲坠，似乎随时都有散架的可能，但车里讲故事的人讲得天花乱坠，听故事的人听得如醉如痴，所以行程有时候是不经意就过去了。
有一次我们照例如此热烈的讲和听着故事，拉着一车煤炭向山下开去，刚转过一个弯道，突然发现对面向山上开来一个空车。这下可麻烦了。在这种羊肠小道般的拉煤路上，要会过一次车可是件难事。一般要两公里才有一个稍微宽些的会车口子，而现在都进退维谷了。
两车的驾驭员都下了车，我也下了车。他俩显然是认识的。
“张娃你为什么不按喇叭？”给我拉煤的驾驶员率先责难了。
“李哥，你不是也没按喇叭吗？”对面来车的驾驶员带着赔不是的笑容但又不想太落下风的说。
他俩的年龄其实应当差不多大，我想给我拉煤的这哥们之所以别人能叫他李哥，而他却叫别人张娃，是因为自己曾今因为打架蹲过监的江湖地位决定了的。
“那现在怎么办呢，你退还是我退？”李哥不耐烦地说。
“李哥，你看下我要退多远才能退下去哟。”张娃指着山下说。李哥和我顺着他的手指向山下望去。差不多要两公里之外的山下才有一个会车的地方。在这种路上倒回去，少说得一个小时，且还得看有没有来车。
“李哥，你刚下来的那个弯道，要宽些，应当能会车”张娃说这话的同时给我和李哥递来两支红塔山。
“好吧。”现实的选择，对方的“下矮桩”，让李哥答应了。
张娃上来点燃我俩的烟后，李哥上了他的烂解放。开始向后面倒车，我没有上车，和张娃一起在下面帮他看着。费了一翻周折，车子向上退到了弯道的尽头，李哥反复挪动了几次，一个后轮已经到了悬崖的边上，不能再动了，李哥下了车，叫道：
“张娃把你的车开上来试试。”
“不行哟，还差十几厘米”张娃看了下左右两边，斩钉截铁地说。
“妈哟，张娃，你不要说那么多，你给我开上来试试。”李哥有些恼怒了。
“好吧，好吧，你要不信我就开上来。”张娃无奈的回答，同时坐上了他车的驾驶室。
张娃把车开到了弯道处。果不其然，就差十多厘米。还是会不了车。
“唉，妈哟，这怎么办”。李哥骂起了人，同时长叹一口气。
“别急，李哥，我有办法”张娃在他的车上说，同时将他的车向后退了几米远。并将李哥的烂解放向前开了几米。
然后他下了车，再次给我俩发了烟并点燃。自己也点燃一支烟。接着他转过身去，从自己的车架里举起一条长且厚，平并较宽的木板。
他将木板放在了烂解放最接近悬崖那个轮胎的后退路线上，木板有一截支在了悬崖之外。他又上了烂解放。他将烂解放顺着刚才的方向后退着，一支轮胎压过了木板，并超越了路，那木板将他托着。悬在了半空之中。
我的烟夹在两指之间，在这一瞬间，我惊呆了。以至于烟烧到手指才扔掉了烟。而李哥正叨着烟，他亦是傻眼了，那烟几乎是烧着了他的嘴巴。
张娃在我们傻站的时候，已经把他的车开过了这个转弯处。李哥这才反应过来。
“你娃把我的的解放开出来。我可不想像你这样不要命。”他吼道
张娃早就下了他的车。笑着说：
“当然哟，我还得拿回我的木板呢。”
当张娃把我们的车开到正常道路，然后把他的木板放到自己的后车架上时。李哥从他的驾驶室拿出来一包阿斯玛，扔给了张娃。并无不感概地骂了一句：
“****的张娃，老子今天服了你了！”
何谓“讨生活”，不管是李哥、张娃还是那位自己带着女媳钻出煤窑的小煤老板。无不是在“讨”。至今，我也没有想通，那块木板，究竟只是心理上对人的安慰，还是真有力学上的意义。
每次我们的煤炭车到达火车站的货场附近，李哥或是其它给我拉货的驾驶员总会劝我给煤炭加些水，这样过磅时会增加些重量。他们会因此多一些运费，而我也会多一些收入。我想，此时的我，还保留着道德的底限，总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我做了差不多八个月所谓的煤炭生意，在这期间，我不断的向自己发问：这样做生意有意义吗。在这所谓的生意中，我不外也就是一个剥削者的角色。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我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当这种质疑越来越厉害之时。有一天，我向父亲开口了:
“爸爸，我不想做煤炭生意了。”
“为什么呢？”父亲有些疑惑且吃惊地问。
“因为我每次出去谈生意，旁边的人总会介绍：这个，是曾经理的儿了，而不是首先说，这位，叫曾兴涛。”
我有些悲壮的继续说: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父亲沉吟着，我想他此时多少有些骄傲的情绪，一如当年看到我和姐姐两个人的名字，同时赫然出现在县政府门口的招工红榜上那瞬间。至少，他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有强烈的独立意识。母亲在旁边搭话了：
“不做就不做吧，跟着煤车也挺危险的。”
那个为了会车而将木板搭在悬崖间让车轮悬空的故事，我早津津有味的给一家人讲过。母亲听到这故事当天就骂父亲快想办法将我茶厂的工人指标运作到县城里来。如今听说我不想做这个了，也正不想勉强。
“那你准备做什么呢？”父母问我。
“还没想好，我自己慢慢想办法吧，做煤炭生意挣了一两万元钱，看能做点其它事情不。”
“你茶厂那个指标我们慢慢找关系，看能不能弄到城里来，那你自己先安排吧，反正年龄也还不大。”
我就这样告别了煤炭生意。告别的原因主要是自尊心和对“社会不该是这样”的疑问，在今后的生命中，我时常会发出“社会不该是这样、我不应该是这样。”的疑问，这样的疑问会“害”了我，让我很难去适应那些早就是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
今后的生活，我一直都是一个生意人，但“社会不该是这样。”的想法让我讨厌利用关系去做生意。这注定我成不了好的生意人。
真正的现实是：社会其实就应当是这样的，你有关系，你就应当去利用。18、19岁时的我，有父亲的一些关系，我完全可以借此深化我的煤炭生意，甚至在合适的时候，可以以人合伙或是自己单独开一个煤窑。运气好的话，在后来煤炭价格像火箭般窜到天上之时，成为一个土老肥。如果我不那么爱感叹“社会不应当是这样！”，那么我所走的人生路将是完全不同的光景。
但我选择了离开，我想自己脱离父亲的荫护去打开另一番天地。
我带着做煤炭生意挣下的15000元，开始投入江湖寻找我所谓的生意机会。但19岁的年纪，有了钱在手上，看到街头飞驰而过的摩托车，我蠢蠢欲动了。
好友张亮也没考上大学，毕业后他开始学修摩托车，因为当学徒修车时发生了小小的工伤，和店主兼师傅没有谈妥补偿的价格而离开了摩托车修理店。
那天他正在一个建筑工地帮亲戚修房子。
我在街上向工地上的他吼:
“亮娃子，亮儿，张亮，我找你有事，快下来。”
他应声下来了。
“什么事？”他擦着工地上满脸的汗渍问我。
“走，和我到重。庆去，去帮我买部摩托车回来。”
“真的？”他显然有些吃惊和兴奋，他学了一年修摩托。对摩托的兴趣远大于修房子。
兴奋感趋使他甚至只是叫工地上的亲友转告父母：他和一个同学到重。庆买摩托去了。便和我一起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和上次骑自行车到重庆相比不同，如今的我多了一年的社会经历，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是‘有钱人了’。
县城虽也有摩托车卖，但如果是在重。庆厂家外面的经销商处买，大约会便宜10%。我们来到了重。庆嘉陵厂的外面，经过一场讨价还价。在一家经销商花了大约9000多元钱买了辆灰白色的‘嘉陵125’，然后我们买了张地图，张亮就拉着我朝我们县城方向上路了。
真的青春无敌。当‘嘉陵125’骑出重。庆主城区，骑上人烟渐渐有些稀少的公路后，张亮就开始当起我的师傅，一路教我如何骑摩托车了。我们那时甚至不知道骑摩托车也需要驾照，一路向着大巴山，边学边赶路。两天后回到了家。
经过这次经历，张亮明白了摩托车才是他的真爱，从重庆回来后没多久，他的小摩托车修理店在爷爷奶奶（他的父母在遥远的四。川中部一个县城的农村。）的资助下开张了，对我而言的好处便是，我的“125”只要有什么问题，便立马扔在他那儿，就会轻松搞定。
张亮后来不断扩大他的摩托车修理规模，多年后，成长为我们县城比较大的摩托车修理店，然后他继续扩张，开始经销摩托，并成为我们县城整个摩托车行业中的知名人物。为此，他一直感谢当年和我一起去重庆的这趟经历。
那年头汽车还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即便这样的摩托在县城也算得高档奢侈品了。当酷酷的头盔和有些质地的手套戴上后，我骑着它，在右手推动油门时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在突然一个略会碾起些灰尘的急刹中，19岁的年纪，我有时候会飘飘然的觉得自己也算是个小小的成功人士、或是有那么点酷的帅哥（虽然我的长相只能算是普通）。
我偶尔会想到胡静，此时她正跟着自己开客车的父亲跑车售票。虽然我们不明不白的不再来往了，没有什么伤害，也没有多少伤感。
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会想到罗琦。罗琦的家在城区内，听同学说她已经在一个单位上班了，骑摩托车时会经常路过她家，每次路过，我的心里总会有些激动。
有一次，我路过那儿，把摩托车停下，坐在上面，一支脚蹬在街沿作为支撑。
突然看见罗琦从我前面走过来。她还是那么美若天仙，出社会一年多了，穿着打扮更多了一些成熟的味道。她慢慢朝我这方向走来，我的心不停跳着，她从我身旁走过，朝我看了两眼，我的头已经捌向正前方，避开了她的眼神。
她好像想叫我，但最终还是有些狐疑的走开了。我正戴着头盔，穿着打扮也同高中有些区别了，我想她是看不出这个骑着摩托车的“帅哥”是她曾今的同桌。不然，她还是会一如既往平静的叫我一声老同学或是直呼我名字吧？
这是我和她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直至大约一年后我离开老家县城，没再看到过她。最终我还是带着这个没有人知道的秘密离开了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