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涛兄，你想做天下第一督抚吗
自古以来，中国的交通运输，陆路靠的车马，水路靠的舟船，虽然史书上有诸葛亮造木牛流马（木牛流马：三国时代诸葛亮所创制的一种运输工具。关于诸葛亮创木牛流马之事，流传很广，但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其车制迄未定论。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事物纪原·小车》：“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诸葛亮集》有《作木牛流马法》。）运粮食的记载，颇有点自动化的味道，可惜千余年间，无数绝顶聪明的人按照书上所说的尺寸规则，无论怎样摆弄来摆弄去，也不能让拼出来的牛马开步行走；改变尺寸另辟蹊径，也一样没有成功。于是，仍然只能沿用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来减轻人的劳累，至于以转换其他能量来作为代替的设想，却很少有人想过，更没有在现实中实验过。
十九世纪，蒸汽机的诞生，使人类获得一个能量转换的有效途径。它的广泛应用，更改变人类在许多领域内的生存方式。轮船和火车的出现，使得人类在水陆交通上找到比舟船、车马强过许多倍的运输工具。
对于以五千年悠久文明自夸于世的中国来说，用蒸汽机船取代人工船的过程，似乎没有遇到多大的麻烦。同治元年正月，正是江南战事最激烈的时候，经朝廷批准，由曾国藩出面购买的第一艘洋人制造的蒸汽机船，开进了安庆港码头。半年后，华蘅芳、徐寿所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中国人自造的蒸汽机船在安庆江面试航成功。曾国藩为此在日记中写下一句颇为自得的话：“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然而，火车引进中国，则远不是这样的一帆风顺，这段历程的曲折复杂，实在令人可悲可叹！
几乎在购进洋船的同时，以怡和、旗昌为首的英美等二十七家洋行，便向时任苏抚的李鸿章建议，兴建一条由苏州至上海的铁路。因主权问题，遭李鸿章拒绝。次年，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来华，又向清廷提出兴建六大干线，即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的建议。也因主权问题被拒绝。同治四年，美国商人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欲作为样品来引起朝廷的重视，结果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怪物，被其吼叫声和运行时的强烈震动所吓倒，没有几天便让步军统领衙门给拆掉了。到了光绪元年，怡和洋行修筑了一条由上海至吴淞的铁路。火车在铁路上行驶仍然引起官府民间的一致反对，终于借火车轧死一个士兵的理由，勒令停止运行，不久又用二十八万两银子买下拆毁投入海中。第二年直隶开平矿务局成立，为方便运煤，李鸿章向朝廷奏请兴建一条运煤的铁路，但遭到朝廷许多大臣的反对，事未果。直到光绪六年，李鸿章再次奏请，并特别声明不用洋机车头，而用驴马拖拉，才得到朝廷勉强同意。一年后，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条铁路在中国建成了。这条铁路起自唐山，终止胥各庄，全长只有二十二里，由驴子和马拖着车厢在铁轨上走。这在世界铁路史上，可谓独一无二的创举。再过一年，英国工程师金达利用旧锅炉进行改造，终于造出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这台蒸汽机车的牵引力只有一百余吨，全长十八点八英尺，每小时只能行走五公里，尽管各项指标都小得可怜，然而它却是第一列中国制造的有着完整概念的火车。
在唐胥铁路诞生的同时，一场关于铁路兴建与否的论争也在展开。
光绪六年，前淮军大将刘铭传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向慈禧太后详细说明修造铁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刘铭传指出其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军事上，可以迅速调兵运饷，保卫边疆，同时也有利漕务、赈务、商务、矿务、行旅者，并提出兴建南北四条干线，即北京至奉天，北京至甘肃，汉口至河南，清江至山东。考虑到四条干线同时并举，资金短缺，可先修北京到清江一条。若银钱不够，可举借洋债。这份奏折，道理充足，规划详尽，言辞恳切，引起慈禧太后及军机、内阁大臣的重视，下发交朝臣疆吏们讨论。
内阁学士张家骧首先发表反对意见，批评刘铭传是无事生非，莠言乱政，指出兴造铁路有三大弊病：一、招致洋人觊觎。二、坏沿途坟墓田园房屋，百姓不满。三、与轮船争利。
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态度鲜明地支持刘铭传的意见，详细分析兴建铁路有保卫京师、筹办海防等九个方面的利益，并逐条驳斥张家骧的诘难。
李鸿章的折子刚递上，即遭到另一批人的猛烈攻击，这批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通政司参议（通政司参议：通政司全称为通政使司，其长官为通政使，佐官称副使及参议。权力较小，掌内外章疏和臣民密封申诉之事，收受各省题本，送内阁办理。）刘锡鸿。此人曾经做过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使。他虽然和郭嵩焘共事，却对郭氏的一套全持反对态度，后来又向朝廷密劾郭氏在外的种种不是，终于使得郭嵩焘被撤职查办。刘锡鸿因此赢得朝野守旧派的称赞。刘锡鸿坚决反对修铁路，说火车虽在西洋通行，但中国断不能仿效。刘锡鸿以一个见过世面的副使身份出面反对修造铁路，很有说服力。于是，刘铭传的建议以“着庸毋议”搁置一旁。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不少顽固守旧的人逐渐在事实面前清醒过来。这几年间朝廷中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也终于清醒过来了，此人便是醇亲王奕。通过中法战争，尤其是做了海军衙门督办大臣亲自检阅海军、主持南北海军大会操的盛典之后，奕对洋人和洋务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一片反对声中，奕支持李鸿章将唐胥铁路延伸至芦台，并同时组建开平铁路公司。光绪十三年，延伸段完工，整个铁路更名为唐芦铁路，又继续再延伸到天津。由于奕的原因，朝廷同意了这一计划。趁此机会，李鸿章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俨然以中国铁路的总督办自居。光绪十四年，全长二百六十里的唐津铁路建成。这时，一个广东商人表示愿意接造天津至通州的铁路。经奕奏请后，上海报纸很快便刊出中国铁路公司为津通铁路招集股金的广告。消息传出，又招致一班人的激烈反对。
这一班人以新任户部尚书翁同龢为代表。原来，阎敬铭已在一年前就离开了户部。自从颐和园开工后，阎敬铭便因拨款一事数次与慈禧相抵牾，惹得慈禧老大不快。于是借故将阎敬铭革职留任。户部尚书崇绮知趣，干脆绕过留任的阎敬铭，源源不断地将款子拨给园工，弄得阎敬铭十分恼火。年过古稀的倔老头终于对官场彻底厌倦，第三次奏请开缺回籍。慈禧是个既专断自用的皇太后，也是一个恩怨分明的女人。她既对阎敬铭于园工持不合作态度甚是不满，但也对咸丰年间帮她渡过难关的老臣始终怀一分眷顾之情，特别是阎敬铭，是她将他再次起用，而他这几年也的确为整饬户部丰富国库做出极大的贡献。故而当慈禧接到阎敬铭的开缺折后，心中不免有一丝伤感。她一面接受他的恳请准予开缺，将闲置三四年的翁同龢补授户部尚书，一面又劝他暂勿回籍，在京师里宽住一段时日，由太医院风疾圣手萧长治给他诊治，待病好再回解州不迟。阎敬铭为风疾苦了二十余年，这几年在京师，早就听说太医院的萧长治极擅长治风疾。阎敬铭是个拘谨的人，尽管京师也有达官显宦私下里用重金请御医治病，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没料到太后逾格示恩，阎敬铭感激之余，遵命在京城赁屋住下。至于户部的大小事情，他决不过问。翁同龢联合内阁学士文治、国子监祭酒盛昱以及礼部尚书奎涧等人上书，说铁路为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又将太和门近日失火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天象示儆，应将李鸿章的误国误民之举立即停止，以弭国患。
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代表的一批督抚则全力主张在中国大办铁路，将铁路视为千万人之公利、万世之大利，是安内攘外刻不容缓的急务。
一向以经营八表自命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自然十分关注这场激烈的争论。今日的张之洞，已经是一位底气甚足、眼界更宽的政坛后起之秀。天下督抚，在他的心目中，已没有几个可与之比肩了。靠几十年的积资逐级而上的，多平庸老迈，已成渐薄西山之夕阳，自然不必理论。就是那几位以战功起家的中兴功臣如刘坤一、曾国荃、刘铭传、刘锦棠、岑毓英等，早些年张之洞对他们尚有三分敬畏，现在，这种敬畏已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战功，只不过是对神神鬼鬼的长毛和乌合之众的捻子而言，能跟打败拥有世上最强大的舰炮武器的法国人相比吗？张之洞有时想，倘若自己早生二十年，说不定还不会让长毛捻子猖獗那么久；那批所谓的大帅名将中，究竟有几个真正会用兵的人，真是天晓得，也不过是时运际会罢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抹去这些人的武的光环后，他们的文的一面就简直提不得了。走私盐枭刘铭传、丘八刘锦棠不说，就是号称读书人的刘坤一、曾国荃、岑毓英等人，也没有一个得举人功名的，要他们不假人手，自己作一篇赋吟、一首长诗都不行。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一想到这一层，便自觉比他们高出一头。
中兴名臣这批人中，张之洞真正崇敬的还是他的恩师胡林翼和曾国藩、左宗棠，他们上马击贼下马吟诗，可谓文武双全。可惜，胡林翼英年早逝，曾国藩也寿止花甲，就连到老不改英雄本色的左宗棠也在前年去世了。
对于那个被世人公认为中兴名臣之一、领天下督抚之首达二十余年、以群臣领袖自命的李鸿章，张之洞的看法则要复杂得多。
说句实在话，张之洞对李鸿章还是佩服的。当年，李鸿章以一个清华翰林的身份，能看清天下大势，毅然离开舒适宁静的翰苑回原籍办团练，主动投入兵凶战危之地，这一举动就要高过千万个读书破万卷的儒士文人了。后来亲自组建淮军，指挥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直到在他的手里彻底扑灭流窜四方的捻子，也算得上有统兵之才。这些年，李鸿章能清醒地看到必须学习洋人的长处，并在直隶办机器局枪炮厂，办水师学堂，为北洋大购艇炮，继而又办电报局修铁路，在中国开一代风气之先。这办洋务一途，尤使得从清流变为督抚的张之洞更加钦佩，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曾文正公的高足确有过人之处。
但张之洞不喜欢李鸿章，有时甚至是厌恶。这种心态最初萌生于彼此间的政见不同。
作为清流党中重要人物，在对外关系上，张之洞一贯持强硬态度。但李鸿章多采取妥协的做法，主张退让、息事宁人。对此，张之洞十分看不惯，激情勃发时，他也会和清流党的朋友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一起骂李鸿章贻误国家，与汉奸差不多。这几年来，尽管他已从清流党的狭隘圈子中走了出来，对李鸿章的某些做法有些体谅，但他还是认为徐图自强和对外强硬并不矛盾。
张之洞不喜欢李鸿章，还因为他对李鸿章的人品很反感。他认为李鸿章的为人，一喜拉帮结派，二喜聚敛财货。李鸿章用人，最看重两个背景，一是不是出身淮军或与淮军有渊源，二是不是安徽人。若有这两个背景，又有本事，他则重用，即便没有本事，他也会优予看顾。安徽人尤其是庐州府的人去找他，他都吩咐手下人好好接待，能安置的尽量安置。他有一句名言：“咱两淮人历来生计艰难，好不容易如今混出一支军旅、出息了这么多人物，父老乡亲来依附你，找碗饭吃，你能让他失望而归吗？”这句话，让千万安徽人听了心暖，却也因此而坏事。李鸿章和他的袍泽们所管辖的地方，无论官署还是军营，都是良莠不分、鱼龙混杂，常常使得英雄气短，志士灰心，最后终因甲午海战大败而坏了他的一世英名。李鸿章在钱财上不检点。他本人是来者不拒，他的兄弟子侄则更是放肆聚敛。他们人在外面做官，家中则良田无数，美宅无算，合肥李氏家族是安徽最大的财主。当时有句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对他讽刺挖苦是既辛辣又绝妙。
这两点素为中国传统操守所抨击，也是清流党人敢于与李鸿章作对的所恃之处。李鸿章以乡情和银钱来网罗收买世俗间鸡鸣狗盗之辈，成就了一番英雄豪杰的事业，也因此得罪天下清高之士，招致生前身后洗刷不去的骂名。这原是自古以来，凡做世俗大事的人都不可避免的无奈。“求仁得仁”，就李鸿章本人来说，以他豁达大度之胸襟来看倒也没有什么，但要堵住世人悠悠之口，让人对他有发自内心的敬重，却也是做不到的。
张之洞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突出者，即使当年身为洗马一类的小京官，辈分上低了一辈，他也敢对李鸿章不恭，甚至指名道姓地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