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二姐的婚事，先得谈谈她父亲袁保庆年轻时的一段经历。太平军、捻军兴起之后，河南许多名门望族以防剿的名义扯旗办理团练，其中有个毛姓大户，毛昶熙、毛亮熙兄弟都是进士出身，名头甚是响亮。袁保庆被毛家延请充任幕僚，幕主和幕客之间因此结下深厚的情谊。在此任职时，袁保庆和毛家兄弟商定了结为儿女亲家的事情：袁家二女许配给毛亮煕家的大公子。
这本来是一桩完满的婚姻，却不料忽然的变故将此变成了一幕悲剧。
有一天，父亲袁保庆回到了家里。和每次回家不同，这一次父亲神色异样，目光躲闪，似乎有什么诡秘之事瞒着她。二姐是个悟性极高的女子，她终于慢慢弄清楚了，原来是那位还未当新郎的夫君在京城病逝了。得知确切消息后，二姐一个人躲在树林中大哭了一场。回家后她咬紧牙关，不愿多说一句话，成了个沉默寡言的人。
父亲袁保庆把她叫到厢房里谈话，征求她的意见。二姐斩钉截铁地回答：“活是他毛家的人，死是他毛家的鬼。”袁保庆见女儿矢志守节，满意地点了点头。
袁保庆一生受程朱理学影响深重，认为女子守节事大，关系到家族的脸面和荣耀，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他有个外甥女幼寡守节，袁保庆一方面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又在谈话中对她讲，倘若能以身殉夫，那就更好，可以为其请求旌表。父亲的这些观念，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儿女们将来的人生观。
经过袁家与毛家双方商议，决定让二姐到婆家抱着未婚夫的木头牌位成婚。具体的过程细节颇为繁琐：第一天过礼，毛家送衣冠服装等物给袁家；第二天袁家将女儿的日用器皿和被褥帘帐等物送到毛家；第三天毛家派遣执事、绿轿、官衔牌到袁家，锣鼓家什一应俱全，但不能敲打奏乐，新娘子装束停当，上轿抬到毛家，抱着未婚夫的木头牌位举行婚礼。然后入室稍作休息，换上补服朝珠，拜见双亲尊长；第四天穿元青服；第五天回门；第六天回婆家，守孝三年。
双方已将所有细节都商议好了，中途却有人甩来一记重锤，说“不”的人是毛氏家族的老祖母-毛家名义上的掌舵人。她认为孙子已逝，毛家伤心至极，新过门的未亡人不能沾染任何喜庆的色彩，不能敲锣打鼓，不能放鞭炮，不能穿戴凤冠霞帔等等。于是双方家庭只好再议。偏偏这个时候遇到同治皇帝驾崩，国丧期间不能搞喜庆活动。次日，毛家派出一乘蓝轿、两名女佣，将二姐袁让悄悄接了过来。袁让黑衣白裙，坐着小轿直奔庙宇，在停放她夫君的棺材前哭祭一番，一桩人生大事就这么匆匆结束了。袁让这年17岁，她此后再也没有嫁过人，从女人的角度看，她的一生并不算完美，既可怜也可悲。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袁让堪称一个了不起的节妇。
在冷清凄凉中举行那个婚礼时，她的心中也许还会荡漾起一丝虚无缥缈的崇高感。
二姐的灾难还没有结束。光绪八年（1882）毛昶熙因病去世，婆家最后的顶梁柱也垮掉了。从此毛家迅速败落，像秋风中飘零的黄叶，只给人们留下世事无常的感叹。二姐本是个心性极高的女子，现在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境衰败。后来她收养了一个女儿，又过继了一个嗣子，带着简单的行装，回到袁家帮忙操持家务。
长期压抑使她的性格被扭曲，显得孤傲乖张。回到娘家后，她断了所有念想，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弟弟袁世凯身上，严厉督促他用功学习。后来袁世凯长大了，无论是出门求学、从军还是做官，二姐都全力以赴地支持。袁世凯对这个命运多舛的二姐也非常尊敬，袁世凯写的许多家书，收信人都是这个二姐。担任直隶总督时，还曾将她接到天津一起居住。他对儿孙们说：“你们二姑奶奶这辈子真不容易，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每当二姐心情不畅发脾气时，袁世凯都不忘叮嘱身边的人不要顶撞：“连我都让她一头呢。”在袁家的家人中1868，年左起：沈桂芬，董恂，毛昶熙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四大人怕二姑奶奶。”
二姐袁让活了55岁，民国初年，死于河南彰德袁世凯的养寿园中。这时候，她多年来一直寄以厚望的弟弟终于有了“出息”，当上了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她是在一种无限风光的体面中慢慢闭上眼睛的。
五世同堂——最后的幸福时光
90多岁的老婆婆还能穿针引线，缝补衣裳，观者无不称奇。在袁家，就有这么一位特长寿的人瑞，她是袁世凯的曾祖母郭老太太。
如果把崛起的袁氏家族比做一座大厦，郭老太太就是大厦的奠基人。她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光绪元年（1875）七月去世，按中国传统计岁方法，包括闰月算在内，她整整活了100岁。郭老太太历经乾隆、道光、嘉庆、咸丰、同治五朝，从36岁丧夫守寡，到百岁儿孙绕膝，一生荣辱在她看来都是过眼烟云。
嫁到袁家之初，她怀揣的是一个普通女人的梦想：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为夫君当好贤内助。谁知天公不作美，命运活生生拆散了这对夫妻。丈夫去世时留下五个儿女，最大的14岁，小的还在喂奶，六口之家的担子全压在她一个人的肩膀上，她硬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那是她一生中极其艰难的十几年，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刚强的女强人，但枕边上不知抹过多少眼泪。只有当她看着几个特别用功的孩子时，心里才会爬上一丝安慰。
经过十几年的煎熬与磨砺，终于苦尽甘来。平地里一声春雷，二儿子袁甲三中了进士，犹如一个人熬过严冬后看见原野上绽放的第一朵迎春花，耀眼的金黄色给她心头增添了无限暖意。这之后袁氏家族进入了黄金时期，捷报频传，喜讯翻飞，一门两个进士、两个举人、四个廪（贡）生、八个知县以上级别的官员……无数羡慕的眼光纷纷投向这个新崛起的项城第一显贵之家，郭老太太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尊崇和敬重。在咸丰和同治两朝，朝廷曾经四次给她赏赐御书匾额、紫檀、玉如意、江南丝缎衣料等物，赐寿一次。到同治年间，袁家已是一个近百人的大家庭，郭老太太不仅有了孙子、曾孙子，连曾孙都有了儿子。方圆几百里提起项城五世同堂的袁家，没有人不伸大拇指的。
看着袁家从平淡驶入荣华，郭老太太心里充满喜悦。但是荣辱相连，福祸相倚，生活的打击常常在人们猝不及防时忽然来到你的面前。
道光二十四年（1844），大儿子袁树三病逝，时年44岁。白发人送黑发人，郭老太太扶棺大哭，再一次感觉到了命运不可抗拒的力量。同治九年（1870），袁甲三的病逝加速了这个大家族的崩溃。这之后死神成了袁家的常客，隔几年跑来光顾一下，袁凤三、袁重三先后去世，“保”字辈的孙子袁保庆、袁保中也相继病故。接二连三降临的灾难，似乎使原来以刚强闻名的老人变麻木了，她沉湎于佛陀的乐土中，求佛向善，经常伴着声声木鱼度过绵绵长夜。
在项城袁氏故里，至今仍流传着郭老太太乐善好施的故事。家族兴旺发达以后，每年她都要施舍棉衣数百件，施粥施药若干。咸丰六年（1856），项城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灾荒，郭老太太令家人将族中无法举火的五十多户人家逐一登记，按月发放粮食、衣物，使他们不再受冻挨饿。又令袁保庆在南北村庄开设粥场，散发大米面粉，每天数千人排队，每人一盂，从冬天直到次年春夏之交，没有一天中断，从而使无数村民保住了性命。这样的例子在郭老太太的一生中有好几次，在乡民们心目中，晚年的她已经渐渐褪去了女强人的光环，转化成了一个仁厚的大善人。
一个家族在衰落的过程中，也有清醒者能看出其中已露败相。
最早觉察这一点的是袁保龄。他是同治年中的举人，最大官衔是直隶候补道，一生没有担任实职，空闲时间自然会多点。在袁家出外做官的那几个人与故里袁寨的联系中，他是个穿针引线的人物。尤其是他跟随哥哥袁保恒做事的那几年，经常穿梭来往于京都与项城之间，对潜伏在这个大家族中的危机看得十分真切。
当时袁氏家族的真实情况是：近百口人居住在袁寨里，却没有相应的财政支撑，经济来源基本上依靠他和哥哥袁保恒做官积攒的银两。
原来家中还有个理财高手袁重三，袁重三病逝后，接任他主持家政的是袁保中，虽说此人勤勉正派，在投资理财上却没有什么天赋。袁氏家族的家境每况愈下，日见窘迫。更加糟糕的是，多年的显赫已经宠坏了袁家的一些后代，“保”字辈中的老五袁保诚（袁甲三的第三子）、老六袁保颐（袁凤三的独子）、老八袁保纯（袁重三的第二子）吸食鸦片成癖，都是不可救药的败家子。其他子孙有的嗜赌，有的爱嫖，有的逃学，也没几个争气的。
回到京城，袁保龄将心头忧虑对哥哥袁保恒和盘托出，两个人商议后，认为这个家族气数已尽，即便倾尽全身之力，恐怕也难以挽回颓势。权衡利弊，只有分家一条路可走。他们的分家方案是：效仿古代计口授田之制，将家中所有田地物产分为十二股，确保“保”字辈十个兄弟每人一股。剩余两股，作为郭老太太余年的供给和宗族公用。袁保恒、袁保龄二人还高姿态地将他们名下的两股自愿献出，交给郭老太太享用。
分家方案酝酿成熟了，却长时间没有人敢对郭老太太提出来，少年时代记忆中残留的对老祖母的一丝惧怕，使这个大家族又延续了几年。
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这个分家方案才得以实施。次年，郭老太太寿终正寝。一个世纪老人，一个延续了八十多年的家族，在经历了绚丽至极以后慢慢地归于平淡。
郭老太太逝世那年，袁世凯15岁。在壁垒森严的袁寨，袁世凯听着铁锤将最后一枚钉子敲进棺木的声音，并不清楚那意味着什么。透过深宅大院的缝隙看出去，有几只鸟儿在天空中飞翔。送葬出殡那天，他看着一锹锹土朝下扔去，直到整个墓穴填满，袁世凯出了长长一口气，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新的时期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