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几年，由于当地政府对他的着作的大量被盗版查禁不力，而衙门设在金陵的苏松道兵备使孙丕承，反倒能够雷厉风行，多次主动出示严禁。何况这位孙大人又是他的铁杆崇拜者兼衣食父母。上述这一切再加上对当地日益恶化的文化生存环境的担忧，都迫使李渔必须尽快为自己的未来作出新的安排。于是，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细雨蒙蒙的秋天的中午，经过反复多次的权衡盘算后，他终于作出了一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把自己的人生舞台再次由杭州迁往南京。
根据现在所能找到的资料和作者诗文里的线索，李渔移家金陵期间先是居住在鹦鹉洲附近的金陵闸一带，后来因为考虑到这地方距城里太远，出门一趟非常不便，住了几年后感觉有点呆不下去，于是就把家搬到了周处读书台后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丘上。这处旧园后来被他修葺一新并命名为“芥子园”，还出过一套至今仍然名气极大、拥有无数忠实读者的权威画谱一一芥子园画谱这里有必要提到的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李渔在金陵住下后的第二天，甚至在行李尚未打开、整理，妻女僮仆的住房还没有完全安置停当，庭室门径更顾不上清扫的情况下，便一个人拿了工具跑到楼上书房，丁丁当当地忙乎起来，后来又心急火燎地让家仆去请木匠泥工。等到几天后有人上去，看到墙壁靠南一面多出了两扇古雅别致的梅窗，而且自然是他所喜欢的扇面形的，这才终于真相大白。这样，他行前因阮囊羞涩无法在私人游艇上实现的艺术梦想，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客寓的墙壁上终于得到了实现。
在同时代某些相好朋友眼里，当时年过知天命、以湖上笠翁自号的李渔，是一个愤世而不嫉俗的家伙。一方面，他在号称独善其身的同时未尝不想兼济天下，这从他私下向人透露的芥子园室名的寓意就隐约能传达出几分，“芥子”取自佛典“芥子而知须弥”。另一方面，由于仕途功名上的失意，加上时局动荡，新旧矛盾交替，世态炎凉，家又不得不成了他惟一感到温暖和可以自由施展抱负的地方。
在南京生活的十余年中，也许因为客居无聊，也许出于生性好动，他在杭州老宅里事无巨细、一律喜欢自己亲自动手的老毛病又犯得一塌糊涂。如花径的捷迂、屋檐的短长、女墙的高低、角门位置的朝向等等，无不一一躬身亲问。即以窗棂为例，除前面提到过的扇形借景窗外，他还设计了山水图窗，外推板装花式窗，花卉虫鸟窗等一二十式。有一次，他甚至还费时半月，将一截老梅的枯干通过借景法，精心制作成一扇几可乱真的梅窗。以至当有人问及他的生平杰作时，他竟然会笑眯眯地对人家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件特别得意的事情，一是剧本创作上的不同凡响，另外一件就是对居室环境的美化。他希望别人能将后者看成是他用另一种文字写成的杰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一枝一角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
要使一个向往飞行的人用脚走路那真是太难了，尤其是对于那些自以为拥有轻灵翅膀的人，也许这正是我们要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李渔这一形象的意义和价值。
一生中，一个几乎时刻都在困扰他的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生活得更好？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更艺术、更小资。此问题对像他这样出身贫寒、偏偏又喜欢衣食住行什么都玩点情调的人，其难度与压力可想而知。而他的全部生活实践，从事后来看，似乎也都是个人意义上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探索和解答。
我们将有幸看到，在以家为主要内容的这部人生大书中，他一直在精雕细镂，惨淡经营。他的智慧、才情、力量和美学观念深深渗入到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并在每一件用具，每一片砖瓦，甚至一只瓦罐和一只焚香铜炉上都留下自己的思想与手迹。比如斜筑篱笆呀，精植园蔬呀，修剪花径呀，研究茶花的新式栽培法呀，没有任何事物能为他所忽略，也没有任何事物能拒绝他那平中见奇见巧的风格印记。哪怕是大门口的一块普普通通的石阶，其铺筑时的重视程度和匠心独运，也绝不会亚于皇家宫殿内森严的玉墀。是的，家既被他看作是生活和艺术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也俨然成了他个人的上书房和翰林院。比如，每天清晨他总是习惯起得很早，率领奴婢僮仆，用细竹枝扎成的长长的扫把将庭院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这种时候，没准他会产生皇帝在群臣拥簇下早朝这样的幻觉吧？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他似乎很喜欢这句他的浙江老乡陈藩带有自讽色彩的名言。此刻，他一定又一次轻轻念了出来。由于说话时眼睛正朝着远处霞光缠绕的钟山出神，以至我们最终还是无法弄清楚：这是对身边下人的勉励或训诫？还是在精神中跟自己说话？
在金陵安顿下来之后，李渔的心思开始从庭院退入内室。如何使家居生活更舒适、同时也更显示自己的个性？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躲在书房里，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劲头苦思冥想，并从中获得在政治及交游生涯中难以获得的乐趣。
首先，他想着手解决的是怎样在室内“藏垢纳污”。
“欲治精洁之室，先设藏垢纳污之地。何也？爱精喜洁之士，一物不齐整，即如目中生刺，必先去之而后巳。”这里其实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藏垢，即处置家里淘汰、废弃的旧物，而他想出的办法，就是在正室之侧另造一小屋，如现代西式建筑中的贮藏室之类，将畋笺弃纸，垢砚秃毫，以及断腿的桌椅，虫蛀的书版等暂时不需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古脑儿扔进里面，等什么时候有空了再去好好整理。
至于纳污之计，即妥善处理一家老少几十口人肚子里的排泄物，难度看来要更大一些。虽说他发明的箱式马桶在同时代人的研究中一直处于科技领先地位，但那主要是供妇女同志内急时用的。一个大老爷们三天两头坐在上面，怎么说也有些不雅观吧？再说大便可以如厕，小便一天七八次，每次都要穿堂出室大老远地跑到院子里去，实在是有些不太方便，如逢刮风下雨、冰冻霜滑，那就更成了一件苦差。而且最可恨的是：“夫文人远腕，每至得意疾书之际，机逢一转，则断不可续。常有得句将书，而阻于溺，及溺后觅之，杳不可得。”
当然，事情尽管棘手，又岂能难倒以生活问题专家自居的李笠翁先生？最后想出来的招数尽管有些古怪，而且有可能为正人君子所不屑，但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也足以称得上是因地制宜，简便实用，可操作性强的发明了，最可称道的是几乎不用花什么成本：“当于书室之傍，穴墙为孔，嵌以小竹，使遗在内而流于外，秽气罔闻，有若未尝溺者，无论阴晴寒暑，可以不出庭户。”说得简单点，就是在书房的墙上凿个小孔，插上一节空竹筒，有需要的时候对准尿出就行了。
对家庭装修中墙壁的艺术化处理，可谓他另一项自鸣得意的发明。按照当时行业的施工标准，一般都以裱糊为主，不是采用糊墙纸的方法处理，就是进行粉刷。而李渔提出的观点在成本上具有很大的优势：采用实贴手段，甚至干脆像几百年后首都机场轰动一时的壁画那样，让画家将作品直接往上面画就行了，非但程序、工价都能减下来，说不定还能重现前人“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州”那样令人神往的意境。书房最宜潇洒，因此千万注意不可使用墙漆，那样做在来宾眼里会使你显得非常俗气。碗柜一定要多设架板，以增大其容积，按形状、大小分别置放，使用起来就会感到很方便。香炉的最佳位置不是在桌子的正中，试试将它确定在当风稍偏一些，可能就有一种别致的风韵产生。而灯烛如果又想节省，同时又不影响到照明效果，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在分隔两个房间的墙壁上开一个小孔，方形、菱形、半圆形什么的都可以，把灯台放在这中间，这样一盏灯往往就能起到两盏灯的作用。
这期间，他还对传统的床帐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使这位多年来一直喜欢效法苏东坡的“无事此长卧，一日胜二日”的慵懒闲散的家伙，不免大受其益。以他一向的审美情趣来看，对花与倚枕，称得上是文人生涯中的两件乐事，不过问题在于，这二美常常不能得兼。比如看花的时候，身体大多或倚或站，或徘徊亭台池榭，心旷神怡之余，腰脚却是着实有些酸痛的。而躺在床上虽然轻松、惬意，看到的却只能是天花板或帐顶。经过反复多次的构想实验，他终于发明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案，从“床令着花，“帐使有骨，“帐宜加锁”、“床要着裙”这些技术要求来看，法度之严密比他写的《声律启蒙》一书恐怕宽松不了多少。至于具体谈到那个稀奇古怪的床上架花之法，估计也只有他那异于常人的脑子才想得出来：“于床帐之内先设挂板，以为坐花之实，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俨然身眠树下。”这样的享受自然非一般人所能想像，连他自己当时都认为可能巳经超出了凡俗和红尘的极限，以至有一天深夜从梦中突然醒来，鼻间幽芬缭绕，身体飘飘欲仙，想着想着不禁有些害怕起来，赶紧把老婆摇醒了对她说：“我辈何人，遽有此福，得无折尽生平之福乎”？瞧！得意到这个份上，实在让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说。
那段时间内据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天，有一帮文坛哥们在秦淮河边的花船上闹了一阵后到他家里闲聊，他们先后参观了他的墨宝与藏品，看了他亲手设计的笔筒和蕉叶联，品评了他即将推出的新剧的戏本、道具、布景，最后在客厅里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鉴赏墙上的壁画。这是一幅出自当时南京城里丹青名手的巨幅花鸟，艺术上虽说不上有多少出色之处，但是，在他们仰观的过程中，令人惊诧的事情发生了一一只见画上的那只鹦鹉突然飞动起来，翅膀扑棱棱地扇动，甚至还货真价实地叫了几声，音色清越响亮，然后又栖在壁画原来的位置上一动不动了。客人中有几位新相识，早巳惊得目瞪口呆，而那些熟悉他的朋友虽然大开眼界，但大多还是能够做到安之若素。因为对他们而言，不用说也知道，这自然又是这位“家不惊人死不休，被吴梅村称为“前身合是玄真子，一曲沧浪自放歌”的李某人的杰作。
具体的做法听起来可能有些复杂，但实际操作其实并不太难。“先于所画松枝之上，穴一小小壁孔，后以架鹦鹉者插入其中，务使极固，往来跳跃，不致动摇。松为着色之松，鸟亦有色之鸟，互相映发，有如一笔写成。”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朋友间善意的蒙骗和小小闹剧一般都会增加聚会的快乐，而当客人们“无不色飞神变，而称巧夺天工”时，尽管无法看到李渔自己的表情，但我仍然可以想像他站在一旁容光焕发、拈须微笑的样子。可以肯定，那时候他心里的得意劲儿，比之前不久京师龚芝麓尚书来函盛赞他的剧本新作，恐怕还要有过之而不及吧！
李渔在宁期间，由于经济上有附庸风雅的王公巨贾做后盾，加上新作的版税和刻教科书的收入，以及剧团的营业收入，日子过得真可谓优哉游哉。
他的日常生活一般是这样安排的：每年春秋两季气候晴好之时，大多以外事活动为主，或乘兴出门、买舟远游，或就近访友、饮酒作乐。其时，吴伟业、钱谦益像谦益、王渔洋、余怀、尤侗等海内名家大都居住在南京、扬州、苏州一带，有的在两地都有寓所，他们时不时地混在一起诗酒酬唱，看戏品花，有时喝多了还成群结伙去秦淮河畔的花舫里闹点小乱子什么的，实在是潇洒得让人无话可说。若逢阴雨寒暑时日，他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写作。当时他除了继续从事小说与剧本创作夕卜，还热衷于炮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很不错的畅销书，如《资治新书》《尺牍新编》、《千古奇闻》等等。其中，《资治新书》的创意和策划让人叹为观止：
向全国数以万计的地方官员发出征稿函，让他们提供各自公堂上的案例及判词，当然随稿奉上的数目不菲的送审费和购书款是不能少的，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出版赞助吧。同时，他又利用自身的知名度，约来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正副总理和各部部长的稿子，这些人自然无需交款。想像一下，一个偏远省份的小小七品知县，当被告知自己只需交纳十数两银子，就可以顾盼自雄地厕身于当朝大佬之间，名扬天下，这是怎样的诱惑与喜不自胜啊。后来因为寄送稿件的作者太多，人满为患，甚至还有托朋友拿了钱来走后门、强烈要求加入的，以至最后不得不一次次地扩充篇幅。
撰写对联虽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人遣情寄兴的雅事，但在李渔手下，却又成为他的一项颇为悠然自得的收入。虽然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他还不至于像稍后的郑板桥那样公然开出价目表来，但基本上也是按谢仪一一或称润笔一一的轻重来决定作品分量的。两者之间的区别也许仅仅在于：银子对前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形式一一尺幅大小一一上面，对后者的影响却是内容。也就是说，银子给得越多，话就自然说得越好听。这一点可能正是同代或后世作家对他訾议所持的主要李渔的好友，1657年俩人曾在西湖边的柳庄因相互仰慕而会面。
当时，甚至有人还以“性龌龊”、“善逢迎”这样的词句公开对他进行人格辱骂和攻击。好在我们的笠翁先生对此一般均采取不怒不惊的态度。因为以他的观点来看，文人雅客跟达官贵人打交道，“借士大夫以为利”，弄点银子花花，这实在是算不上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因为与此同时，“士大夫亦借以为名”，当官的也通过附庸风雅捞取了自己所需的政治资本，大家各玩各的，互有所图，说白了不过是一件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公平买卖而巳，又何必动肝火呢？他不大瞧得起那些食无鱼、出无车、饿着肚子在三家村里风雅的所谓清高之士。但他的回答不是着文反驳，不是当面嘲讽，更不是到官府以诽镑罪起诉人家，要求赔偿巨额精神损失费。（以他的练达以及在官场的声望，要打赢官司只怕易如反掌。）而是依然我行我素，乐此不疲。然后继续吃螃蟹，然后继续纳小妾，然后继续兴致勃勃组织家庭戏班子巡回演出。然后继续用一人之收入恬然养活全家五十余口男女老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