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读张友鹤先生所着的《清代的官制》，对其中一段话印象很深。张先生在分析有清一代大小官职的含金量时，曾得出“如管理盐务的盐运使，管理关税的海关道，都是利益所在，收入甚多，为大家公认的肥缺”这样的结论。而陆的幸运在于一生中所短暂署任过的三次正式实缺，上述两职竟然为他兼而拥之。这固然得力于他的才智和精明干练的工作魄力，另外与朝中权要良好的个人关系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陆心源当然不是惟一一个在当时国家的盐业税收上做手脚的人，但他确实是这方面胃口最大、胆量也令同行自叹望尘莫及的人。清代的盐务一向采取国家酌量给予补贴的政策，那是因为考虑到盐商运销过程中因地区气候、路途远近所可能产生的损耗。作为立法者的本意来说，是对民情的体恤或恩典，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成为主管官员假公肥私、中饱腰囊的极好机会。即便如此，按照当时各引区的通行比例（清代盐务以引为单位，大引两千数百斤，小引三百斤)，即以加耗较大的长芦盐包每小引十三斤十一两，另加包皮耗盐十斤为准，大约其总数也不过百分之七左右。
一上任，就敢将这一数字提高到百分之二十，自然因为背后有总督李鹤年的撑腰一一甚至是主使也说不定。（按清官制一省盐务本属巡抚衙门管辖，道光十二年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由魏源代为筹谋主持，全力整肃盐政积弊，卓有成效，此后援例权归总督）但想不到的是原盐法道卢某却是个碌碌无为、胆小怕事的家伙，
当他于几个月后回任看见事情巳弄成这样，唯恐自己被牵扯在内，犹豫一段时间后终于决定向有关部门举报。相比几年前在广东的公私兼顾，陆这次的祸闯得可真是大了。再度就地免职不说，朝廷还特谕福建将军（官职大总督一级，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司令，而且规定必须由满人担任）文煜奉旨严加查办。
现今完好保存在清廷档案《清实录》里的一份原始文件（慈禧的圣旨）详尽1记录了当时的案情以及事后对一干涉案人员的处理结果。其中“前署福建盐法道陆心源于西路官商各帮领运票盐，辄详请加给耗票两成，经李鹤年批准”是涉案经过，“巳短完课厘银两万六千余两之多”系办案人员认定的犯罪金额，而“陆心源擅改章程，具详请批。李鹤年率行批准。盐法道卢士杰于回任后不能即时查出，
虽据自行检举，详明停止，究属疏忽”显然是对一干案犯各自应承担责任的追究，
颇有点像现在检察院公诉人慷慨激昂宣读的起诉书，最后照例是皇帝下旨定夺一一也即法院的终审判决：“陆心源擅改票盐章程，徇私专擅，着照部议，即行革职。闽浙总督李鹤年率行批准，着降两级留任。卢士杰于回任后，始行查报，着罚俸两年。李鹤年卢士杰所得处分均准其抵消。”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详述同治末年福建票盐案的整个经过，并非有意要对我的乡前辈有什么不敬，而纯粹出于对试图寻觅事件真相的浓厚兴趣。因为在不同版本的郡志以及陆同时代人的笔下，此案给我的印象一如玩具百变金刚那样神奇的魔幻体、可以因不同叙述者的语言操弄，从而变幻出各种耐人寻味的形象与性质。
比如同为同光两朝儒林泰斗，李越缦眼中的陆“入资为广东督粮（应为兵备）道，贪秽着闻，被劾开缺。闽督李鹤年奏调福建，委署盐道，遂专闽事，招摇纳贿……复被劾开缺”。
有意思的是，到了俞曲园笔下竟又化腐朽为神奇，成为“有谗君于当路者，仍命遵前旨（开缺）……然恶者犹未己，屡兴大狱以陷君，己而竟以盐务加耗奏落君职”。至于陆氏后人对此事的正面处理那就更不用说了，又是“心源公大受冤屈”，又是“殊觉为官之难，决定退隐，以吴太夫人年高需归里养母为由，上疏准辞闽职”。革职查问的贪官一下子成了淡泊名利，急流勇退的高士不说，连巳经朝廷定罪的擅抬耗额，中饱私囊一事，也被誉为“深得盐商之心”的爱民之举。我理解作者极力想要维护自己先祖声誉的拳拳之心，但对这种可以全然置事实真相于不顾的强词粉饰，实在有些不大敢表示苟同。
同治十三年冬末当陆心源再次罢官归里，最初的打算是举家外迁、选择与湖州隔太湖相望的苏州作为自己的终养之地，这显然出于某种忌讳，不无羞见江东父老的意思在里头。其时尚留在福建总督任上的李鹤年在听到有关他准备“移家吴郡”的传闻后，曾主动来信表示关切之意。稍后郭嵩焘的朋友李鸿章在一封公函中，也认为“前闻乡人有排挤者，属昆焘便中转述。以惊弓之鸟，须避弹射”，表示赞同他所作出的决定。最终未能成事虽然不明原因何在，但苏州知道他事情的人其实也不少，加上那里前几年又是丁日昌的管辖范围，亲信党翼尚多，恐怕当时不得不令陆有所顾忌。好在这时他的旧日朋友杨昌升任浙江巡抚，一向有意的毗连赵孟莲花庄的那座朱氏废园的主人，又刚巧愿意以极廉的价格出手。
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后决定还是回到湖州。修筑豪华的私家花园潜园固然需要花费一笔很大的款额，但这对其时官囊丰实的陆来说当然己不成问题。包括月河街旧宅的大兴土木，扩建重修。广搜珍稀金石书画。发展恒友当铺连锁店，在上海筹建丝厂、钱庄，先后娶了六名妙龄女子充陈内室，种种迹象无不显示他打算对自我形象再次作出重大调整，放弃仕途上功名上的欲望，死心塌地做他的文学家和收藏家。考虑到清代吏制中以贪赃革职的官员一律永不叙用的祖制，这样的绝望与无奈倒也着实令人同情。
于是四十初度的陆依稀又回到了从前以名士身份周旋于艺林文坛的浪漫生涯。尽管当时的民间舆论对他相当不利，但成竹在胸，谋定而后动的陆很快通过种种社会慈善事业，像修桥呀筑路呀，捐款造学校呀，以及收养老人、抚恤孤寡什么陆的乡党、朋友兼枪手，王仪通诗“宾客文章下笔骄”说的就是此人。
潘祖荫，吴大取是像黎庶昌、朱智那样表示感激的同时不无抑揄之意。第三就是干脆予以拒绝，如翁同5光绪年间的一册私人日记里，就留下了“陆存斋观察送字画皆未受，着书甚黟，貌则甚俗”这样的记载。
尽管陆光绪最初几年对形象的重新设计还不足以令某些思想僵化的正派文人完全信任，但他通过不断的努力使自己在文坛基本站稳了脚跟，却巳是不争的事实。湖州月河街口那幢六楹二层大宅楼上漂亮的西洋玻璃，
的，也即他在高州的时候曾经尝试、被证明其效果完全有目共睹的那一套，前后也不过用了几年的时间，居然也就基本消除了他个人生存环境里的种种不利因素。
两年后，山西的特大旱灾又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由于陆带头捐赠白银一千两并发动湖州绅民踊跃捐献，由于事先私下里早有约定，负责筹赈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和灾区最高行政长官曾国荃看来说话还比较算数，款子打过去不久，就援例为他具奏。当年晚些时候，陆的四品道员衔（荣誉称呼）很快得以赏还。
也就是从那时起，陆个人历史上那个被李慈铭称作“好为诗古文而不工，多蓄金石书画以为声誉”的时代开始了。他的身影再度于苏杭宁等地的社交场合频频出入，“与诸老辈文酒宴游，自称潜园老人，恬然有以自乐”。出于好胜心与敏锐商业头脑的双重驱使，更大规模的对艺术收藏品的搜求也正在轰轰烈烈进行之中。从唐宋字画到先秦鼎彝，一时间江南故家旧物无不尽入囊中。与此同时设在潜园守先阁内的印刷工场也早巳隆重开工，一大批珍贵的古籍被冠于《十万卷楼丛书》的总名在那里开雕重刻，然后委托一个退职太守、寓居苏州的乡前辈吴云在观前街的书坊印刷。免费赠送国内白高身价显然是陆急于推出这些出版物的原始动机。
从当时诸多受赠者收到后的礼节性回札来看，总的来说不外乎以下三种态度与反应。一是答谢与嘉勉，如勺政界权要与文坛知名文士、以书会友、自在拂去政治的垢尘以后，也逐渐成为江南藏书界有目共睹的焦点。尤其是几年后宋楼的正式命名行世，更是将他善于鉴赏与博学的声誉推向了高潮。以道咸名士黄尧圃的博洽与盛名，其尽一生心力所筑的百宋一廛室，也仅藏宋椠百部。而名闻海内的宁波范氏天一阁在陆的门客李宗莲一一也即前述被王仪通斥为“宾客文章下笔骄”者一一眼里看来，那简直更是不值一哂。
由于陆同时又筑有精藏两汉古砖之千甓亭，宋千甓这两块文化招牌，因此也就成为支撑陆中年以后社会知名度的主要基石。其中以润资八元弄到大书家杨见山隶书题额的千甓亭，据地方宿耄费在山先生《闲闲集》披露，“由于所收仅限于湖州及邻县，地区不广，均只于晋代为多，汉砖不过四五”。而且这还没有算上由于陆当时以一两银子一块的价格公开收购，四野乡民像日本鬼子挖地道那样掘地三尺搜求，从而令当地汉晋墓葬大量遭受毁坏的惨重代价。包括宋秘藏的真实面目，也与公开宣传的数字大有出入，总共不过宋版书一百十部，陆的方法是将其中绝大多数分拆为二，以勉强凑足两百之数。这既是他生前坚持不向任何人开放的奥秘所在，同时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九七年当其子陆树藩与日方就售书一事以一两银子一块的价格公开收购，售者踊跃，因此佳品还是有一些的。
谈妥后，作为买方代表的岛田翰登楼验货，售价何以就立刻从原先一直坚持的最低价二十五万元乖乖降到了十万元一一一种典型的彼此间的心照不宣。我甚至还有证据说明他广为人所称道的：：宋的冠名，也纯粹是从别人那里弄来的，至少是移植与借用。陆的朋友兼同乡吴云的二百兰亭斋，镜室和黄丕烈的百宋一廛，就是被认为出自陆独出机抒的：宋一名的最直接的来源。当然，对于光绪六年巳基本完成自我转型，并成功进入艺术收藏主流话语圈子的陆来说，这一切也许都算不了什么。多年来他一直奉行的生活原则似乎是：只要是成功的，就是正确的。这大约也是他的后辈，比如写《潜园遗事》的徐桢基先生，对他“一生几经沉浮，但最终还是成为清代名人列于史册”表示欣赏与敬佩的主要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