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看，随园在袁枚一生名山事业上起到的作用，可以比之于刘备的荆州、谢安的东山、毛泽东的遵义，或者他今天的杭州老乡黄巧灵的宋城景区，是那种典型的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发展速度直线上升的杰出个案。虽说当时有不少人天真地从风雅、高尚、气节等精神角度来理解，包括我个人在内，最初的时候主观上也很想为他开脱，但很多资料还是表明，筑园退隐只是他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一种策略与手段。这以后他对政治的兴趣非但没有半点减少，反而更为积极与热衷。这方面既有《小仓山房尺牍》中大量的与当时朝中权要的往来书信为证，也有他与江南官场位居要津者称兄道弟，长年厮混应酬的实际生活状况可供援引。至于那些下层官员把这里看成是为升职走门路、通关系的最佳平台和捷径，那就更不用说了。
不管袁枚本人是否承认，他在随园这一个人生活舞台上扮演的，实际上一直是明代的陈眉公、王百谷那样的山中宰相角色。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乾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最初阶段的经营，这地方的基础建设和精神建设都巳显得相当完善，并以它独特的魅力，开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大批的地方赴任官员无不来此讨教做官的诀窍，顺便进献一点儿礼物。而当朝大员外放路过南京也时常对这里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因为这样做既可满足自己附庸风雅的虚荣心，博取礼贤下士的美名，同时也指望能通过此间主人令人羡慕的庞大的社会政治关系网络，为自己今后的仕途前程与舆情打下更牢固的基础。即便彼此从一开始就知道是在相互利用，但和一个名闻天下的诗人打打交道，毕竟有利无害。要知道当时的政治空气中尽管也会时不时地刮上几次沙尘暴什么的，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学术繁荣、文化昌盛的清明时代。连皇帝一生都写了四万多首诗，你想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
乾隆一生中写了四万多首诗，也没少拿文字武器打击他文学界的同行。
他们一般都在距此一里外的红土桥下来，这一礼节在许多书里都有着详尽的记载。把随从、车马、眷属、仪仗等都留在下面，只带上书僮和礼品，轻车简从，步行上山，以示对主人的仰慕与敬重，这在当时几乎巳成为一个惯例。尽管不可能有什么官府的明文规定，却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一直这样被沿袭了下来。说得夸张一点，这似乎又有几分百官上朝在午门外下马的架势了。
其中一个人物甚至还是烧鸦片的大大有名的两广总督林则徐。林对随园的匆匆造访据考证巳在袁枚死后多年，加上当时这里也早巳显露出畋像，但我们的总督大人却仍然坚持要循依旧例、并且任凭随从与袁氏后人怎么劝阻也不改初衷。这种隆重礼待与规格，肯定是当初担任七品江宁知县时期的袁枚所难以想像的。从这样的细节与角度，也说明他对自己人生形象的重新设计与塑造是如何的成功！
当然，偶尔的例外也是有的。倨傲而矜持一一多半藏在谦卑的外表之下一一的子才先生与当时围绕在他身边、跟着他一起混的那帮人一一同学、朋友、妻妾、兄弟春圃太守、女弟子、文坛帮闲、娈童歌妓一一由于随园文化集团公司（一个玩笑）开办以后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在他们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的视线里，这里的山水林石、亭阁楼馆在某种程度上，也许真的被认为有几分混同于承德的避暑山庄了。哪怕不是在想像中或喝酒喝多了的时候。
因此，当长达五十年的山庄外事接待工作中，偶然碰到过一个五品学士因不懂这里的规矩，坐着轿子冒冒失失就这么一直抬到了山上，引起主人的不悦甚至差点当场开销，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除老袁本人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及此事不说，一个后代崇拜者在他编的那本跟后来李宗吾的《厚黑学》差不多可以媲美的《随园轶事》里，甚至还专门以《某学士》为题列了一个条目。里面公然宣称：“仕隐两不同途，先生退居小仓山，久巳将官场习气，一概扫除，是以达官过访，亦必于十里外屏去驺从。某官排道上山，为先生所憎恶”。虽说这后人的马屁功夫实在不怎么样，这么大的官架子摆在那里，居然又有脸说“久己将官场习气，一概扫除”，
但从这一事件可以得知，袁当时的权势与骄矜之气己发展到了何等的程度。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不妨再举出一个例子来，也许同样能帮助我们加深对上述这一点的印象。这事还是发生在他刚辞职不久的时候。某一天一一据袁自述一一他从与江宁县同属南京府管辖的上元县衙门干事回来，半路上看见一个因赌钱被衙役押解着去县堂的年轻理发匠，因小伙子长得很帅，“嫣然少年，饶有姿媚”，一下子把这方面的爱好可以做郑桥板老师的袁吸引住了，当场以自己头发长了要理为借口，让上元县知县李竹溪立刻派人把这小帅哥送到他的随园里来。
后来人到了以后，亲热之际贴身一看，才发觉这人脸上有麻子不说，长得也不是经得起细看的那种，至少比他喜欢的刘荔裳、金凤、桂官等差了不止一个等级，一下子变得大失所望、兴趣全无，只好又让上元县马上派人来将此人领回。
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记录在《小仓山房尺牍》卷二《令上元县李竹溪释枷犯》的前后两通书札里。以一个退职县官的身份，可以将一个现职县官随心所欲地驱役差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的政治事实确实让人触目惊心。
多年以前当袁枚断然作出辞官这一决定，包括他上司好友在内有很多人都感到不大好理解。连他一次次地在信里解释原因、为自己声辩时所说的“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耳，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这样的话，自然也被人看成是矫情、不过他明朝的本家袁中郎辞职时那些理由的翻版，当初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所谓淡出官场只是以退为进、玩个把戏、以满足自己更大的胃口而巳，现在事情过去巳经多年，回过头来看看，即使再苛刻的人，相信也会同意他当时讲的应该全是真话吧？
事实上像袁这样既自重身份，脑子又能转得比电脑快的人，怎样不断地根据时势变化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对他来说可能是比诗艺更值得关心的事情，这一点我甚至可以担保。田野麦穗叶尖的露珠和它底下的汗水，在诗人眼里从来就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而让一个文学的皇帝同时又是官场上的风尘俗吏，确实是件相当难堪、简直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在你对这个世界感觉不如意时，可以通过纸和笔自己另外创造一个出来。这个道理应该并不艰深，虽然真正懂的人还是很少，而袁枚不过是其中比较幸运的一位罢了。
如果谁愿意空下来时读一读现存《小仓山房尺牍》里那些指点江山、结交天下的信件，以及字里行间不经意流露出的那种疆臣议政、内阁办公的口气，就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二十年前杭州三家村秀才的儿子，这个十年前南京普普通通的七品知县官，这个现在有资格跟朝廷重臣、文坛领袖、商界巨贾称兄道弟、光每年收受礼金财物折合的数额就要超过他当官时年俸好几十倍的人，他完全有足够的资本和理由为自己当初的英明决策得意非凡。
袁枚开辟的道路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可以说怎么形容都不过分。虽然在他以前早巳有人在前赴后继地尝试着这么玩，但他却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没有人比他玩得更好。即使纯粹从市场经济和政治学的角度进行观察，也不能不承认，他为自己设计的一切是那样的完美无缺，令人叹为观止。仅仅只用了几年时间，随园雅致的上山小道仿佛就巳成为一根神奇的政治魔杖，点击并展示出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官场复杂而污秽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此为中心逐渐形成的那张庞大、复杂的人事网络一一并且还在继续不断地补充和扩大之中一一通过同年、座师、老乡、同僚、学生、弟子等各种社会人情关系。
当然，把风度翩翩的诗人袁枚比做蜘蛛，显然有失恭敬，但事实上他正是这张网的主要设计者与操作者。其中既囊括了像树斋相国，阿广庭公相，豫亲王，私生子福康安这样显赫的皇亲国戚与当朝元老，也有各居要职的地方政要与文坛名公。这些人天南海北牵扯到一起的理由虽说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那就是各有所图，各取所需。是的，他们需要他，而他也许更需要他们一一出于彼此间的虚荣和公开或隐匿的利益。更有意思的是，作为某种恰到好处的藉口和障眼物，一个文学的美丽光环始终在头顶堂而皇之地照耀他们。
随园五十年退隐生活以及在文坛的地位，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文人一生中所能达到的顶峰。说真的，我想像不出在他的同时代作家或前辈文人中，还有谁能像他那样拥有如此显赫的权势和豪华奢侈的生活。他早晨起来要喝惠泉水冲的武夷茶，餐桌上照例摆着爱吃的新鲜牛奶和鳗面虾饼，眼戴广东巡抚搜罗来的红毛国新款眼镜，身穿陕甘总督奇丽川送的那件猞猁皮袍，且不忘时常在上面洒一点西洋贡品古刺水（香水)，怀中揣着大金表，手里玩着古玉履，到处载美同游，两天染一次胡须。喝酒要用名瓷、白玉、犀牛、玻璃等几套杯盏。家中不仅有当世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的三十余面西洋镜子。其中由浙江巡抚张松国所送的最大的一面据说纵横有七尺之长。我想像他每天站在镜子前揽须微笑、恬然自得的那种神情。但他在这镜子里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想必一定是自己传奇故事般的一生，以一个成功人士特有的踌躇满志中又不无迷惘的那种目光，自负？倨傲？骄矜？或许还要加上几分虚妄？就像小仓山房雨后青翠欲滴的山色倒映在镜面上——明净中的晦涩。
下面我们终于要谈到他的饮食问题了，不仅因为这是文章题中的原有之旨，同时这一话题在袁的一生中所占的比例，远远要超出一般人所可能有的想像，这一点从随园当初建造时结构上的别具一格就能很容易地看出。迄今为止我们虽然用相当篇幅讨论了它的价值、历史、政治寓意、主人的生平以及建筑上鲜明的美学特怔，但纯粹从个人兴趣上来说，这里树木花草的名贵和亭台楼阁的恢宏固然有它足可夸耀的特色，但真正令我感到有意思并为之悠然神往的，却是设在此园东角那由一百余亩稻田菜园和养殖场所组成的庞大的农产品供应基地，以及长年供养在园中，各司其职的三十多名农夫和勤杂工。其中既包括像工程部主管龙武台，餐厅厨师长王小余，财务总管兼投资顾问汪芝圃，方甫参，女厨师兼园艺研究所主任阿招等中层干部，也有大量各司其职，默默无闻，为整座庄园的正常运转所配备的专职技术人员。我回忆自己当初读到这些珍贵的原始记录时的感觉，也许，只有财大气粗和啼笑皆非这两个成语，还能稍微表达出一点我的真实感觉。
“园之东西，各有田地山池”，“树上有果，地上有蔬，池中有鱼，鸡凫之豢养，尤为得法。美酿之储藏，可称名贵。形形色色，比购诸市上而更佳。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办。”我们知道，中国的隐士文化一向讲究的就是对世俗的遗弃，渴了喝山泉，饿了吃松果，这也就是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老话的由来。无法想像严子陵的钓钩上安上香喷喷的鱼饵，一天钓它几十斤清蒸或红烧。同样，也无法想像林和靖馋时会把他的白鹤杀了下酒。但我们的随园先生不但会，而且还能拿出比金陵城里最大酒楼的掌勺师傅都过硬的厨艺，这就是他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当然，在罗浮宋梅、大理茶花间种上卷心菜和南京大萝卜，在珍禽异鸟的嘤嘤鸣声中杂以猪羊的哞哞乱叫，想来实在也是令人不禁莞尔的事情。
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而且还不止一人。一个公众概念中的隐士，一般说来总是和明月松风、鹤衣荷冠这些形象联系在一起。如果他扬言能听懂蟋蟀的秘密话语、或者说己经掌握了菊花的多种烹调方法，那估计还有人会相信。而这个人现在居然宣称他家里的荷包鹿尾和烤羊排的味道是全国最好的，这是怎样狂妄且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但不幸的是，这碰巧又偏偏真的是事实。
一位与随园恩怨甚深的人物一一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一一《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曾详细记录了他个人先后几次上随园做客时的所见所闻。一次是某年秋天，他在那里吃到了现摘下来、用北宋汴京李和的正宗手法炒的桂花栗子，滋味确实胜过夫子庙里那些老字号多多。还有一次陪自己身份显赫的母亲上山去看望袁新娶的一位小妾，这自然是令主人感觉很有面子的事情，作为表达感激和答谢之情的是一桌丰盛整洁、色香俱臻上佳的家宴，手艺出众那是不消说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前后也只张罗了一两个钟点。可见《随园轶事》里所说“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办”这些话，倒也不是胡乱吹的。还有一个叫陶西圃的杭州老乡在那里不仅吃到新鲜的爆羊肚，还有正宗奎元馆制法的虾仁爆鳝，也都是现杀现炒，当场置办。诚然，这种物资供应上的丰富与完善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与我们印象中餐风饮露的隐士显然大异其趣，另外，从文化的意义上来探讨，它的内涵恐怕也巳远远超出传统园林的范畴，显得更像是一座地主阶级的庄园或钟鸣鼎食人家的豪华城堡。
这里要说到那个在十年的时间内靠喝稀粥发恨写小说的曹雪芹了。本来，《红楼梦》餐桌上富贵奢靡的气象，与天天要找米下锅的作者本人生活经验之间的1格，一直是令研究者头痛的话题。虽说天赋高的艺术家可以通过想像进入未知世界，但每天面对一盘苜蓿的三家村学究尽管有可能知道豆芽火丝这道佳肴的名头，但你要让他说说这豆芽怎么截，中间如何须用特制的锥子小心镂空，然后怎样将火腿丝切成细条镶嵌在里面，恐怕就道不出个所以然来了。因此，后来终于有人披露，这部书里大观园的规模及包括饮食在内的部分生活细节，原来是以随园为原型和想像基础创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