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所容的崔浩
崔浩（？～450年），字伯渊，北魏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人。崔浩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七世祖崔林曾任三国魏司空。从那时起，清河崔氏就成了中原一带望族的首领。崔浩之父崔宏，曾历事前秦和后燕，在后燕亡后归降了北魏。
北魏政权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鲜卑族拓跋部最初生活在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过着游牧生活。随着历代部落首领的刻意经营，部落势力不断壮大。386年，拓跋部首领拓跋珪乘前秦瓦解之机，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称代王，国号魏，史称北魏。公元398年，又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北魏统治者在征服中原过程中，引用汉族地主为官，崔浩便是其中之一。
受家庭的影响，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崔浩在二十岁左右任通直郎，不久擢升着作郎。明元帝掌政初期，到处网罗“豪门强族”和“先贤世胄”，崔浩的才能受到喜欢阴阳术数之学的明元帝的重视，“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崔浩不但是明元帝的主要谋臣，也是北魏政权中汉族官僚的代表人物。
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年），北魏遭到前所未有的灾荒，庄稼歉收。有人建议明元帝从平城迁都至邺（今河北临漳），崔浩不赞成。他劝谏明元帝：“如果迁都于邺，虽然可解燃眉之急，但却并非长久之计。”而且迁都有如下弊端：第一，对习惯于游牧生活的拓跋部落来说会带来诸多不便，即“民畜无算”。第二，迁都将造成“不便水土，疾疫死伤”的后果。第三，拓跋部周边的少数民族如柔然等将趁势来攻。这样就不如留居平城（今山西大同），让一些贫乏的不能自存之家到中原就谷，“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魏书·崔浩列传》）。又有人对崔浩提出质疑：“假使明年秋天再有饥荒，那时又该怎么办呢？”崔浩回答道：“可让各州县就地自行解决。比较来看，迁都弊大于利。”崔浩的建议被明元帝采纳，次年收成果然很好。崔浩的这种远见卓识受到明元帝的赏识。
对于南北朝前期各国争战，崔浩也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泰常元年（416年），东晋将领刘裕欲假道北魏攻打后秦，朝中诸臣建议北魏出兵阻击。崔浩认为，不可代后秦去挡刘裕的兵锋，不如假道刘裕，坐山观虎斗以收渔人之利。
这样，“不劳兵马，坐观成败，斗两虎而收长久之利，上策也。夫为国之计，择利而为之”（《魏书·崔浩列传》）。然而，明元帝在众臣怂恿下，没有听从崔浩的建议，派兵阻截刘裕遭到惨敷，军队死伤很多。直到这时，明元帝才“恨不用浩计”。
明元帝常与崔浩谈论军国大事，对崔浩纵横捭阖的独到见解十分欣赏。一次，明元帝问崔浩：“刘裕西伐，兵至潼关。依你看，其结果如何？”崔浩回答说：“后秦姚兴图好虚名而不务实际，以致众叛亲离。刘裕趁其危难，而又兵精将勇，以臣观之，其胜必然。”问：“刘裕与后燕慕容垂比才能如何？”答说：“刘裕才高一筹。”问：“为什么呢？”答说：
“慕容垂是世袭之君，一生下来即为人君，这如夜蛾扑火，稍有作为便足可成大业。而刘裕出身贫寒，没有一尺土地可资助，没有一个士卒可使用，而能平灭代晋而楚的桓玄，北擒慕容超，南败卢循等，因赫赫战功而独掌权柄。刘裕若平灭后秦而还，必篡位自立，形势是显而易见的。后秦之地民族混居，很难教化，刘裕想长久统治，就好像无翅膀而幻想飞翔，无足而想走，这是不可能的。而我们则可以利用这种形势，整治军队，休养生息，这样，后秦之地最终将归属我们。为今之计是静观其变，以逸待劳。”进而两个人臧否了近世人物，“语至中夜”。崔浩语出肺腑，分析深透。“太宗大悦”，赏赐崔浩盐和酒，并说：“朕品味你的话，就像尝到了这盐和酒的滋味一样好啊。”
明元帝身体不好，向崔浩密问自己的“图后之计”。崔浩建议明元帝立太武帝拓跋焘为太子。明元帝采纳了崔浩的建议，并让崔浩和其他大臣辅佐拓跋焘听政。明元帝避居西宫，暗中偷听，对他们处理朝政颇为满意，并称赞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
明元帝泰常七年（422年），篡位自立的刘裕死去。明元帝闻听这一消息，便想夺取刘宋的洛阳、虎牢、滑台等地。崔浩认为不可，建议“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同时，对刘宋作战，只能分兵略地而不能攻城，因为南人长于守城，若攻城不克，徒损军威。明元帝不听崔浩建议，“锐意南伐”。结果，北魏军队“先攻滑台，经时不拔”。
明元帝很生气，亲自出征，并“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魏书·崔浩列传》）。回师路上，崔浩和同僚们谈论分封、郡县两制的利弊，秦皇、汉武两帝的得失，深得同僚信服。当时，北魏道教革新者寇谦之对崔浩“论古治乱”的道理很是佩服，建议崔浩“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于是，崔浩“着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魏书·崔浩列传》）。这为崔浩以后辅佐太武帝推行汉化政策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年）十一月，明元帝去世，太子拓跋焘即位，是为太武帝。太武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子。他即位之初，北中国的大部分土地已经归属北魏的版图之内，除了南方的刘宋和北方的柔然外，只剩下北凉和夏两国尚较有力量。至于北燕和西秦，则只能苟延残喘，对北魏已经不足为患。因此，摆在太武帝面前的是对内如何进行一些变革，以适应新的形势而巩固其统治；对外如何更快地消灭残存的割据政权，实现北中国的统一。面临着这一系列的问题，太武帝从实践中认识到崔浩是他非常得力的谋臣，这一点从明元帝在世而由崔浩等辅佐太武帝临政时就已经被证明了。然而，在任用崔浩的问题上，太武帝遇到了来自朝廷中一些权臣的反对。这些人以长孙嵩为首。长孙嵩在北魏入主中原的战争中战功显赫，对朝廷的大小事务有着重大影响，即使太武帝在压力面前也不得不妥协。“世祖（太武帝）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而问焉”（《魏书·崔浩列传》）。一方面，崔浩不在朝供职；另一方面，遇有重大问题，太武帝仍找他商量。这在太武帝为不得已，在崔浩为不得志。这种状况在今天看来不免滑稽，也耐人寻味。
不久，太武帝酝酿对夏国赫连昌的战争，晋封崔浩为东郡公，并任命他为太常卿。朝廷大臣们多数认为进攻夏国有困难，只有崔浩赞成此举。崔浩认为，当前北魏正值“天应人和，时会并集”，所以时机“不可失也”。于是，太武帝派兵袭击夏国，大获全胜。北魏军至夏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下，夏主赫连昌出城迎战。北魏军队佯退，夏国军队呼喊追击。这时，大风裹着暴雨从夏军背后卷来，天地一片昏暗。宦官赵倪对太武帝说：“天不助人，加之将士饥渴，不如先行躲避，以图再战。”崔浩叱责说：“岂有此理！
与敌交战的部署怎能随意更改？况且夏军追击不止，后路断绝，应该分兵进击，攻其不备。”太武帝“分骑奋击，昌军大溃”，北魏军占领了统万城。这一仗为北魏彻底灭夏打下了基础。
神嘉二年（429年），太武帝要进击柔然，“朝臣内外尽不欲行”，“唯浩赞成”。在太武帝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崔浩与尚书郎邓渊为首的反对派展开了一场论辩。邓渊说：“进攻柔然，掠其地不能用以种庄稼，俘其民不能教化驱使，何以值得急切地劳动军马去出征呢？”崔浩反驳说：“（邓渊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柔然之地水草丰富，并非不能种庄稼；以往柔然贵族来降各得其用，并非不能教化驱使；况且柔然屡屡犯境，如果现在不攻灭其国，将来势强，北魏将更不得安宁。”这时，又有人提出：“现在舍弃虎视眈眈的南朝不顾而劳师北伐，如果柔然远逃，那时，北魏进攻柔然没有收获，而又有遭南朝进攻之忧，国家不是很危险了吗？”崔浩慷慨陈词：“并非如此。今年不讨平柔然，将不能很好地抵御南朝的进攻。随着北魏国力的逐步强盛，南朝不能不有所戒惧，兴师动众防御淮河以北，与我对峙，况且南朝刘宋正在休养生息，这种形势是显而易见的。柔然依仗地广国远，疏于防范，如果进击可一举而灭。”太武帝采纳了崔浩的建议，决意进击柔然，结果大获全胜，“凡所俘虏及获畜产车庐，弥漫山泽，盖数百万”（《魏书·崔浩列传》）。此后不久，便又有三十余万高车族人前来归降。太武帝召见了他们的首领，并且指着崔浩对他们说：“汝曹视此人，尪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魏书·崔浩列传》）。
崔浩虽然竭力劝谏太武帝削平各割据政权及北伐柔然，但从明元帝以来，他一贯反对轻率地对南朝用兵。崔浩充分地估计了南北对峙局面业已形成的形势。一方面，南朝自宋武帝刘裕以来，其国力已有所增长。另一方面，南朝的军队以水战和守城见长，在黄河流域的大平原上难与北魏骑兵相角逐，而北魏军队如果盲目深入到淮河以南的水道纵横地区也必然吃亏。然而，北魏一些将领却对南朝屡次进兵，最终没有什么收获。为此，太武帝责怪他们：“卿辈前谓我用浩计为谬，惊怖固谏。常胜之家，始皆自谓逾人远矣，至于归终，乃不能及。”（《魏书·崔浩列传》）于是擢升崔浩为司徒。此时，太武帝对崔浩是信而不疑、言听计从的。太武帝曾诏敕朝中诸尚书：“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魏书·崔浩列传》）可见，太武帝对崔浩的信任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太武帝除向崔浩征询军国之策外，与崔浩的君臣关系也极为融洽。太武帝常常下驾崔浩私宅，与崔浩谈论一些奇闻逸事。太武帝为了与崔浩谈论，“或仓卒不及束带，奉进蔬食，不暇精美。世祖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其见宠爱如此”（《魏书·崔浩列传》）。崔浩还时常被太武帝召到内宫议政，官职也不断提升。太武帝曾对崔浩说：“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着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魏书·崔浩列传》）。这种襟怀坦荡、毫不隐讳的做法，是一般的君臣关系所达不到的。
崔浩在对北魏政治、文化等的建设方面也有一定建树。
“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魏书·崔浩列传》）。
崔浩虽不擅长于南北朝时兴的骈体，其文却也古朴刚健，“硗确自雄”，并曾编过《赋集》八十六卷。可见，崔浩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造诣。
崔浩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崔宏、崔浩父子：“此二人乃北魏汉人士族代表及中原学术中心也。其家世所留者实汉及魏晋之旧物”（《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崔浩代表中原学术界的重要内容是在儒家的礼学方面。崔浩对玄学极为反感，对礼学却极其崇尚。他说老庄之书是“矫诬之说”，且认为《老子》“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文书，以乱先王之教”（《魏书·崔浩列传》）。他还作过《周易注》，自称“以《左氏传》卦解之”，显然也是继承了汉儒的术数之学。
不但如此，崔浩还将汉儒学说付诸实行。“佛狸（太武帝小名）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南齐书·魏虏列传》）。虽然这些措施对推动鲜卑族的汉化很不彻底，但这种行动确是适应历史要求的，无疑也是崔浩的胆识和历史功绩。
除此之外，崔浩注释了《急就章》、《孝经》、《论语》、《诗经》、《尚书》、《春秋》、《礼记》和《周易》，自称完成这些着作共耗费了三十九年的心血。崔浩还研究天文历算，并制作了《五寅元历》，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449年）上奏朝廷。
崔浩把汉族的礼仪、法律及其他文化因素推行于北魏，这无疑对推动北魏的汉化及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北魏自从道武帝、明元帝以来，凭借强大的武力，征服了大片的中原土地，又把被征服地区的汉民及一些从事农耕的其他民族迁居到平城附近。这样就使得农业在平城一带的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迫使北魏帝王不可能继续用原来的方式进行统治，而采取适应封建剥削形态的增长、模仿汉代及魏晋的制度而建立起来的相应的统治方式。这种新制度的实行，必然要引发掌权的鲜卑贵族的反对。因为新制度的推行，不免侵犯到这些部落首领过去享有的特权，还得更改他们所习惯的游牧的生活方式。这些鲜卑贵族的反对自然便集中到作为汉化的主谋者及汉族文化的代表人物崔浩身上。这种反对汉化的阻力从后来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而遭到鲜卑贵族的抵制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当时，崔浩的政敌长孙嵩等人怂恿太武帝之子景穆太子拓跋晃与崔浩为敌。
终于，反对汉化的集团在崔浩主持编写的《国书》-事上找到了突破口。《国书》完成后，有两个奉承崔浩的人闵湛和郗标建议将《国书》及崔浩所注《五经》勒石传世。当时，景穆太子也赞成这一建议。但是，由于《国书》中记载魏初史事“备而不典”，一些人以此为借口，议论纷纷。因为此事，太武帝将崔浩下狱诛杀，并株连到崔浩的家族，其宗族与亲戚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都受到株连，遭灭门之祸。
太武帝曾一度信任并“言听计从”于崔浩，最终以修史暴露“国恶”的罪名将其杀害，“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
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魏书·崔浩列传》）。
当然，崔浩罹难也有其自身的因素。崔浩由于屡建奇功，不免骄纵。同僚李顺与其在征伐北宋问题上有分歧，崔浩竞将其谗杀。时人评崔浩“以蓬蒿之才，荷栋梁之重，在朝无謇谔之节，退私无委蛇之称，私欲没其公廉，爱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责也”（《魏书·高允列传》）。崔浩为了推行新天师道，用强制手段抑佛，激起了不满情绪。虽然崔浩“直以犯触，罪不至死”，却最终未能逃脱被杀的命运。
崔浩的历史悲剧，总的来看是统治阶级内部的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因为民族差异，拓跋贵族对汉族地主始终存有戒心；另一方面是因为拓跋贵族与汉族地主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尤其是崔浩推行的鲜卑汉化措施触犯了拓跋贵族的利益，遭到了北魏上层统治阶级的抵制。因此，我们似乎更应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来反思崔浩这一悲剧产生的历史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