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为信史的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司马氏世典周史”，自唐尧至周世代相传为史官。到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时，又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出任太史令，重新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司马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曾“学天官于唐都，受益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并开始自己搜集和整理史料，有志着述一部通史。司马迁诞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司马迁遍游祖国大江南北，拜谒各地名胜，探访遗闻古迹，采集历史传说，观察民风习俗，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游历不仅增长了历史知识，同时也开阔了司马迁的视野和胸襟，更使他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所了解，从实际上开始了修史的材料准备工作。这些为以后司马迁写作传世名着——《史记》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有志撰写一部通史，可惜的是他未能完成自己的志向就去世了。临终前，他拉着司马迁的手，谆谆嘱咐司马迁一定要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日：’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当然，司马迁撰写《史记》，固然在于继承父业，完成绍述祖国历史的神圣使命。而他还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着《史记》，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实际上是要和孔子作《春秋》-样富理想于史实之中，起到匡时救世的作用。
司马迁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撰写《史记》。
《汉书·司马迁传》）中介绍司马迁的编写情形：“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司马迁基本上完成了《史记》的主要篇章。
《史记》成书之后，当时并未流行于世。《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但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因此，西汉后期有许多人续补《史记》。可见，现在看到的《史记》已非全部出自司马迁之手，但绝大部分是司马迁的手笔，基本上保留了《史记》原着的面貌。
《史记》凡百三十篇，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部分，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记叙了上下三千余年的史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中，“本纪”部分用编年的形式，以历代帝王为中心，叙述传说中的五帝至汉武帝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的总纲。“表”以“表”列三代以来的世系与年代，以时间为中心综合记录同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统括了错综复杂的年代与区域发展。“表”又分“世表”、“年表”、“月表”三类，所列大事一目了然，是检阅《史记》和阅读先秦史书的工具。“书”以事类为纲，叙述同类性质的重要史事及其发展过程。《史记·太史公自序》言：“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可见，“八书”主要是有关礼乐制度、天文历法、经济水利等各类问题的系统论述。“世家”用编年和纪传的形式，记载诸侯、勋贵及有突出成就能世其家的历史人物。“列传”主要记述了周秦至汉武帝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民族、邻国及各类特殊事业的有关事迹。“列传”从形式上又分四类：专传即专门为某一历史人物立传；合传将同类人物合成一传；类传将性质相同行为相类的人物并为一传，或是叙少数民族、邻近国家的专史；自传即《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
《史记》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其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础，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在《史记》出现之前，虽然已经有了《春秋》、《左传》、《战国策》等重要的历史典籍，但这些史书都只是记载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些地区的历史，远不是叙述古今、包罗全面的通史。司马迁独具匠心，天才地创作出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贯通古今三千年，包罗各方面而又融会贯通的第一部通史。其叙史的久远，内容的宏富，前无古人。《史记》堪称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史记》为我国史学开创了纪传体的新体裁。“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各有其渊源。司马迁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五种体裁，综合成为一种新的史书形式。纪传体的首创，是《史记》的卓越成就，是对史学的巨大贡献。清人赵翼评论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从《汉书》到《明史》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体例，从中可以看出，《史记》对我国后世史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史记》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中国史学有其邈远而悠久的历史。但是，只有在《史记》出现之后，中国史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并从此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学。
《史记》不仅系统地记载了古代华夏族的历史活动，同时以简明扼要的笔法，记载了当时国内诸侯及邻国的历史源流与概况，为研究这些民族及邻国古代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史记》树立了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它不仅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巨作，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古典文学作品，其人物传记则是史学与古典文学艺术的高度结合与统一。《史记》首创的传记文学，被视为我国古代散文的典范之一，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鲁迅从史学和文学成就方面着眼，称颂《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史记》的内容丰富，记载真实。“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然则，就是这样一位有“良史之材”、对中国史学有着巨大历史贡献的人，却有着非凡的经历，《史记》的大部分篇章竟是司马迁在身遭“腐刑”之后创作的。
司马迁身遭“腐刑”的直接原因源于“李陵之祸”。
说到“李陵之祸”，不能不谈及西汉与匈奴的关系。
匈奴族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至战国时代，匈奴族已然十分强大，时常与燕、秦、赵等国发生冲突。秦始皇为防御匈奴，曾派蒙恬进击匈奴，夺回“河南”（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地区，迫使匈奴北撤七百余里，“不敢南下而牧马”。
然而，到西汉初年时，匈奴不仅夺回了“河南”地区，而且对中原步步紧逼。面对如此威胁，汉高祖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出击匈奴，却被匈奴骑兵围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连汉高祖刘邦自己也差点险遭不测。此后的一段时期，自高祖、文帝至景帝时，西汉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匈奴对西汉的骚扰却并未因此而停止。
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国力日渐强大。汉武帝一改往日的“和亲”政策，开始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自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八年中，汉朝收复了“河南”地区，并在此设立朔方郡，常驻军队五六万人实行军屯。
然而，汉朝虽然通过对匈奴的战争开拓了疆域，巩固了北部边防，却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力、物力、财力且不说，其中仅战马就损失了十一万匹之多。
被迫遁于大漠以北的匈奴也遭到重挫，元气大伤。“自卫（青）、霍（去病）度幕（漠）以来”，“休养士马，习射猎”，对汉朝“好辞甘言，求和亲”（《史记·匈奴列传》）。
好景不长。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秋，匈奴大规模入侵定襄（治所咸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以及酒泉、张掖等郡。面对匈奴的侵扰，汉武帝决心继续讨伐匈奴，除去心病。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征讨匈奴。此前，汉武帝为得到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汗血马”，同时也为借机提拔李广利（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且大宛“汗血马”的产地名为“贰师”，故李广利“贰师将军”由此得名。
李广利出征匈奴时，李陵为骑都尉，奉命率五千人马驻扎于酒泉、张掖一带。
汉武帝命李广利出征匈奴，同时欲派李陵为李广利押运粮草辎重。李陵自请道：“我的部下均为超群出众的勇士，力能擒虎，射必命中，我愿自己率部下到兰干山以南以分散匈奴单于的兵力。”汉武帝说：“你是不想作贰师将军的下属吧。我此次用兵处太多，不能给你配置骑兵。”李陵说：“我不用骑兵，虽然只有步兵五千，也能直捣匈奴王廷。”汉武帝答应了李陵的请求，并同时命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军支援李陵。“李陵之祸”源于李陵的出征。
《汉书·匈奴传》较为详尽地记载了李陵此次出征的经过。
李陵发兵后，三十天左右抵达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戈壁阿尔泰山中段）扎营，不久便与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三万骑兵相遇。李陵亲自布阵，以大车为营，将士兵分为前后两行，前行士兵手持戟盾，后行士兵手执弓弩。匈奴依仗人多士众，一齐攻来。李陵身先士卒，率前行士兵与匈奴骑兵交战，后行士兵则弓弩齐发。匈奴军损伤甚众，仓皇后撤。李陵率兵从后追击，匈奴兵狼狈逃窜。李陵军初战告捷，匈奴骑兵战死数千人。
失败后的匈奴单于急速召集八万多骑兵围攻李陵军，迫使李陵率部边打边撤。几天后，李陵率部下沿龙城（今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尔湖附近）南行，逐渐进入沼泽地带。
在与匈奴军交战多次以后，李陵军已是疲惫不堪，经过长途跋涉的李陵军几近弹尽粮绝，五十万支箭矢全都用尽，迫使李陵令部下砍下车辐作为武器。在汉军进入狭谷地带后，匈奴骑兵挡住李陵军的退路，随后从山上投下石块，李陵军损伤惨重。陷入绝境的李陵曾想自杀，以身殉国，在部下的劝说下方打消了这一念头。
汉武帝闻知李陵被俘后投降，极为震怒，下令诛杀李陵全家。司马迁因此事为李陵辩护，以至于引来了不期之祸。
《太史公自序集解》中载：“司马迁……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
“李陵之祸”的始末，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叙述得很详细：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土之风。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壹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劾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与李陵并没有什么交往，两个人“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
那么，司马迁又为什么为李陵辩护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李陵平时的为人表现。在司马迁的印象中，李陵是个“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的人，勇于“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而“赴公家之难”。这些作为将领的基本条件和良好品格，李陵都具备了。
（二）从家世上看，李陵是李广的儿子。李广是西汉名将，在文帝、景帝和汉武帝时，曾先后率军与匈奴交战七十余次，以勇猛善战着称，使匈奴人闻风丧胆，称其为“飞将军”。因有他的防守，匈奴人数年不敢犯境。李陵出身于这样的武将世家，也英勇善战。对于这样的将领，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投降的。
（三）出师匈奴而兵败，汉武帝也有一定责任。汉武帝派李陵北伐匈奴，“卒不满五千”，却“深践戎马之地”去征伐强大的匈奴。这种草率的行动，其后果可想而知。而当李陵率兵与匈奴军拼死相战时，朝中“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李陵既降，司马迁“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这种想法虽有臆度之嫌，但在当时条件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基于上述原因，司马迁才挺身而出，不“自料其卑贱”而明言直谏，却未料到会因此而身陷“蚕室”乃至身遭“腐刑”。对于这种遭遇，司马迁自己也连叹“悲夫！悲夫！”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司马迁作为太史，敢于直谏，“不虚美，不隐恶”的评价人物的客观态度。
司马迁罹祸后，常以古人自比：“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汉书·司马迁传》）
虽然这样说，但司马迁内心的苦痛却难以名状，“仆窃不逊，近自讬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着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汉书·司马迁传》）。可见，“李陵之祸”更加坚定了司马迁发愤着史的决心。
《史记》未就而遭“腐刑”，这种奇耻大辱，曾使司马迁在生与死的选择中彷徨，是父辈的遗愿，史家的责任，更加坚定了司马迁的生死观。“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最下腐刑，极矣。传日’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汉书·司马迁传》）。然而，“腐刑”的耻辱时时萦绕在司马迁的心头，每每念及，总是寝食不安。“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汉书·司马迁传》）。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的遭遇报以同情：“呜呼！
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诸皇帝中的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汉武帝的刚愎自用、事事独断也是十分突出的。在五十四年的皇帝生涯中，他先后任命的丞相有十三人，任命为御史大夫的有十八人（其中有四人升为丞相）。而这些人要么是“希世用事”，要么是曲意逢迎，要么是恭谨保位，没有一个是敢于犯颜直谏的。在李陵事件中，这些人表现为在武帝高兴时“奉觞上寿”，在武帝发怒时则“忧惧，不知所出”，唯唯诺诺，仰武帝鼻息至此。即使这样，有些大臣仍不能保全自身。在被武帝先后任命为丞相的十三人中，竞有六人被杀头或被逼迫自杀。尤其是武帝晚年，文治武功均已成就，就更加志骄意满，乖张暴戾，听不得一点儿不顺耳的话，对大臣动辄加罪，搞得“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史记·酷吏列传》）。而司马迁遭逢“李陵之祸”，就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所以，司马迁之冤案也就不可避免了。
对臣下喜怒无常，翻云覆雨，这是封建帝王的共同特性，不独以汉武帝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