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鲁藏布江，它起于何地，经过哪些地方，最后流向了何处？这些问题，现在的地图上都一目了然了。但曾经，它们确实是一个问题，因而导致了雅鲁藏布江的神秘。
一个名叫F.M.贝利的英国人，他的身份被确定为是一个间谍，于1913年冒险前往藏东，探寻雅鲁藏布江流向何处的秘密，并将这次经历写成了一部书：《无护照西藏之行》。他基本上还算“诚实”，没有讳言自己的这趟“旅行”是“偷越国境”的行为。从书中的记叙可以看出，这个行为（勘探雅鲁藏布江的流向并将其绘制成地图）既是英帝国赋予他的一种使命，也是他自己为满足好奇心的一种探险。因为有这样的事实，英帝国可能考虑到这种间谍行径一旦暴露，会引起与中华民国的一些纠纷，于是禁止他越过国境，前往西藏。但他没有遵守这个禁令，而是乔装打扮，继续自己“无护照的西藏之行”。
贝利在其《无护照西藏之行》这部书的序言中，讲述了一个别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文学性（荒诞而幽默）。故事的主人公应该是贝利的先行者，即：他们也是为了探寻雅鲁藏布江的秘密而偷越国境从事间谍活动的。他们一个名叫内木森，锡金人，秘密代号为G.M.N.，另一人名叫基塔普，秘密代号为K.P.，也是锡金人。他们之间实际上是主仆关系，也就是说，真正执行使命的是内木森，基塔普只是照顾内木森生活的一个随从，并非专业的间谍。赋予他们使命的是英属印度设置在测绘局下面的一个秘密情报机构。他们出发的时间是1878年。他们从泽当开始，跟踪雅鲁藏布江直至加拉，最后在加拉过江时遇到意外，此行便以失败而告终。
“次年，测绘局挑选了另一名喇嘛，是个蒙古人，其任务是考察加拉以下的江流。仆人基塔普再次随行。他们奉命追踪雅鲁藏布江到印度平原的流向，如果无法越江而过，就在最低水位处扔进一些有标记的原木。”
故事从这个时候开始，配角基塔普已隐隐然有了朝故事主角转化的宿命。他的主人，那个蒙古喇嘛，事实上是个极不靠谱的人。他带着基塔普到了东久宗后，谎称他们是朝佛的信徒，跟当地头人交上了朋友。然后，他告诉基塔普，自己要外出，两三天后就回来，让基塔普在头人家等待。
“在那一带对时间长短的说法通常是不精确的，说两三天可能意味着两三个星期。可是两个月过去了，喇嘛仍不见回返。基塔普开始怀疑他是有去无回了。
“主子不在期间，基塔普以裁缝谋生。他无钱去完成他的使命。假如带钱的话，就会暴露他们朝佛的假象，而且还有招惹强盗的危险。”
但基塔普还是决定独自去完成领受的任务。不过，当他试图离开东久宗的头人时，却被告知，他不能离开了，必须在头人家干活，因为他的主人，就是那个蒙古喇嘛，在临走前已经将他作为奴隶卖给了头人。
我就是读到这里的时候，开始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了。
“基塔普作为奴隶干了七个月的活，时刻在寻机逃跑。当机会来到时，他不是尽快回家，而是继续其使命。他到了藏布江边一个称之为多吉玉宗的地方，而后沿江下至马普，在那里被奴隶主派去的人追获。基塔普以极其镇定的心情前去找马普寺的首席喇嘛。他跪倒在地，诉说自己是个贫穷的香客，被背信弃义的同伴出卖，沦为奴隶。喇嘛见他可怜，以五十个卢比将他收买。”
基塔普是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锡金人。而且，他的身份是仆人，在主人已经消失的情况下，他没必要继续自己的职责。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基塔普要不顾一切的担负起其主人未完成的使命。
“早在基塔普动身时，特务机关发给他一套特工器材。在香客用的转经筒里有一卷写着宗教惯语的‘唵嘛呢叭哞吽’的纸，里面藏有一卷记录纸和一个棱镜罗盘。代替西藏一百〇八颗念珠串的是一个只有一百颗的念珠串，目的是为了数步量距。除了这些通常使用的器材以外，基塔普和蒙古喇嘛还带着许多装有书写纸的金属小管以及一个钻头。钻头用来钻孔，以便把金属管固入原木，随木抛进江水漂浮而去。
“在他为新主子干活的同时，他心中反复考虑着怎样把原木漂浮到阿萨姆的计划。他尽心竭力，刻苦扮演香客的角色。当他要求主子允许他沿江到公堆颇章圣山转经时，毫无异议的被批准了。”
就这样，基塔普转完经回来，回来后又要求到新的地方转经，包括有一次去了拉萨，在拉萨朝完圣又返回马普寺，这种行为获得了马普寺喇嘛的极大信任，告诉他：“你要朝拜圣地，我很高兴。从今天起，我准许你到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去。”
“基塔普终于获得自由，沿江而下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刻有标记的原木按计划抛进江里，然后试图沿山谷抵达印度。但他无法通过荒野的阿波尔地区，被迫返回拉萨再回印度。他在外逃亡四年之久，多半时间当奴隶，但他单独按指令完成了任务。”
当然，由于受条件的限制，基塔普完成的任务也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他不会写字，没有及时通知测绘局的人何时到指定地点去察看他抛下江里的那些原木，而导致那些原木虽漂浮在江中，却没有被人发现。不过，他回去后的一些口述资料，为后来者如贝利之流对雅鲁藏布江的跟踪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那么，该书作者贝利自己是否完成任务了呢？我其实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了。读完序言中的这个故事，我便合上书页，没有继续往后面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