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朝对府兵制度的改革，陈寅恪老先生曾做过一段描述，即“府兵制之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部酋分属制，为特殊贵族制；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君主直辖制，为比较平民制。其前后两期分划之界限，则在隋代”。
陈老先生不愧是学问大家，简短的一段话，就说清楚了隋朝兵制改革的内容、方式及特点。
（1）在军队的性质上，原来的府兵是职业兵，与农是分离的，不属于州县管理。他们的生活状况是“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用今天的话来解释，这些兵士实际上就是“三无”人员，无固定住处，无固定产业，无固定户口。
针对这种状况，隋文帝颁布诏书，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这样，军人及其家属便与农民一样，既分得了土地，注册了户籍，又有了固定居处。军士本身仍保留军籍，归军府统领，战时打仗，闲时从事农业生产。自此，府兵制就由大体的兵农分离制变为大体的兵农合一制。
（2）在军队的管理体制上，前期府兵管理权限分散，有的是由部落首领掌握，有的属士族地主的私家武装，有的由州郡掌控，朝廷基本管不到。
为了达到朝廷掌控和指挥军队的目的，隋朝采取了两个管用的招数：其一，在中央尚书省设兵部，主要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授和兵籍、军令、地图、军械等事，从人事上和装备上掌控军队。其二，设立十二卫，每日设大将军、将军、长史、司马等官，大将军由皇帝直接任命，主要负责领军作战，执行任务。这种管理体制把领兵权和调兵权分开了，兵部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却没有领兵权，见不到兵；十二卫有领兵权，能见到兵，却调动不了兵。只有在皇帝的统一命令下，军队才能得以调动指挥。这一制度使军队牢牢掌握在皇帝手里，完全达到了由“君主直辖”的目的。
4.完善土地、赋税制度，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土地问题一直是历代改革的核心问题。隋朝在土地方面，主要沿袭了北魏的均田制，并在局部做了调整和变革。这里，我们需要弄清楚两项内容：第一项，均田制究竟是什么？均田制是北魏冯太后主政时创立的，于公元485年正式实施。主要内容包括：
（1）男子年满十五岁分给露田④四十亩，桑田⑤二十亩；女子露田二十亩，桑田五亩。露田不许买卖，年老免课，死后退还给政府；桑田作为世业，可以终身不还。
（2）分给奴婢的田土标准与普通平民一样。
（3）在人口稀少的地方，鼓励百姓多开荒辟地，不受限制；而在人口稠密、土地不够的地方，鼓励百姓迁移到空荒之处。
（4）官吏按级别分给公田，官越大分田越多。官员在离职时，田土要移交给下一任，不准转卖。均田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不触及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我们需要弄清楚的第二项内容是，隋朝在均田制上究竟做了哪些修补工作？相对北魏的均田制，隋朝主要增加了两项内容。首先，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京官和外官给职分田⑥；增加公廨田⑦，收入作为官吏办公费用。其次，与改革府兵制相配套，给兵士和农民一样分田地。
在改革和完善均田制的同时，隋朝还对赋役和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
（1）废除了除正税以外的所有苛捐杂税。
（2）减轻了租调力役负担。
（3）实行“大索貌阅”，全面清查登记人口和户籍，增加纳税户口。其中，“大索”就是把依附于豪门士族的大量农民户口搜索出来，纳入国家户籍；“貌阅”就是各级政府严格按照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把大量的游民纳入国家户籍。
（4）改革币制，铸行新五铢钱以代替南北朝流通的常平钱、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钱。
二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历代文人骚客咏叹隋朝“短命”的悲剧性诗文很多，唐人皮日休的这一首算是很著名的，其著名的原因就在于，他用简短的四句话既对隋炀帝的功过做了客观公道的评价，又说透了隋朝灭亡的真正原因。
据笔者分析，导致隋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1.亡于大工程
前面已经讲到，隋朝和秦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在经历长期分裂后统一了国家，都建造了彪炳史册的巨大工程。其中，秦朝最突出的工程是长城，隋朝最突出的工程则是大运河。
对大运河的功过评价，唐代诗人李敬的一首诗写得很中肯：“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把这四句话再概括一下，就是八个字，即“功利后世，害在当时”。所谓功利后世，是指大运河的开通确实给后世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大运河全长两千七百多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不仅成为南北水运的交通主干线，还兼有灌溉、防洪、排涝的功能，真是为“后世开万世之利”。
所谓害在当时，就是说开挖大运河确实对隋王朝及其当时的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苦难。大运河的开挖前后历时六年，共征用了六百多万民工，按当时全国人口大约为五千万计算，其青壮劳动力也就两千万左右。由此可见，大运河这一项工程，不仅消耗了当时全国百分之三十的劳力，也耗费了巨额的财力，无怪乎李敬慨叹“取尽脂膏是此河”！而历史的一条铁律就是，当老百姓的活路被堵塞、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甚至被剥夺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这个政权离垮台已经很近、很近了！
这条铁律，不仅适用于中国历史，也适用于外国历史。1880年，世界铁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当时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权贵们的怂恿下，不顾国家经济实力，大量借入外国贷款，启动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这一工程。等这条耗费巨大且腐败严重的铁路于1904年建成时，俄国已经濒临破产。后来有史学家感叹：“一条铁路引发了一个帝国的终结！”
2.亡于战争
前面讲到，隋朝建国后，通过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改革措施，很快医治了战争的创伤，社会繁荣，国力强盛。隋炀帝当上皇帝后，更是雄心勃勃，一改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君王在对外问题上采取的保守战略，主动出击，先后征服了契丹、流求（今台湾）、吐谷浑等周边强国。
鉴于当时的高丽已成为东北地区的霸主，隋炀帝在军械、粮草、运输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之后，于公元612年、公元613年、公元614年三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这场战争，堪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战争，每一次动用的军队都在百万以上，所耗的钱粮更是巨大。其中，第一次战争由于指挥失误而惨败，第二次战争因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乱而草草收场，第三次战争则取得了胜利。但胜利之后，隋朝的国力和民力也消耗殆尽。这时候的隋朝，在把对手打倒的同时，自己也是遍体鳞伤，身体“虚脱”，结果被农民起义军轻轻一推，便倒下了。
3.亡于隋炀帝的个人素质与作风
一个王朝、一个政权要建立起来不“容易”，要推翻也不“轻易”！一般都要有一个“作孽”皇帝的紧密配合。
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大抵有以下四种类型：
（1）愚弱白痴型。如战国末期的齐王田建、秦二世胡亥、蜀后主刘禅、晋惠帝司马衷等。就拿晋惠帝来说，天下闹饥荒，老百姓没有饭吃，他听后却来了一句“何不食肉糜”，令臣子哭笑不得，更令“家天下”的皇权世袭制哭笑不得。此等天生弱智者当皇帝，不做“傀儡”才怪。
（2）天才痴迷型。如宋徽宗赵佶、南唐后主李煜等，他们在某些方面，如艺术方面可以称之为天才，但在政治方面却近乎白痴。如宋徽宗赵佶是一位天才的书画家，其工笔花鸟画和一手漂亮的瘦金体书法堪称独步千古。南唐后主李煜则是一位天才的词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给予其高度评价，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也就是说，是李后主使中国的词上了一个层次，提升了一个境界，产生了一个大的转变。这两个人在艺术上都有优异的表现，但在政治上却一塌糊涂。
（3）荒淫无道型。如商纣王、周幽王、陈后主陈叔宝等，此等人属天生的“玩主”，一天到晚都在声色犬马、放荡淫乐中度过，干尽人间荒唐事，全然忘了当皇帝的任务。以周幽王为例，他为了讨美人一笑，居然不惜破坏事关国家安危的“烽火”信号制度，上演了一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最终导致国破身亡。像周幽王这样的君主，他们来到人世间的使命仿佛就是要通过“自腐”而搞垮一个政权。
（4）能干折腾型。如新朝皇帝王莽、隋炀帝杨广以及明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等，他们都很能干、很勤奋，很想做一番事业，但又太好大喜功、太刚愎自用、太爱折腾，犯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禁忌。
就拿隋炀帝来说吧，他绝对是一个能干的人，继承了隋文帝的事业，大力推进和完善各项改革举措，均取得了明显成效；他绝对是一个想干大事业的人，开挖大运河，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创建科举制，完善法律体系，等等，每一件事都震古烁今。
但是，他又是一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爱折腾的人。比如，在征伐高丽的战争中，他自己本来不懂军事，却又不信任会打仗的将领，非要自己亲自指挥，结果中了高丽的埋伏，大败而归。按照常理，失败一次也就算了，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一战而胜是没有多大悬念的。可隋炀帝意气行事，既不总结教训，又不考虑国力和民力的可承受度，更不考虑国内不安定的政治因素，如各地农民起义频发等，接下来又发起两次战争，最终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折腾得天怒人怨、山穷水尽。
隋朝的江山，与其说是农民起义推翻的，不如说是隋炀帝自己折腾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