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针对新出现的大量“私田”，按照土地好坏及产量多少分为若干等级，按不同等级缴纳租税。这种以“实物”税代替“劳役”税的新制度，既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增强了国家实力，又把生产收成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大大调动了生产积极性。管仲的这一改革，不仅影响了当时各诸侯国的赋税改革，也给后世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4.创新经济宏观管控机制，建立盐铁专卖制度
管仲在创新经济宏观管控机制方面的具体办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所有权，规定盐、铁等资源由国家所有，专门设立盐铁官负责管理。
（2）下放经营权，开放盐池和冶铁作坊，让民间自由生产。
（3）垄断定价权，生产出来的盐、铁由政府统购统销，从中获取丰厚利润。管仲的这一做法，堪称治国理政史上的一大“发明”，形成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经济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对此，吴晓波先生在《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中做了精当的阐述--
“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的来源是税赋，如卡尔·马克思所言：‘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即便在当代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这一定义也未有改变，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便论述说，政府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然而从‘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则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从而也衍生出一个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除建立专卖制度外，管仲调控经济的另一高招，就是开“物价调节”之先河。为稳定国内物价，管仲建立了国家调控制度。丰收之年，通过国库收购余粮；灾荒之年，则以正常价格把粮食卖给百姓，有效避免了物价大起大落带来的不安定因素。同时，当周边国家粮食价格便宜时，管仲便提高粮价，使别国的粮食大量流入齐国；而当别国缺粮时，管仲则以更高的价格卖出，从中大肆赢利。
5.创新自由贸易机制，开“国家商战”之先河
“无商不活”，管仲不仅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如“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远来人”等，鼓励自由贸易，以繁荣市场，活跃经济，而且还利用贸易间的供求关系矛盾，通过商业手段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国”的目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鲁、梁两国产绨，齐国便提倡国民穿绨，同时又禁止国内生产绨，使得绨价大涨。鲁、梁两国见有厚利可图，便大量织绨，荒废了农业生产。见此情况，管仲下令关闭与鲁、梁两国的商业贸易。鲁、梁两国虽下令停止织绨以恢复农业生产，但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在粮食危机的情况下，“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有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管子·轻重戊》）
6.创新消费经济理念，把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中国人历来认为“勤俭”是齐家治国之本，“历览国家兴亡事，成由勤俭败由奢”成为许多人尊奉的金玉良言。这种观点看起来很有道理，实质上却是对经济规律“一窍不通”。
在那个人类对自身经济活动的认识还相当蒙昧的年代，管仲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洞察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最原始规律，那就是一切经济活动归根到底都离不开“人”的消费（尽管后来有了“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之说，但投资与出口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为此，他写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奇文--《侈糜篇》，大张旗鼓地鼓励消费，大张旗鼓地倡导奢侈，“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糜”。
以上六个“创新”，就是管仲改革思想的精华。而齐国则通过管仲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很快实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目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加，奠定了称霸的基础。从齐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至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齐国高举“尊王”的大旗，先后打败鲁国、灭掉“汉阳诸姬”和邓、申等国，讨伐郑国和楚国，并多次与各诸侯国盟会，被推为诸侯长；高举“攘夷”的大旗，带领各诸侯国打败北方戎狄。
对此，孔子给予了高度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司马迁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
四
无论从当时的效果，还是对后世的影响来看，管仲的改革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成功的原因有哪些呢？
1.齐桓公英明、大度与充分信任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管仲这匹千里马之所以能在改革的舞台上纵横驰骋，与齐桓公不计仇怨的宽广胸襟分不开。前面已经提到，齐桓公是在鲍叔牙的劝说下不计“一箭之仇”而重用管仲的。那么，这“一箭之仇”究竟从何而来？
公元前685年，齐国发生内乱，荒淫昏乱的齐襄公被杀。大夫高傒秘密派人去迎接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回国当国君。鲁国也获得可靠消息，急忙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抢位，并派管仲率领一支军队去拦截公子小白。当时，管仲是公子纠的师傅，鲍叔牙是公子小白的师傅。在通往临淄的道路上，两军相遇，管仲发箭射中公子小白的前胸，公子小白倒地装死，迷惑对手，并昼夜兼程赶回临淄，抢先登上君位。这就是齐桓公。而公子纠呢，听说公子小白已死，便不再担心有人与他争夺君位，慢悠悠地走了六天才回到临淄城。但这时新君已立，公子纠只好又逃回鲁国。齐桓公要报一箭之仇，便发兵逼鲁国杀了逃回去的公子纠，囚禁了管仲。
这时，鲍叔牙向齐桓公进言：“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桓公终于以霸业为重，放弃了私仇。管仲被押解回齐国时，齐桓公亲往郊外松绑，迎入宫内，并任命他为上卿，委以国政。
更令人称道的是，齐桓公重用管仲长达四十余年。这期间，尽管有奸人挑拨离间，但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始终如一，对其推行的每一项改革举措都大力支持。这样，才使得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终显成效。
2.管仲科学的治国理念
这一理念集中体现于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中的一段话：“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史笔如椽！这段话虽然只有一百多个字，却说出了管仲成功治理齐国的主要因素：
（1）与民同需，即执政掌权要以保障老百姓的“饭碗”、满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需要为第一要务。
（2）与民同法，即作为高高在上的“领导”，尤其是国君，应带头遵守法纪，当好表率，这样才能稳固江山社稷。
（3）与民同义，即全体国民，尤其是官吏，都要讲究“礼、义、廉、耻”，这是维持一个国家政权的四大支柱。
（4）与民同心，即下发的政令要符合老百姓的意愿，顺民心，合民意。
（5）与民同欲，即如《管子·牧民》所言：“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6）与民同习，即发命令、出告示等，要符合老百姓的习惯，要尽可能地通俗明白，让老百姓容易理解，容易实行。
3.管仲“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正确思路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富民论”的改革家。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他解释“易治”、“难治”的原因时说：“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他从这种逻辑推理中得出结论：“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
在管仲看来，发展经济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只有生产发展了，百姓富裕了，才会“六亲固、四维张、君令行”②（《管子·牧民》）。在“富民论”的指导下，管仲实施的各项改革措施的直接结果就是促进经济发展，使广大老百姓由穷变富，得到了实惠。因而，管仲的改革，不仅得到了上层的支持，更得到了下层的拥护。上下同欲，怎能不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