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硬件来看，全世界的管理都差不多，大致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从软件来分析，以中、美、日为例，各有不一样的做法，不能够稍有怠忽，否则就会失效。
其中最大的差异，可以说在于沟通、领导和激励。换句话说，希望走出具有华人特色的管理之路，必须在沟通、领导、激励这三方面多下功夫，确实掌握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的特殊习性，才能够合理而有效。
在沟通方面，我们最重视圆满，也就是设法让每一个人都有面子。因为只要在沟通的时候，有人觉得没有面子，就会引起情绪上的反弹，制造很多问题，不但增加沟通的困难，而且产生难以预料的不良后果。
沟通要求圆满，首先必须在真实性质之外，考虑其妥当性。真实固然重要，不妥当则再真实也可能受到伤害。妥当与否？实在很难说，所以不明言常常是沟通的基础，惟有站在不明言的立场来把话说清楚，才不至一开口就伤人，结果害了自己。
对不同阶层的人，采取不一样的申诉方式，是伦理的因素，而不是势利的表现。
最常见的会议沟通，务需冷静下来，重新审视，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真正用意，运用得恰到好处，自然有妙不可言的功效。
圆满很不容易达成，却值得大家好好用心追求！
第一节〓妥当性大于真实性中国人普遍认为自己十分诚实，却老觉得别人在骗来骗去，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一个中国人十分诚实地把心中的话说出来，其他的人并不认为如此，总认为他在骗人。尽管重复说好几遍，而且信誓旦旦，一再宣称自己说实在话，仍然引起大家的怀疑。自己越保证，别人越不相信，奈何！
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有一个表达原则，那就是“妥当性大于真实性”。基本上我们认为在说一些真实的话，实际上却大多在表达一些妥当的陈述。
“明天请支援我三个人。”甲说。
“实在没有办法，我自己也忙不过来，人员调动不开，非常抱歉！”乙回答。
甲很不高兴，因为事先私底下协调，乙已经答应在先，为什么忽然变成这个样子，令人费解。
乙完全没有不诚实的感觉，他只是把话说得妥当一些，并没有欺骗的意思。
私底下协调，当然可以明说没有问题。如今当着老板的面，我如何答应得爽快，直接把真实面说出来，老板会不会认为我这个单位人多事少，想办法把人减少一两个呢？若是如此，岂非自找麻烦，还要惹人笑话？
乙这样回答，是一种妥当的表述，但是听不懂的人，真的以为他在拒绝支援，不免失望而觉得他不诚实。
明眼的老板，自然意会到甲不可能那么冒失，事先没有征得乙的同意，便冒冒失失地当众提出支援的请求。他也应该知道乙不是言而无信的人，只是基于保护自己，以免引起不利于己的误会，才如此回应。
高明的老板，不宜立即介入。他会静待甲的后续动作，看看他的修己功夫好不好？
甲如果不高兴地说：“怎么啦？我昨天向你提起的时候，你不是答应得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反悔了？”表示甲的修己功夫很差。对同仁连起码的信任感都没有，让他吃吃苦头是应该的；而且如此真实地明说，以后怎么和乙相处？只好说：“人员调度的事宜，你们两个再研究研究。”暂时予以搁置，看看后面的进展如何！
修己功夫良好的人，应该明白乙并不是不可信任的，他只是把话说得妥当一些，不算骗来骗去。这时候会反省自己，把话说得太真实了，不够妥当。因此赶快接着说：“我知道你很忙，但是我确实有需要，请务必支援。”其实这一句话早就应该说出来，不可以等到乙的点醒，才紧急补救。
老板看出甲的涵养和乙的功夫，这才施展出自己的本事，说：“我实在抱歉，让大家忙成这个样子。你明天尽可能支援他两三个人，你这边如果忙不过来，我来想办法好了！”
甲若是高明，一开始便应该这样说：“我知道你很忙，但是我实在需要你的支援，能不能会后我们再来商量一下人员的调度，好不好？”
乙大概会这样回答：“你每次再忙也都设法支援我，我虽然忙碌，支援你也是义不容辞。”
然后老板说：“让你们老是支援来支援去的，实在不好意思，这样吧！有什么我能够做的，叫我来帮忙好了，千万不必客气，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大家都说妥当话，是不是和谐中圆满解决问题呢？那也未必。每次都这样，便是“大家虚情假意”，口中传说一些好听话，完全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假惺惺，说的话听起来够肉麻，大家都厌恶，不可能收到圆满解决问题的效果。
说妥当话，必须具备实际解决问题的诚意。甲事先和乙商量，不能公开地进行，是顾虑乙的立场，让他比较方便表示意见，所以乙满口答应，乃是因为老板不在场，也没有其他人听到，当然放心地直接表明乐于支援的态度。人情做到底，因此答应得十分爽快。
没想到甲竟然糊涂到在老板面前如此直截了当地说出要求，这种“明天请支援我三个人”的真实话，等于公开宣示“我们两人事先已经充分沟通，而且乙答应得很爽快”，完全不顾乙的立场，乙当然消受不了。
把“明天请支援我三个人”这一句真实话，稍微修饰一下，说得妥当些，变成“对不起，我应该事先请问你的可能性，不过去看过你两次，看见大家都很忙碌。现在冒昧请教，能不能明天想办法支援我两三个人？一天就好，后天一早就归还。”
中国人刚刚见过面，常常避不提及。而刚刚见面，有没有必要说得那么清楚明白：“初次见面，幸会，幸会。”令人觉得明显地“划清界线”，恐怕也值得商榷。含糊一些，岂不是留下更大的弹性空间？
乙明明和甲事先商量过，现在甲这样陈述，当然不是存心欺骗，而是在老板面前，侧面描述乙单位忙碌的情况，让乙能够放下心来，答应“尽量想办法”。
私底下说一些真实话，公开场合调整得妥当一些，这叫做公私两便。有人脑筋转不过来，硬是搞不清楚：“怎么讲得好好的，又变了？”其实一点儿也没有变。
老板听见部属的妥当话，一方面高兴部属互相尊重，同时也尊重老板；另一方面则要确实查明，这妥当性与真实性之间，到底有多大差距？若是差距很小，有必要调整一下人事；如果差距很大，便要提高警觉，部属善于演戏，必须合理地拆穿西洋境，才能够纠正歪风。
管理从某一种角度来说，便是“控制其差异性”。任何差异，都值得注意。采用合理的成本和方法，来加以控制，使差异的变化，合乎控制的标准。
语言或文字沟通，同样需要合理的控制，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妥当不妥当，便是合理不合理，所以仍然以合理的妥当、合理的真实为拿捏的尺度。
中国人不会问客人“会不会喝酒”，因为没有一位客人会诚实地回答：“我很会喝酒。”很可能问了等于白问，根本得不到真实的答案。
“喝什么酒”比起“你会不会喝酒”所得的答案比较可靠。“不喝酒”和“不会喝”之间，有一些差异性，必须仔细分辨，给予妥当的处理。沟通三要则“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别人”，“你如果要告诉别人，就不要说是我说的”，还有“你如果告诉别人是我说的，我一定说我没有说”。
这三句话，在中国社会，似乎到处可闻，随时听得到。它代表沟通的三个要则：
第一，我说的话，你相不相信？或者相信到什么程度？要不要转述？或者转述到什么地步？
都必须由你自己决定，不要赖在我的身上。我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约束力，只是好意提醒你，你自己作主。
第二，你如果决定要告诉别人，表示你已经充分明了、相信我所说的话，并且经过考虑，要告诉别人，这时候你所说的话，已经是你自己研判之后的资讯；而你所要告诉的对象，也是你自己所审慎选择、决定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所以不必要再把我拉扯进去，说什么是我说的。
第三，如果你一定要告诉某人，却又指名是我说的。鉴于这个对象，根本不是我选定的；要说那些话，说到什么程度，也不是我所能控制的，因此我只有表态：我并没有说这些话，至少我不是这样说的，语气、用语都不相同。
沟通，必须自己负起责任，才能赢得大家的信赖。老是引述他人的话，自己不负责任，并不是良好的态度。中国人坚持这三个沟通要则，不要从负面去扭曲它的本意，却应该从正面去理解它的真正用意。不引述自己不清楚的事情，说出来的话，自己负完全责任，不是很好吗？
第二节〓以不明言为基础西方人喜欢公开化、台面化、透明化，把一切摊开来，有话明讲。因为法治社会，是非十分明确，对就是对，错便是错，没有什么好隐瞒，也隐瞒不了什么。
中国社会的道理，大多是相对的。对中还有一部分错，而错中也多少有一些对。不透明化还好商量，一旦抖出来，谁也不见得好过。“以后还要在其他场合见面”，成为最有效的半透明保留原则，何必嘛，是不是？
西方人请客，帖子上印得十分清楚：６月６日敝人生日，欢迎各位光临我家吃蛋糕，参加生日舞会。
中国人请客，帖子上简单明了八个大字：敬备菲酌，恭请光临。内容非常不透明，不知道为何宴客？
接到帖子的人，若是打电话去问请客的缘由，主人一定笑着说：“没有什么啦，大家聚一聚，真的没有什么。”这一来大家全都明白：一定有事，不然为什么一直说真的没有什么？主人笑的意思倒是相当明显：你还问我，叫我怎么说呢？难道你不可以自己去打听，还来问我，岂不是叫我为难？
明说，实在很为难，因为听的人非常不高兴。
西化的中国人，帖子上也印得十分清楚：６月６日敝人生日，敬备水酒蛋糕，恭请光临寒舍。
看的人多半会摔在地上，请就请好了，为什么说生日。摆明要我送礼？我最讨厌借故发请帖收礼图财。何况６月６日根本就是断肠时，有什么好庆祝的？中国人一不高兴，说的净是不好听的话。
不明言有什么好处？分析起来真的是好处多多：
第一，不明言才不致使自己站在亮处，曝光太多，让人家一目了然，很容易加以掌握，甚至抓住弱点。明言的人，把什么事情都说出来，看在中国人眼里，真是十足的“口没遮拦”，不但可怕，而且迟早被人家套得光光的，落得什么筹码都没有，任人摆布。
第二，不明言才有回旋的余地，不至于逼死自己。反正话还没有说出嘴，怎么改都可以，才够灵活。明言的人，把话都说清楚了。一旦发现对自己不利，根本没有改变的可能。所有的话都是自己亲口说的，既变更不得，又抵赖不掉，岂不苦恼？又招人笑话。
第三，不明言才能够引出对方的本意，因为他搞不清楚底细，才肯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啊，原来如此！明言的人，率先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别人就不愿意明白表示不相同的意见，只是口头上顺着明言的人，心里头依然有他自己的念头，奈何他不得。
一个社团如果从不明言到底有多少财产，成员还糊里糊涂地按期缴纳会费。如今一旦透明化，许多成员就觉得既然有那么多财产，为什么还要会员缴费，其实还可以把财产所得的盈余和利息，按月发一些活动津贴，才是名副其实的主权在会员，照顾会员的福利。
何况透明化的结果，必然引起很多人的怀疑。真的百分之百透明？有没有隐藏一些起来？结果虽然透明化，过程呢？好像并没有透明化。于是进一步要求过程也拿出来公开，以致争论不休，闹得难以收拾。
中国社会缺乏西方世界的平等观念，所以民间信仰，大多将众生平等寄托在西方极乐世界。
现实的社会，再怎么说也是“大小眼”，根本不可能公平。
大人物办事，一定比较快速。身体强健的学生，才会对体弱的同学拳打脚踢。大客户来临，马上打开贵宾室。金主财阀，便可以左右重要的决策。
这些事情若是不明言，大家不去注意，或者注意到也炒不热，炒热了也形成不了气候，自然不了了之。至少让排队的小人物、体弱的受害学生、挤在那里猛吸二手烟的小客户、对决策毫无作用的贫苦大众，保留一些面子。不至于吃亏还要把吃亏的情况暴露出来，受到二次伤害，形成“被人家吃定”的惨局。
不明言当然不是认为这种情况是可喜的、值得鼓励的现象。而是知道不可能一下子改过来也不需要完全加以改变。因为差异的程度，如果减低到合理的范围，往往比完全没有差异还要好。完全一样相当于齐头式的假平等，只有合理的不公平才是立足一样的真平等。
从历史来看，特权只会移转，根本无法完全消除。高呼消灭特权、打倒特权的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是相当的坐享特殊权利。只不过此时此地，已经觉得这些不算什么而认为十分公平而已。
西方人以法为依归，接受“恶法胜于无法”的观念。只要合法，就无所谓不公平，大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当然可以明言事实，力求公开、透明。
中国人重理，以合理为评量标准，不接受“恶法胜于无法”，却要求不合理的法必须立即修正。否则法本身已经不公平，依法也不能令人心服。
理的特性，是变动性相当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见仁见智，岂能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不明言才能兼顾各种不同的立场，令公婆都觉得有面子。一旦明言，就会造成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结局，对说话的人非常不利。一明言便成烈士的案例，说来令人心寒。
不明言当然不是迷迷糊糊，因为中国人最厌恶糊里糊涂的方式。不明言是心里清清楚楚，却表达得含含糊糊，所以是一种清清楚楚的含含糊糊。
西方主张明言的另一种支撑力量，是大家相信专家的认定。凡有疑问，经过公听会、听证会的公开讨论，可以获得让大家接受的结论，果然真理越辩越明。
中国人也不轻易相信专家，因为资格的认定，非常不容易。公听会、听证会中各说各话，专家之间的谈话，往往找不到交集点。中国人解决问题，其实是公听会、听证会后的“搓圆子汤”，摆平比真实性更为重要。
不明言的目的，在于“让应该知道的人，知道内容；让不应该知道的人，知道皮毛”。这种“以应该不应该为标准，来施行公开不公开的划分”，不但合理，而且符合中国社会“大小眼”的特性。
中国人知道纸包不住火，迟早会水落石出。所以明言与不明言，最后是一模一样的。不明言根本不足以欺骗任何人，它只是让大家觉得有面子，纯属短暂的过程。
第三节〓采取不同的申诉方式西方人遭受指责和批评，反应的方式比较理性，通常会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看看有没有错误。发现自己确实有错，就坦白承认，而且设法道歉。若是没有错误，便理直气壮地申诉：“我并没有错误”或者“错不在我”。
中国人不应该这样，否则到头来必定吃亏，对自己不利。因为一般说来，理性的态度，只会出现在教科书上面，实际上中国人的态度，相当“情性”。
我们受到指责和批评的时候，首先要先认清对象，搞清楚“指责我的人究竟是谁”。中国人习惯于“把事和人连在一起考虑”，因为“事在人为”，“有人才有事”。我们每听到一句话，最先开口问的是“谁说的？”
指责的人职位比我高，形势比我强，或者声望比我隆，最好的因应方式，便是“做错了，赶快向他道歉，并且设法获得谅解；没有错，则保持沉默，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