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早期的流传方式
文化知识和人类思想的传播主要依靠图书的流通，而流通手段正是图书别于档案的重要条件。早在春秋时代，朝廷藏书曾有范围地开放，所以孔子可以到周的国家藏书处所去搜求关于“礼”和编写春秋的资料。进入战国时期，图书开始流传于民间，如韩国的韩非著书十余万字，但很快流传到秦，使秦始皇得以了解到韩非的才能。正是由于图书的流通与传播，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思想，从而形成了各种学术流派。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与此也不是毫无关系的。秦简之在云梦发现，证明了简书的流通。汉初的许多学者如贾谊、司马相如、疏广、扬雄等都是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他们不仅读自己的藏书，也可能向他人借书读，因此图书在士人们之间流通；有些经学大师，还利用自己的藏书传播经学，培养了许多经学家。东汉时，图书已经成为在市肆流通的商品。当时有位大思想家王充，曾撰写过《论衡》一书，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珍贵遗产。他年少时家贫无书，经常留连在洛阳的书肆中，阅读书肆中所卖的书，由于资质聪明，一读就能记忆，终于“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成为大学问家。另一位史学家荀悦，曾撰写史学名著《汉纪》，也是家贫无书，依靠诵读书肆中简书而成才。图书通过书肆这一流通渠道，传播文化，并培养了人才。这可能是书肆主人所始料未及的。当时图书的流通主要靠抄写，所以社会上就出现了专门以抄写为业的佣书人，如著名外交家班超少时家贫，于是为官方抄书得钱养家，后来感到抄书厌烦，便丢弃佣书工作，参加通西域的事业，为后世留下了“投笔从戎”的故事。
魏晋南北朝时，图书量大增，学术思想也比较活跃，各种文化都有发展，迫切需要流通，加以晋以后，纸写书盛行，图书流通更有条件，抄书成为一种图书流通、文化传播与传递的主要手段，佣书也成为一种专门行业。无论佣书或贩书，都对当时图书的流通和文化的传播与传递作出了贡献。
除了国内流通、传播和传递外，魏晋以来还发展了对国外的交流，如三国孙吴曾派康泰、朱应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经历和听到了百多个国家的情况，于是康泰著《外国传》、朱异著《扶南异物志》，把海外见闻传播到国内。当时这种情况不少，《隋书·经籍志》中著录了记载外国史地情况的著述有几十种。中国书籍也有不少传到日本和朝鲜，如西晋时，《论语》就传到日本。南北朝时，中国文化典籍如《五经》、《千字文》等都由朝鲜传往日本，对日本封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与朝鲜的交往更为频繁：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应朝鲜半岛百济王请求，赠送了《易林》等图书；梁大同七年（541年）又应百济王之请，派《三礼》学者陆诩前往讲学。中国的《五经》、《三史》和《三国志》等书都陆续传入朝鲜，朝鲜许多人都能诵读讲解，也有人能用汉字写作。
）第二节 佛经的求取与译经
佛经的求取和翻译活动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那一时期从印巴次大陆来中国从事佛经翻译的僧徒有七十多人，他们的活动直接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同时，中国僧徒不畏艰险西行取经求法的，史传记载有八十九人。曹魏的朱士行是第一位去西域取经的僧人。他在魏甘露五年（260年），从雍州（陕西长安西北）出发，越过沙漠，到新疆的和田，求得梵文本《放光般若经》九十章，六十余万字。派弟子送经回洛阳译出，比原在中土流行的《般若经》补充甚多，他留在西域直至八十高龄才病故。
另一位杰出代表是东晋的释法显。法显俗姓龚，今山西襄垣人。少时出家为僧，对佛经很有研究，他感到当时佛经的律藏传译不全，决心去天竺取经。他于后秦弘始二年（400年）从长安出发，西渡流沙，越过葱岭，经过六年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中天竺夏多王朝的都城巴连弗邑（今印度巴特那）。当时的巴连弗是五天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法显在那里住了三年，学习梵书、梵语，并撰写佛律，又搜求到经、律、论六部。后来，他又到经瞻波国和师子国各住了两年，于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回到今山东青岛崂山，以后到建康（今南京）专门从事译经和写作。法显西行历时十六年，游历三十余国，带回许多经律，并翻译了一部分。此外，他还写了著名的《佛国记》（一作《法显传》），记述了旅途见闻，是研究古代中亚、印度和南海各地的地理风俗和宗教情况的重要资料。《佛国记》已被译成英、法等国文字。
二十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发现一大批魏晋至唐的纸写古卷轴本图书，有佛经、经史子集和文书契约等；有汉文和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甚至还有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文字。一九〇七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长城古烽燧遗址中发现九封粟特文书信。粟特文是居住在我国西北和前苏联中亚一带粟特人所使用的文字。从这些例子可以想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活跃情况。
前秦建元八年（372年），苻坚派使臣和僧人送佛经和经论到高句丽，高句丽便兴建寺院，成为朝鲜佛教的开始。陈天嘉六年（565年），陈文帝派使送佛经一千七百多卷到新罗。这些文化交流促进了与友邻国家的睦邻关系。
）第三节 唐宋时期的流通与传播
唐朝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对图书的流通和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更良好的物质条件，特别为民间日常生活的需要提供了方便，如历书、字书、小学和一些民间通俗读物也在江南、四川一带刊印流通。穆宗时，元稹和白居易的诗作被单篇刊印，流传街头；文宗时，由于民间印行日历，数量很大，迫使文宗不得不下令禁止私印日历流通。唐朝中外图书的交流也很繁盛，首都长安当时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很繁盛，既是当时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外国使臣、商人、学者、僧侣和留学生麇集的国际性城市。他们带来各国的文化，带走大批中国书籍，将灿烂的唐文化通过图书的流通而传播四方。当时的交流对象是日本、朝鲜、印度等国。日本在七至九世纪间与中国交往最频繁。在有唐一代，日本正式派出的遣唐使团多达十三次，每次不少于百人。每次回国，都带走大批图书。到九世纪末，日本所藏汉文图书已达一千九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余卷。其中科技著作达三千余卷：其中有《周髀》、《九经》等数学书；《日月食晕占》、《天宫星占》等天文学书；《素问》、《难经》、《脉经》、《黄帝针经》和《神农本草》等医药书。这些图书的传播对日本科技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唐代的诗歌，特别是平易浅显的白居易诗作更为日人所欢迎，有《白氏文集》七十卷和《白氏长庆集》二十九卷。大部头的类书如《华林遍略》、《修文御览》和《艺文类聚》及一些礼书、乐书等都流传到日本。
朝鲜一直是中国文化外传的主要渠道，对中国文化也重视，如唐朝文学家张鷟的文章就很受朝鲜等国的欣赏，朝鲜每次派使者来中国，都用重金购买张鷟的文章；白居易的诗篇也在朝鲜广泛流传。
中印文化交流，高僧玄奘和义净的贡献尤大。玄奘在太宗贞观初年赴印度从高僧求学，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五日回国，带回数量众多的佛教经典进行翻译，所撰《大唐西域记》记录了中亚、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一百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是一部介绍域外情况的宝贵的文献资料。义净于高宗咸亨二年（671年）由广州海路赴印度，先后游历三十余国，逾二十五年，于武后时回国，带回佛经四百部，推动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他还编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介绍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宗教、文化以及中国入印僧人的事迹。
此外，唐朝各个时期与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阿拉伯等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图书交流，起到了互相传播文化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