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宋太宗本人对此哲学的思考，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有体现。在淳化二年（公元991年）8月某日，宋太宗对近臣说：“国家若无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
在宋太宗看来，只要宋朝施行“德政”，解决外患并非难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一次对话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公元993年11月某日，太宗对宰相吕蒙正说：“朕自即位以来，用师讨伐，盖救民于涂炭，若好张皇夸耀，穷极威武，则天下之民几乎磨灭矣！”
吕蒙正回应道：“前代征辽，人不堪命。隋炀帝全军陷没，唐太宗躬率群臣运土填堑，身先士卒，终无所济。”
太宗说道：“炀帝昏暗，诚不足语。唐太宗犹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朕往岁既克并、汾，观兵蓟北，方年少气锐……往则奋锐居先，还乃勒兵殿后，静而思之，亦可为戒。”
吕蒙正说道：“兵者伤人匮财，不可屡动。汉武帝及唐太宗俱英主，然用兵皆不免于悔，为后世非笑。陛下及其未有悔也，而早辩之，较二王岂不远哉。”
太宗说道：“朕每议兴兵，皆不得已，古所谓王师如时雨，盖其义也。今亭障无事，但常修德以怀远，此则清静致治之道也。”[2]
于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哲学与作为统治方式的“德政”结合在了一起，其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太宗淳化二年条目。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太宗淳化四年条目。
结果是，通过解除诸将兵权，掏空地方财政，将军权和财权集中到中央之后，中央却无法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效用，以至于最终被外患所吞噬。
显然，这种保守的国家政策，与中央集权制自相矛盾。宋朝立国之时，先机已失。作为长城内险的幽云十六州，作为战略资源的上好牧场，已经被契丹人和党项人占据。宋朝惟一的机会是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比如，宋朝可以先稳住契丹人，然后主动出击，夺回被党项人占据的河套牧场，并以此为基础加强自己的骑兵力量。在骑兵为王的冷兵器时代，非如此不能与契丹、女真以及蒙古人抗衡。
然而，宋朝却采取了纯防御的国防政策。正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所言：
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是一无是处了。其实中国自古立国，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即便拥有万里长城）也该采取攻势防御，所以终于逼出了汉武帝开塞出击。所以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教武人立功？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1]
5.无助的儒学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与西夏和金国的周旋过程中，宋朝的文化优势没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5年。
有发挥积极作用，换句话说，儒家文化并未带给宋廷以外交好处。在面对蒙古人的威胁时，南宋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汉化的金国和西夏之间，非但没有彼此结成可靠的联盟，而且还陷入了长期的内耗之中，以至于让蒙古人有机可乘，最终被各个击破。
在李元昊统治时期（1032—1048年），西夏已开始逐渐引入儒家经典。李元昊本人自幼就“通蕃汉文字”。他于公元1036年颁行西夏文字之后，命人“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指西夏文）”。
在国王李谅祚（1048—1067年在位）治下，西夏的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如前文所述，公元1061年，李谅祚本人曾上书宋仁宗，请求恩准“去蕃礼，从汉仪”，“自言慕中国衣冠”。[1]第二年，他又上表求宋太宗御制的诗章隶属石本，而且进献良马五十匹，求赐《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典籍。
之后登基的李秉常（1060—1086年）也赞成汉人礼仪。值得一提的是，李谅祚和李秉常登基时分别只有一岁和八岁，他们成年之后对儒家文化的采用，是作为抗衡西夏保守势力的手段，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在李乾顺（1086—1139年在位）、李仁孝（1139—1193年在位）统治时期，西夏的汉化进程并未停止。
李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李仁孝尤其尊崇儒学。公元1145年8月，他下令创建了“大汉太学”。他还广建孔庙，尊崇孔子为文宣帝，正式施行儒家的祭礼。[2]不过，这并不妨碍两位皇帝采取联辽抗宋的外交战略。
金国立国之后，很快便提倡儒学。公元1140年11月，金熙宗完颜亶（1135—1149年在位）“以孔子四十九代孙孔璠袭封衍圣公”。公元1142年2月，熙宗亲祭
[1]《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外国列传一·夏国上》。
[2]《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外国列传二·夏国下》。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十六。
孔子庙，并对左右侍臣说：“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他本人熟读《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著作。[1]
公元1156年，海陵王完颜亮（1149—1161年在位）下诏修筑孔庙。[2]金世宗完颜雍在位期间（1161—1189年），继续施行尊孔的政策。1180年，他授予孔子后人孔总兖州曲阜令一职，同时保留其衍圣公爵位。
公元1190年3月，金章宗完颜璟（1189—1208年）下诏修曲阜孔子庙学，次年4月又授予衍圣公孔元措以四品官秩。两年后又亲祭孔子庙。在金宣宗时期（1213—1223年在位），孔元措被授予太常博士一职。
从金国政府与曲阜孔庙的关系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划淮河而治的政治现实之下，控制儒学圣地曲阜的，已经不再是汉人的南宋政权，而是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换句话说，与南宋相比，金国似乎更代表着儒学的正统。对南宋而言，这无疑是极大的讽刺。这也正是南宋理学得以发展的重要背景。
不过，南宋失去了代表儒学正统的地位，并不能解释儒学世界——假设它客观存在——缺乏凝聚力的原因。事实上，代表着儒学正统的金国，也没有因此而增强其凝聚力。或许儒学本身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如果我们忘记现代儒学的概念，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儒学的核心教义，对皇帝而言就是行“仁政”。同时，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评价历史，我们将会发现，在实施“仁政”方面，金国皇帝的表现并不比宋朝皇帝逊色，甚至在很多方面做得更好，因此，尽管金国并非汉族政权，却仍能得到儒士及百姓们的支持。
举几个前面提到过的金哀宗的例子。他登基之后不久，曾下诏让朝臣讨论修复
[1]《金史》卷四，《熙宗本纪》。
[2]Tao Jing-shen，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A Study of Sinicization，Seattle：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1997.
河中府一事。礼部尚书赵秉文等人上奏说，陕西百姓正穷困疲敝，无力承受工役。于是，哀宗放弃了这个想法。另一件体现哀宗“仁政”的事情是，他下诏刑部、登闻检、鼓院，让他们不要锁门闭户地防护百姓，要听任有冤屈的人来陈诉。
公元1233年年底，眼见蔡州将被元宋军队攻破，哀宗对左右侍臣们说：“我做金紫光禄大夫十年，太子十年，君主十年，自知没有大的罪过，虽死而无恨矣！让我感到遗憾的是，祖宗所传皇位上百年，到我这断绝了。自古亡国君主多为荒淫残暴之辈，如今我却面临和他们同样的处境，只有这件事让我心里不安！”
对臣民百姓而言，儒学的核心教义就是“忠君”。无论是西夏的儒学，还是金国的儒学，提倡的都是让本国的子民忠于本国的皇帝，而不是南宋，更何况后者已经失去代表儒学正统的资格。而且，在西夏和金国所在的地理范围之内，已经有数百年的民族融合，夷夏之别的观念已经淡漠。在这种情况下，三国在文化价值核心上的趋同性，无法减轻它们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
如果我们将儒学称为儒教，那么，这种宗教显然更具有政治性，而没有超越国家和民族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儒学——或者说儒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不同。后两者的教义已经超越国家，超越地理界限，所以，在面对异教徒的入侵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基督徒或穆斯林更可能结成联盟。而儒教徒显然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此，在面临共同的敌人——蒙古人——的时候，南宋、金国和西夏三国不会因文化价值上的趋同性而结盟。就南宋而言，朝廷根本不会考虑文化上的共性，它想的只是与蒙古人联合，以雪国仇家恨。于是，当金哀宗与窝阔台都派人向南宋借粮时，南宋没有考虑“唇亡齿寒”的后果，站在了蒙古人的一边。
就整体而言，在南宋与金国之间的战争中，南宋并没有获得更多舆论上的支持，尽管它可能得到更多的同情。然而，当朝廷因腐败而日趋没落之后，这种同情的分量也越来越少。对南宋而言，最具讽刺性的事情是，在联合蒙古灭掉金国之后，它在失去光复希望的同时，并没有找回文化上的正统地位。
在元朝一统天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代表失败者一方文化的儒学，并没有真正受到统治者重视。如果将儒学称为儒教的话，那么，在与其他宗教比如伊斯兰教、藏传佛教争宠的过程中，它几乎是完全败下阵来。
元英宗的一纸诏书可为佐证。公元1320年农历11月丁酉日，英宗“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1]诏书提到的八思巴（1235—1280年），是西藏喇嘛教萨迦派首领，他帮助忽必烈创立了蒙古文字，1270年被封为“帝师”。英宗所下诏书的意思是，让各郡建造八思巴庙，其规格要高于孔庙。
当然，元朝统治者并非认识不到儒教在维护统治秩序上的诸多妙处。举一个例子：公元1307年农历八月，中书右丞将蒙文版《孝经》进献元武宗，武宗阅后即下诏说，“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并下令让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2]
而且，尽管在忽必烈之后的诸代皇帝几乎都不通汉语，多倚重蒙古本族或穆斯林官员——元朝的财税大权几乎完全被穆斯林官员掌控，压制汉族官员，却沿袭了善待孔子后人的政策。到了14世纪30年代，在国内民族及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之时，为了争取汉人儒士的支持，元朝统治者对这项政策作了新的发挥。
在忽必烈时代，朝廷的恩泽仅针对孔子后人，而到了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则“加封孔子父齐国公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鲁国太夫人颜氏为启圣王夫人，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甚至宋朝名儒程颢和程颐也分别被赐予了豫国公和洛国公的称号。
[1]《元史》卷二十七，《英宗本纪一》。
[2]《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纪一》。
然而就总体而言，儒学和儒士们在元朝是颇不得志的。
6.临安梦碎
公元1234年4月丙戌日，在南宋都城临安，朝廷公告了一件大事：圣上要用金主完颜守绪的遗骨祭告太庙。
在证实这个消息之后，临安城里的百姓奔走相告：看来金国真的是灭亡了，再也不用跟他们打仗了，朝廷应该不会加重赋税，如果圣上大发慈悲的话，赋税或许还会减轻些，无论怎么样，终于可以过上一段安生日子了！但是，少数消息灵通的人仍然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知道，朝廷很可能还要再开战事。
在攻克蔡州城的前一个月，即公元1233年11月，宋理宗召见兵部侍郎赵葵，询问联蒙灭金的事情。赵葵回答说：“现在国家的兵力还不充足，姑且（与蒙古）进行联盟，等到国力强大之后，再雪二帝之耻，光复中原。”
在赵葵入宫觐见理宗的三天之前，赵葵之兄、工部尚书赵范呈上奏折说，在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朝廷曾与金国订立海上之盟，刚开始时金国还遵守盟约，后来却出兵侵宋，“其事不可不鉴”。[1]
赵氏兄弟的言下之意是，朝廷现在不得不与蒙古结盟，但必须提防蒙古人背约，待条件成熟的时候，应该主动出击光复中原，不能再犯与金国结盟的错误。理宗对赵氏兄弟的进言十分嘉许，并责令赵葵加强防御力量。
公元1234年正月，金国灭亡，宋蒙依盟约划分疆界，陈州（今河南淮阳）、
[1]《宋史》卷四十一，《理宗本纪一》。
蔡州以南归南宋，以北归蒙古。[1]而后，窝阔台率军返回蒙古，速不台奉命镇守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