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破之前,纳斯尔往南逃向大马士革。但大马士革人将他赶出了这座城市,并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纳斯尔再向南逃逸。当他跑到加沙附近的时候,被追赶的蒙古军抓获。这里距离开罗已经很近了。
无论是阿勒颇、大马士革还是开罗,都是阿育布王朝的重要城市。前文已有交代,在阿巴斯帝国的中后期,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四分五裂,各地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其中,萨拉丁在公元1171年建立起了阿育布王朝,其统治范围包括埃及、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和也门。
阿育布王朝实行军事分封制,军队将领掌握大片土地。其苏丹还从中亚、希腊等地购买大批马穆鲁克充当卫队。
马穆鲁克指的是“奴隶出身的人”,但他们与普通的奴隶不同,都经历过严格的军事训练,非常善于骑射和格斗。早在公元9世纪的时候,马穆鲁克就被阿巴斯王朝利用,他们被编入军队参战。
萨拉丁于1193年去世之后,阿育布王朝也陷入分裂之中。公元1250年,阿育布王朝苏丹萨利赫去世后,马穆鲁克首领掌握了军政大权,从此阿育布王朝名存实亡,由马穆鲁克王朝所取代。
公元1260年春天的某个早上,开罗的市民们正在为生计忙碌,马穆鲁克王朝苏丹忽都斯,却在经历着人生中的恐怖一刻。在这位苏丹和他的将军们的面前,站着四名旭烈兀派来的蒙古使者。他们交给了苏丹一封丝毫不讲究外交措辞的书信。尽管蒙古大汗窝阔台已于一年前去世,这封信却是以他的语气写的:
你应该想想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然后向我们投降。你肯定听说过,我们是如何征服一个大帝国并净化其受到污染的毫无秩序的土地的。我们已经征服了非常广袤的地域,残杀了那里所有的人民。你无法逃出我们军队的恐怖阴影。
你能逃到哪里去?你会逃向哪条路?我们的战马很迅捷,我们的箭矢很锐利,我们的刀剑像霹雳,我们的心肠硬如山,我们的士兵多如沙土。堡垒阻挡不了我们,军队阻挡不了我们。你所祈求的上帝不会帮助你们。眼泪和哀歌感动不了我们。只有那些祈求我们保护的人才是安全的。
在战火点燃前赶紧给我们答复……如果顽抗,你将遭遇最可怕的灾难。我们将摧毁你们的清真寺,展现你们的上帝的软弱,然后我们会杀死你们的孩子和老人。现在,你是这些人的惟一的敌人。[1]
忽都斯听翻译官念完书信后,立即与将领们研讨对策。忽都斯也是马穆鲁克出身,从小就接受残酷的武士教育。他厌恶蒙古人的嚣张气焰,但他同时也非常清楚现实。他向他的将军们承认,马穆鲁克可能不是蒙古军的对手。他手下的将军们也认同他的看法,他们建议有条件地投降。
但这并不是忽都斯的最终选择。他是一位性格坚强、行事果断的人:四个月之前,他刚刚废黜了15岁的苏丹阿里。忽都斯不打算不战而降。他命令卫兵处死蒙古使者,并命令将军们准备保卫开罗城。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勇气的决定,因为守护开罗城的兵力只有两万。两年前,巴格达兵力有六万,却仍然被蒙古军轻易攻破。开罗城的存亡,甚至是伊斯兰文明的命运,都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果。
但决定胜败的因素往往在战场之外。
恰恰就在蒙古大军攻城之前,旭烈兀得到一个天大的坏消息:他的哥哥蒙哥大
[1]Tschanz,David W.,Saudi Aramco World,“History’s Hinge:Ain Jalut”.
汗去世了。这意味着他得马上赶回蒙古,参加下一任大汗的选举工作。于是,旭烈兀带着主力部队返回蒙古。但他并不甘心放弃埃及。临行之前,他命令驻守叙利亚的怯的不花,继续执行攻打埃及的战略。
旭烈兀主力部队的离开,极大改变了双方军力对比情况。另一个因素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这种对比。这个因素就是宗教。
在旭烈兀离开埃及之前不久,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下令,原先跟随蒙古大军的基督徒军队,不能再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原因将在后文讲述)。
而伊斯兰文化的同根性,让忽都斯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盟友,而这个盟友却曾经是他的敌人。他就是另一位马穆鲁克苏丹、主要势力范围在叙利亚的贝巴斯。贝巴斯也曾侵略过埃及。但是,与蒙古大军交过手的这位苏丹心里十分明白,如果忽都斯被打败,整个伊斯兰文明或将毁灭。
公元1260年7月26日,双方正式开始交战。9月3日,历史上著名的艾因·贾鲁战役开打。双方兵力都在2万左右。这场战役的最终结果是:名将怯的不花战死沙场,蒙古大军的无敌神话破灭。
很多历史学家在评价这场战役时都认为,这是一场具有极大历史性意义的战役,它是蒙古征服的转折点,是蒙古人首次遭到决定性的惨败。在此之前,蒙古人在遭遇战事失利后,总是会回过头加倍复仇,而且往往会取得胜利,然而,在艾因·贾鲁战役中惨败之后,他们没能实现有意义的复仇。
伊朗历史学家斯坎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它改变了伊斯兰和西方文明的未来进程。如果蒙古人成功征服埃及,待旭烈兀回来之后,他们可能会继续前进,穿过北非直抵直布罗陀海峡。蒙古人可能从波兰和西班牙包围欧洲。在这种背景之下,欧洲文艺复兴还会发生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今天的世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面貌。
……
马穆鲁克的埃及一跃成为伊斯兰政治、军事和文化实力的顶峰,这种地位一直持续了200多年,直到奥斯曼帝国的崛起。[1]
至于马穆鲁克苏丹忽都斯,战事的果实很快就被抢走了,如同阿里的王位被他夺走一样。艾因贾鲁之后,阿勒颇被马穆鲁克夺回。贝巴斯希望能统治叙利亚,以此作为对其贡献的回报。但忽都斯拒绝了他的要求。马穆鲁克军队凯旋回到开罗后没几天,贝巴斯以国事为由探望忽都斯。在双方拥抱的时候,贝巴斯的匕首刺进了忽都斯的心脏。之后,贝巴斯成为了马穆鲁克埃及的新苏丹。
艾因·贾鲁战役之后,蒙古势力在西亚的发展进入另一个阶段,相关内容见本书第七篇。
[1]Saudi Aramco World,“History’s Hinge:Ain Jalut”.
波兰人犯下的多种罪行,激怒了最仁慈的上帝,于是上帝降下了灾祸。但这种灾祸与前些年不同,它不是瘟疫,不是饥荒,也不是来自天主教邻国的敌意,而是来自野蛮人的兽行和愤怒。
让·德乌戈什
[1]
[1]让·德乌戈什(Jan Dlugosz,1415—1480年),是一位波兰牧师、年代记编者、外交官、战士,是波兰克拉科夫主教的秘书。
德乌戈什生活在公元15世纪的波兰。他拥有多种身份:他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是颇有声誉的天主教牧师,还是波兰首位红衣主教的秘书,但他最被后人熟悉的身份,是作为编年史记录者。公元1701年左右,德乌戈什去世两百多年之后,他的历史记录被编著成书,书名为《让·德乌戈什编年史》。这部编年史记载了公元965年至1480年发生在欧洲——尤其是东南欧——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蒙古人对欧洲国家的入侵也被记录在案。
因为德乌戈什所生活的年代,距离蒙古入侵已有两个世纪,他对这段历史的记录,不可能根据自身的亲身经历,而只能根据他所见的文字资料以及民间传说,因而未必能反映历史事实的原貌。但是,他的记录却能反映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公元15世纪的欧洲——对这段历史的看法,这正是这部编年史的历史价值所在。
本篇篇首的这段文字,正是引自这部编年史。显而易见,德乌戈什将欧洲遭到蒙古人征伐的原因,归结为欧洲人自己犯下的罪行。
毫无疑问,德乌戈什之所以会作出这种判断,与他的牧师职业有很大的关系。尽管这种看法似乎有“唯心论”的嫌疑,它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考方式。正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在论及蒙古人征伐罗斯国的原因时,曾亲历这段历史的罗斯国的编年史记录者,也是将其归结为“我们所犯下的罪孽”。他们都试图从上帝那里寻找答案。
这种分析方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知道,历史进程往往受到偶然性事件的
232蒙古帝国
影响,如果我们将这种重要的偶然性事件看作是“上帝的安排”的话,那么,蒙古人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征伐,自然也可以被解释为“上帝的惩罚”。
这里所谓的重要的偶然性事件,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计划外战争”:
公元1222年,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军,因为久攻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无果,大军往北行进,艰难地穿越了高加索山脉,不巧进入了阿兰人和钦察人的地盘,并遭到后两者的联合打击。于是,一场“计划外战争”开打。蒙古人获胜之后占领了北高加索一带。后来,在钦察人的游说之下,罗斯国贵族出兵与之一起进攻蒙古大军。另一场“计划外战争”上演。其结果是,在1223年5月进行的加尔卡河战役中,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3万蒙古大军,击败了有8万兵马的罗斯联军。战后,部分钦察人和罗斯国贵族逃往了西面的邻国匈牙利王国。
正如本书第一篇所强调的,蒙古人崇尚有仇必报的原则,凡是侵犯其利益、挑衅其权威的人,都是蒙古人的仇人,必然要除之而后快。也正因为崇尚有仇必报的原则,蒙古人的仇敌越来越多。
在这两场“计划外战争”之后,除了宿敌钦察人之外,蒙古人又多了几个仇敌:阿兰人、罗斯人、匈牙利人,以及这些仇敌的盟友。于是,复仇成为蒙古人西征欧洲的正当理由。正如花剌子模帝国给伊斯兰世界带去了灾祸,钦察人与罗斯人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了威胁。而蒙古人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们所要征服的这个世界,早已经失去了罗马帝国时代的辉煌,到处陷入内乱与分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