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汪曾祺从教室里走出来时，天已经开始转黑了，远远的，他看见梅校长办公室的灯亮着，不时还传来一个男子不怎么客气的质问，便朝汪曾祺挥挥手，自己走了过去。
当时联大创办了一个附中，由于教学质量高，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来这附中读书。联大创立时，主政云南的“云南王”龙云曾给予许多支持，现在他的女儿竟未被录取。
“这个梅贻琦，太不给面子了！”龙云十分生气，他的秘书长就跑到梅校长这里来理论了。
沈从文弄清了是这么回事，微笑着走了过去。龙云的秘书长见他进来，没好气地指责说：“我在与你们校长说要紧事，你来干什么？”
“我来是想告诉你，有这么个事情：梅校长有个小女儿叫梅祖芬，她同昆明市的学生一道参加附中的考试，因为差了两分，也没有被录取。”
“有这样的事？”
“如有半点假，我甘愿军法处置。”
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原来的三个校长，无论是北大的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还是南开的张伯苓，都是著名的教育家、西南联大的常委，因为蒋梦麟和张伯苓长期住在重庆，梅贻琦便负责了日常的校务工作。
被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的梅贻琦，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在十年之间，坚持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成功地将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八年时间毕业学生约两千人，均学有成就，其中有许多举世闻名一流的专家学者。
送走“云南王”的那个秘书长之后，沈从文对梅贻琦点点头，匆匆地赶往呈贡杨家大院。他与杨振声、刘康甫教授父女都住在这个大院里，共同组成一个“值得纪念的”“临时大家庭”。
在这个大家庭里，“杨先生俨然家长，吃饭时，团团一大桌子，他面南而坐，刘在其左，沈在其右，座位虽无人指定，却自然有个秩序。”这时跟沈从文一家住在一起的张充和后来回忆说。
那时候，傅斯年，李济、罗常培等人也经常到这里吃饭聊天，给人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又因为张充和从小受母亲的影响，颇有昆曲演唱才能，已渐为昆明喜好拍曲之人所知，常有曲友和票友来杨家大院，拍曲演唱，把个杨家大院弄得热闹非凡。
沈从文虽不能唱，却由喜欢听到会欣赏，每每听后为妻妹叹惋：“昆曲当行，应以张四小姐为首屈一指，惜知音者少，有英雄无用武之感。”
若是往常，遇上这样的周末，杨家大院的人一定都已吃过晚饭，曲友票友们来了，就会有昆曲的名段在院中唱起来：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
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
我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
唱腔婉转动人，情思缠绵，春景春情，历然在目。沈从文有时还在路上，就能听见。这天他没能听见“牡丹亭”“皂罗袍”，却只见爱妻张兆和与她的四妹张充和迎面赶来。
“这么晚才回来，三姐还担心是因为空袭。”
“你们不知道炸弹没投到学校。”
“知道，就是担心。”张兆和接过话说。
沈从文想到汪曾祺，笑了：“今天有个学生让看篇文章，与他聊了聊，是个人才，将来必成大器。”
“有人在家等你呢？”
“谁？”
“你常说的大恩人，郁达夫。”
“他！”沈从文兴奋起来，扔下俩女人，拔腿快走。
“你等等我们！”
“你们慢走，我太久没有见到他了。”沈从文一边说一边差不多跑起来。
1926年底郁达夫返回上海后主持了创造社出版部工作，1928年加入太阳社，在鲁迅的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在一些文学的观点上，郁达夫与沈从文不尽相同，但却丝毫也没能影响两人的友谊，双方一直都将对方视为知己。
1928年，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当年生下儿子郁飞；1938年郁达夫一家三口一起到新加坡。长期的动乱中，夫妻双方产生了种种误解，维持了十二年的婚姻破裂，王映霞独自乘轮船返国。郁达夫当时在新加坡任《星洲日报》副刊主编，带着儿子很不方便，这次来找沈从文，是想把郁飞托付给他抚养成人。
沈从文听了高兴得不得了，激动地抱住十一岁的郁飞让龙朱与虎雏叫哥哥。郁达夫带着儿子在沈从文家住了一晚后却改变了初衷，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名声在外的沈从文家里的清贫，既怕以后经济困难，让孩子受苦；更怕给沈从文造成太大的困难。其实，当时不仅沈从文家，大后方的所有公教人员都极为清贫艰苦。
与郁达夫父子告别，沈从文万分难受，拉着郁飞的手，眼圈都红起来。郁达夫最后把郁飞交给重庆行政院秘书长陈仪抚养长大成人。
郁达夫回新加坡后继续办报和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并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1945年9月17日，他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
胡适后来说：
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夏衍则坚信：
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沈从文送走郁达夫父子，心里抱憾难受，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杨振声见了，沏上两杯茶，端来放在沈从文面前，想与他聊聊，还没开口，儿子杨起从昆明东南部的阳宗海游泳回来，看着父亲和沈从文，目光有些异样。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杨振声问儿子。
“我洗完澡去了汤池边上的一个茶馆喝茶，却听见邻桌的查良铮在与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我当时真想与他理论，后来还是忍住了。’”
“忍得好！”杨振声夸赞儿子杨起。
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确实是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大一国文》主编杨振声一力举荐的。这么做，自然有杨振声对沈从文的好感和友谊，而更主要的还是他相信沈从文能教好学生，为了扩大新文学的影响。
1939年6月6日，杨振声在与时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朱自清参加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师节聚餐会时，就向他提议聘请沈从文到联大师范学院教书。朱自清很赞同杨振声的提议，只是基于沈从文的学历感觉要说服系里的大教授们都接受“甚困难”，于是便于6月12日早晨前去拜访罗常培教授，谁知一提沈从文他就说不错。
早在1929年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罗常培就与赵元任、李方桂成为该所语言组第一批聘用的研究员，1934年出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是位资深的学者。有他支持，沈从文进联大没有受到中文系更多的阻拦。但由于沈从文的小学学历，一些留学海外拿了硕士或博士文凭的“海龟”们对他颇为不屑，其中刘文典最为典型。
当时昆明常受日寇轰炸，于是便有了预警，远远地发现敌机来了，警报响起，全体师生就要跑到防空洞里躲起来，称之为跑警。一次刘文典看到沈从文跑警，便十分无礼而恶毒地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
沈从文并不言语，只静静地看了他一眼。对沈从文评上副教授，刘文典在课堂上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连四毛钱也不该拿！”
刘文典两度留日，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这么一个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大师，之所以这么无聊地对待沈从文，除去他的偏见，生性狂狷也是主要原因。
他曾夸口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一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半个就是他。当时刘文典讲课，著名学者吴宓有时也会前去听讲，并且总坐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到得意处时，便会抬头望望后排，得意地问：“雨僧（吴宓字）兄以为如何？”
“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深知刘文典秉性的吴教授闻后必定起立恭敬答。
两位名教授的一问一答，常使得全场学生暗笑不已。
狂狷实是一个人的毛病，但让人敬佩的骨气也常与之并存。刘文典不仅对沈从文，就是对蒋介石也不买账。他在安徽大学做校长时，曾为学生运动的事顶撞蒋介石，不称什么“蒋主席”，当面叫他“新军阀”。盛怒之下，蒋介石竟动了粗，当众给刘文典两个嘴巴。
士可杀而不可辱，刘文典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疼得蒋介石捂着肚子，脸上直流汗。
这事曾轰动一时，风靡学界，敢打委员长的刘文典甚至一度被视为敢作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儒林。好在杀了很多人的蒋介石对他还有些胸襟，只下令关押他七天，令他：“必须滚出安徽！”
一脚丢了校长一职的刘文典跑到北京来做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在北平期间，有日本侵略者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刘文典每次都断然拒绝，直到第二年才逃离北平，辗转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学教书。
刘文典确实为中国保存国粹做了自己的贡献，只是他一直不敢正视，没有学历的沈从文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绝对要比他多出很多很多。
这位当时已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尽管在他和一些与他差不多人的眼里没一丝地位，却并不去理会这些人，只是凭了一颗永远炽热扶掖后进的心，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对于这么一个偏远小镇来的又没有学历的漂泊者，在人杰荟萃的西南联大，除了刘文典，还有一些看不起沈从文的人。其中，查良铮的观点就代表了这些人的看法。
查良铮十八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一九四零年二十三岁时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作为著名爱国主义诗人，查良铮有现代诗歌第一人之称。只要提起他的名字，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诵读他的一首首情感四溢的诗句。
如果你是醒了，
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呵，光，影，声，色，
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
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能写出这么美的诗句的查良铮，看不起沈从文，许多学者感到意外，其实还是生活经历和性格的原因。
当时社会上抵制日货，查良铮就不让母亲买从日本进口的海带海蜇皮，母亲偶尔买来，他不仅一口不吃，还当着母亲的面给倒掉，弄得大家庭中的伯父们都说他是赤色分子，遇事让他三分。1942年2月，已经在西南联大做助教的查良铮果断脱下长衫，穿上军装，投笔从戎，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在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前行，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查良铮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查良铮看不起沈从文，他仍然是四十年代末期沈从文最为看重的两个作家之一：“除去一个写小说的汪曾祺，就是一个写诗的查良铮。”直到查良铮死后，沈从文在给一些与查良铮有交往人的信中还万分惋惜他的死，说他“写诗极佳”。
沈从文十分清楚自己生命的能量与价值，对所有的轻蔑与不屑都不愿花精力去理会，只认认真真地教书写作。当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设了三门课程——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此时讲课已很受学生们的欢迎，选读他“各体文习作”课的同学，常常会多到有不少同学只能坐在门窗外听。
沈从文鼓励学生创作的方法很实在，他经常把学生写得较好的习作，自作主张地寄到一些相熟的报刊上去发表。很多年来，都一直这么做，除了替学生跑腿，每次还得自己掏腰包贴邮票。当时物质匮乏，为节省邮资，沈从文常把学生写好的原稿的空白纸边裁去，只剩下写有文字的纸芯邮寄，这样来节省一两个铜钱。
后来的历史已然证明：杨振声引荐沈从文进联大，实属慧眼识珠。几十年后，杨振声的儿子杨起在《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杨振声先生在昆明》一文中说：沈从文入西南联大任教有较大阻力，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这位作家来当教授。“但是现在回眸看，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学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使学生们很是受益。”
西南联大名流荟萃，开设的都是学术性的课，新文学的影响力还达不到大学课堂，是因为沈从文的加盟，这所中国一流的大学才更具新文学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