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14日，在一声接一声刺耳的空袭警报刚刚响过不久，日本人的轰炸机就到了昆明的上空，把万恶的炸弹残忍地从空中不断地投掷下来。昨天是这样，前天是这样，大前天还是这样，紧接着的三天都是这样！
昆明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和战略基地，从1938年9月28日5时40分遭到日机的首次轰炸后，就成了日本空军轰炸的主要目标，特别是进入1941年后，日机的轰炸越来越频繁，平均每月都要空袭一次，到8月14日这天，空袭就发生四次。10日，日机轰炸茨坝、马街子工厂区，投弹百余枚，炸死21人，炸伤40余人，毁屋200余间；12日，日机轰炸昆明市黄土坡，炸死28人，炸伤6人，毁屋100余间；13日，日机又轰炸昆明中心区各街道，投弹130枚，炸死44人，炸伤38人，毁屋1270间。
西南联大图书馆是在1939年遭到日寇轰炸后在昆明大西门外新建的，虽说是新建，与中国第一大学的名头来说，还是太过简陋窄小，阅览室一次只可以容纳600人读书，尽管每天开放14小时，却远远不能满足众多同学的需求。每天一大早，阅览室门外总是聚集着黑压压一大片等待阅读的同学。当国人因为战乱在争抢食物时，学子们在这里争夺图书馆的座位，最激烈时，有几个老生甚至把一个新生扔到馆外的草坪上。
图书馆有中文书约33910册、西文书13478册，九妹因为学过一些年的英文和法文，虽不怎么样，借助字典还是能较准确地看懂差不多所有的书名，每日里就与这几万册书打交道，做包括给这些图书分类、编目，验收、登记，造册馆藏书刊，保管各类报纸、期刊，将新书要及时上架等方面的工作。
1941年8月14日，日机又来了，这一次轰炸了昆明市中心、东南区及大西门外，投弹156枚，炸死1人，炸伤37人，毁屋880间，这其中，就包括九妹工作的西南联大图书馆。
美丽善良的九妹，一直以来就热心帮助他人，信了佛教以后，就更加把他人的难事当成自己的，每做一次善事后，她从别人高兴、满足或是感激的目光中，总是能得到莫大的欣慰和快乐。在图书馆遭遇敌机轰炸后，九妹完全忘了自己，全力以赴地去帮助别人抢救东西，可是，当警报解除，她回到自己的住处时，却发现紧锁的房间乱七八糟的。
她首先是看到床边书桌的抽屉拉开了，慌忙走过去。那个漂亮的小锦盒不见了，里面有一枚她视若命根子的玉佩，这是二哥当兵后花了两月薪水特意买来送她的，她十分喜欢分外珍惜，虽一直带在身边，却总是逢年过节时悄悄地戴一会儿又藏好。九妹很快明白，她的房间是刚被小偷洗劫过，值钱的东西全被席卷一空。“我的玉佩，我的玉佩，我的玉佩！”九妹开始是急切地喊着，后来声音迟缓，轻轻的、长长的不断重复地吐出这四个字。
就在九妹为她的玉佩呼喊时，沈从文正沉浸在《长河》的修改中：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
从“题记”开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读，不时停下来考虑一会儿，偶尔会删除或增加几个字。每次日机轰炸过后，便是同胞尸体杂陈，房屋烧毁炸坏惨不忍睹的景象，沈从文看过多次，也想过有一天自己也可能在轰炸中丧命。
目下此间空袭，我方因无相当飞机对抗，竟无一飞机作战，每次皆听其选区域白炸。
5月6号，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曾这样地感叹说。既然日本人的轰炸已成了常态，而自己除了心痛也没别的办法，就只能把该做的事情赶紧去做。在小说创作上，开始写《边城》后，沈从文就意识到《边城》所展示的世界已经不能很准确地反映二十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湘西现实世界，他在母亲重病回凤凰老家时给妻子的信里说：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
当时《边城》已经动笔，整个故事已然心中，结果按原计划写出，虽然也以悲剧性的结局埋下了他的悲哀和伤感，终还是成了“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沈从文没能在《边城》里写出使自己“很难过的事”，在《〈边城〉题记》里透露自己心底的想法说：
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有了这样的想法，沈从文开始思索，在外人看来，他似乎是“沉默”了一段时期，小说创作的数量明显下降，但他自己明白，这是在寻求创作上新的突破。
当他再来写家乡，以湘西为背景来记述那里人们的生活琐事时，便不再是《边城》那种近乎纯粹的田园牧歌，那种边缘社会一种不掺杂质美好生活形态的抒情，《长河》被沈从文放在了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用一种新的批判的眼光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进行揭露，记述平凡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湘西儿女生活的哀与乐。《长河》中的人们过着不是边城式的世外桃源中纯美生活，而处于喧嚣与边缘之间，不时地受到统治者的骚扰。女主角翠翠偏于娴静，而夭夭却是灵动且活泼，这使《长河》有了更多的活力，故事的结局也亮丽很多。战争虽然残酷，人们还是该有希望和快乐。
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
沈从文对“现代”冲击下的湘西很是忧虑，他把这种忧虑写在《长河》的题记中，然后又在小说中借叙述者的嘴来说道：
虽说民国来五族共和，城里人，城里事情，总之和乡下人都太隔远了。
为把这事说得形象，沈从文再借“乡下人”的眼光，来对“城里人”和都市生活进行想象：
城里大学堂教书的，一个时刻拿的薪水，抵得过家中长工一年收入！花两块钱买一个小纸条，走进一个黑暗暗大厅子里去，冬暖夏凉。坐下来不多一会儿，就可看台上的影子戏，真刀真枪打仗杀人，一死几百几千，死去的都可活回来，坐在柜台边用小麦管子吃橘子水和牛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全苏州到处都是水，人家全泡在水里。杭州有个西湖，大水塘子种荷花养鱼，四面山上全是庙宇，和尚尼姑都穿绸缎袍子，每早上敲木鱼铙钹，沿湖唱歌。
声音是叙事者的，却模仿乡下人的口吻，分明就像中国人看西洋景，城乡差别一目了然，还有叙事中再加一种嘲笑的，让人感受就更深——顶可笑的还是城里人把橘子当补药，价钱贵得和燕窝高丽参差不多，还是从外洋用船运回来的。橘子上印有洋字，用纸包了，纸上也有字，说明补什么，应当怎么吃。若买回来依照方法挤水吃，就补人；不依照方法，不算数。说来竟千真万确，自然更使得出橘子地方的人不觉好笑。沈从文读着这些，有点儿满意地微笑着。《长河》是他独自一人到昆明两个多月后就开始动笔的。1938年7月28日，沈从文在给还滞留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写信说：
我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写橘园，以及附属于橘园生活的村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预备写六万字。
第二天，沈从文再给张兆和的信中说：
已夜十一点，我写了《长河》五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正是在这种“现代”的雷声轰响中，沈从文带着对变动中的历史的悲哀，来再次书写一个不同于《边城》的湘西世界。沈从文此时已计划将《长河》写成多卷本的长篇，现刚完成一卷十三万字（后改成十四万字），修改过程中给沈云麓的信说：
最近在改《长河》，一连两个礼拜，身心都如崩溃，但一想想，该作品将与一百万或更多读者对面，就不敢不谨慎其事了。
《长河》第一卷在桂林明日社准备出版，却突然遭到当局扣留审查，删削了不少仍不能出版，直到1945年1月，才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因删节严重，出版时只剩11万字，书中赫然留下“被中央宣传部删去一大段”的字样。
对于这部国民党当局十分反感的小说，黄永玉后来感慨万分地说：
我让《长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革。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我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
写《长河》的时候，从文表叔是四十岁上下年纪吧！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照湘西人本分的看法，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
写《长河》之后，一定出了特别的事，令这位很能集中的人分了心，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真可惜！
究竟出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使得《长河》太短而竟致于终是没有把酝酿在心中的卷本写出来？国民党当局对《长河》的打压是很明显的，而之后另一个政治文人对沈从文的报复更是致命的。
沈从文当时就清楚国民党，却怎么也料不到某一个人会使他失去后半生的创作权利！他在为中国人写书、为中国的文明进步写书，他修改得如此认真，如此全神贯注，而且是一直就这么做下来，从昨天开始，从上个月开始，从去年开始，半小时前并没有日机在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他也没有钻进过防空洞。
仿佛有人在叫他，而且一直在叫，待有一个黑影挡住桌上的书稿，他只好抬起头来时，看到张兆和一张忧虑的脸。“九妹疯了！”张兆和的声音很低，沈从文终于回过神来，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时，像被惊雷一震地站了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人都说九妹疯了，只有沈从文说不。因为是战时，物价天天在涨，而工资还是原来的工资，教授们的生活越来越难：
此间事事照常，唯闻物价上涨，衬衣较好者得七百元一件，皮革较好者得千元一双，如此或彼此而已。……生计问题把联大一些本分的读书人全缚住动弹不得，学校米贴制度若不变更，校长收入且不如工友，教书者不如门房……金岳霖不报家眷，每月只六七百元薪金，张奚若、闻一多孩子太多，又正在上学，就简直办不了。9月19日，沈从文写信给三弟沈荃。
沈从文不与弟弟谈自家困难，只抢时间拼命想多写些书稿。在此前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表示：自己目前在联大教书，“一星期四小时，此外即自由处置，天不管地不怕”，根本不想做什么公务员，“若想出做高级公务员，向重庆一走，早就成什么文化委员了”。沈从文说自己只是希望“过两年能抽出两只手来，连一礼拜五点钟书也不教，来写十年小说看看”。在谈到创作计划时，沈从文告诉大哥，他除了重写以吕家坪为背景的《长河》（已写13万字）和续写以王村为背景的《小砦》（计划写七八万字）外，还正在写以沅陵为背景的《芸庐纪事》（已写二万字）“写成十个时，我将取个总名，为《十城记》。”沈从文颇为憧憬地说。然而，到1942年底时，可爱的九妹却因常有异人的举动从图书馆辞职，而《长河》‘一卷’《芸庐纪事》这些完稿的作品，又因为国民党的检查被拖着不能马上出版，家里生活更加糟糕。1943年3月6日，沈从文写信主要就九妹的事向大哥沈云麓诉苦：
半年来，不大明白情形的，还以为我不大理她，因之抑郁无聊，转而念佛。到近来熟人对其行为全领教后，方知道真正问题所在，都以为最好是换移环境才有希望，正因为若不变更生活，她未必真疯，我却只有气而且急，终至于死！即此勉强支持，事业工作，也全说不上，学校教书，就无从继续了，大小四口，怎么应付生活，困难处实无从想象。这么下去既救不了她，却只有毁我和孩子。（我明明白白向她提及此种极端困难处，她竟毫不以为意，只是微笑。）兆和在这个情形下，一面明知我的困难，一面又绝不便说她，然而忍受下去，眼看到孩子挨饿害病，而我毁去前途，怎么能忍？不能忍而居然忍受下去，一句话不说，家庭本来应有的幸福与精力，可说全耗尽了。
关于九的事，十年来我从不曾向你们要求帮助，如今实在需要你和得余来帮忙处理处理了。很明显即我们这里生活，实在已近于战时生活，单纯而简单，好好工作，老老实实吃饭，省省俭俭用钱，宽打窄用，量入为出，无交际，无幻想，更无花样。九却完全生活在空想中，还只觉得这里不美，那里不妥，与之谈事实，竟像是完全毫无意义。老以为在修佛道，比一切人精进虔诚，万想不到家中目前需要是应付生活，并非挽救灵魂。彼虽云在学佛，一般念经者常态生活，却无兴趣，事事得从惊人着手，到别人全不吃惊时，便只累我了。
昨天说好再不去花子处，今天又不肯在家中写字，依然走去，必至吃饭时要用人叫方回。大哥，我看我已不大济事了，希望为她换一地方，或可将我挽救一下。至于她，其实一点不疯，只是不安于现状，与目下家庭这种生活习惯太不相合，即有机会作事，恐亦难持久，因神经不安定而易变，只是三五小时内事，任何人亦难忍受彼易变性情，任何工作亦不能用此种头脑性情来担负也。她虽出外十多年，性情依然如家乡中表嫂辈，尚在算命求神中决定行止，回来比在此对于她舒适，亦可想见。若能回沅陵凤凰，与大嫂三嫂住，一定比在此继续下去好。因目前二三同念佛的，大致都头脑不甚清楚，说及她慷慨处时，反而夸奖她，全想不到她将衣物给人后，要穿时还依然得我设法，我事实上又精疲力竭，用全副精力在应付一家生活，自己衣裤已破烂不堪，尚无法补充也。
无可奈何的沈从文，只好请求大哥把九妹接回湘西沅陵的大哥身边。在此之前，条件优越的大哥曾有这样的想法，可沈从文却给他回信说：
九妹在此很好，其信中间或说点抽象话语，事实上一切都很好，足放心也。其弱点不是凡事听我话，养成一种观念，倒正是重要问题不肯听我话。因若干稍听我话之外人，亦复成就可观。彼自是之心强，有时使我毫无办法，弟似未知之也。即以婚事言，五六年前夏云对之极好，彼亦明知，至向其说及婚事时，则不允许。至今觉悟，则人无此耐心与兴趣矣。有关读书做人类此者多，正复难言。不过如今在此，一面在学校（上午去），一面在家写字读书，尚有头绪，生活则并不算坏，大哥与弟，应为放心。且莫来信奖彼回家，因事实上到任何处均不如在此为便利也。两孩子对彼甚好，彼亦极喜欢两孩子。同住多亲友熟人，且习惯甚好，当此大战未已之时，能平安无恙过日子，即应自幸，所谓不乐意，殆因空暇时间过多耳。因闲生闷，亦自然之理也。
作为哥哥，沈从文早把九妹当成自己最亲的人，从来就没有想到要让她离开自己，可是现在，他开始想把他这个二哥对九妹的爱护，让大哥去接力，他为自己是世上最无奈最无用的哥哥而丧心万分，就如同后来根本不可能继续小说的创作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