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春天，似乎还有点寒气逼人，沈从文一大早起来，搓搓手在书桌前坐下，开始给一位文学青年写信：
一切历史的成因，本来就是由一些抽象观念和时间中的人事发展相互修正而成。书生易于把握抽象，却常常忽略现实。然在一切发展中，有远见深思的知识分子，却能于正视现实过程上，得到修正现实的种种经验。
在有些事情上，沈从文一直很天真，他甚至以为文学具有超越于政治之上的作用，以为用文学去重塑民族精神比政治安排取得的效果还要大，相信文学有通过修正现行政治来修正现实的功能。
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沈从文正在信中对自己进行分析时，听到熟悉的敲门声。他放下笔，温和地说：“进来吧。”果然是张充和，她轻轻地告诉沈从文：“朱教授来看你，我留他在客厅等着。”1946年以后，张兆和与沈从文在政治见解上发生了明显的分歧，有事常常是让妹妹张充和来找他。这时北大给沈从文的宿舍，是一排七八间的长条房子。沈从文的书房在东头的第二间，张充和住在最西头单门的那间。
张充和1933年来京参加沈从文与三姐张兆和的婚礼，因要考北大就留了下来，后因作文文采飞扬被“破格录取”，却又患了肺结核三年级时只能选择休学。她无缘得到北大的学位，康复后便到《中央日报》的副刊《贡献》当编辑；抗战爆发，又与沈从文一道选编教科书；而后离开昆明前往四川重庆，任职于教育部音教会下属的国立礼乐馆。
这一路过来，才貌双全的张充和石榴裙下曾经有过无数的追求者，用情最专最深的要数诗人卞之琳与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方先生，可惜他们终都打动不了张充和的芳心。到一九四七年，一九一四年出生的张充和已经三十三岁，因在北大教昆曲又还是单身，她就寄寓到沈从文夫妻家来了。
沈从文来到客厅，朱自清开门见山地说：“博物馆要举办几个展出，还请你鼎力相助。”原来，北大筹备博物馆，韩寿萱任馆长，馆址就设在沙滩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后面，现在博物馆筹备好了，要办展出，韩馆长想到对古玩有研究的沈从文，就托朱自清出面来请他相助。
沈从文对此自然是非常热心尽力，后来不但把很多精力投入到博物馆举办的“中国书画展”“中国漆器展”“古铜兵器展”“敦煌考古工作展”等展出中，还把自己多年搜集收藏的古物、瓷器、民间工艺品连同一些珍贵的漆器与《世界美术全书》《书道全集》等一批藏书都一起捐给了博物馆。送走朱自清，沈从文回到书房，还没拿起笔，又听到那熟悉的敲门声。
张充和脸上露出苦涩进来，把一份打开着的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递给沈从文。这是三月份刚出的，上面赫然有一篇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动文艺》。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划出了红、黄、蓝、白、黑五种“反动文艺”，其余都是泛说，独特意点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个人的名说：“桃红色的沈从文，蓝色的朱光潜，黑色的萧乾”。
沈从文为什么是桃红色的，郭沫若说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全中国的爱国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沈从文读到最后一句，忍不住轻轻地骂了两个字：“恶毒！”然后接着往下读：“抱歉得很，关于这位教授的著作，在十天以前，我实在一个字也没有读过。为了要写这篇文章，朋友们才替我找了两本《文学杂志》来，我得已拜读了他的一篇《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二卷二期）。”
看到郭沫若这样来谈他的老朋友朱光潜，沈从文抬头来，愤愤地问张充和：“他既然对朱光潜的文章一个字也没有读过，怎么可以将别人划进‘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反动文艺’里呢？这分明就是先定罪，然后再找证据，武断霸道，假话！”“是啊，郭沫若为什么要这样呢？”
“还不是因为朱光潜对他的创作也不以为然。就在今年一月，朱光潜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现代中国文学》，纵论现代中国文人，谈诗提到七八个人的名字，唯独没有郭沫若；谈小说提到五六个人的名字，也没有郭沫若；谈戏剧倒是有郭沫若了，却说：‘郭沫若写了几部历史剧，场面很热闹，有很生动的片断，可惜就整部看，在技巧上破绽甚多’。我虽然说他郭沫若小说不行，但至少还承认他是个诗人，朱光潜竟连这也不以为然，郭沫若岂能容忍！”
“这只是个人对文学的看法，说错了也是个人观点，怎么可以如此给人定罪。”“别人或许不会，这个郭沫若，雄强自信，自视甚高，他连鲁迅的小说都不屑一顾，一再声明‘鲁迅的文章我很少拜读’‘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容得别人对他的轻视！”
沈从文说着，又去看郭沫若对萧乾的评说：“《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萧乾也起了这种麻醉读者的作用，对于这种黑色的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对萧乾，他简直是恨之入骨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萧乾对他的创作也不屑一顾。早在1946年，萧乾就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中国文艺往哪里走》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必有头目招募喽啰，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误了大事，在文坛这现象尤其不可……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习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宴，尤令人感到暮气……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这显然是指1942年左翼文艺界在重庆为郭沫若庆贺五十大寿的事，当时他们都称郭沫若为郭老，是鲁迅之后的旗手。”
1928年郭沫若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抗战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6年后，他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1948年到香港，受命筹组全国性文艺家组织的工作。郭沫若聪明透顶，在诗、剧作、考古方面都曾做出过骄人的成绩，他知道，这时正好以自己的威望和地位，最大限度地统战一切文化人，让他们投入到革命的阵营中来，所以他说：“假如有昨天的敌人，一旦幡然改悟，要为人民服务而参加革命的阵营，我们今天立地可以成为朋友。”
这话说得多好哇！如果真能这样做，作为当时中国文化旗手的郭沫若，肯定会给中国的文艺界带来福祉。可叹的是，一个再聪明的人，为人办事，往往也会屈从于他的秉性。就像许多聪明甚至成就了一番大事的人一样，明白道理是一回事，做出不合理甚至残忍的事又是一回事。
郭沫若明白“化敌为友”对中国文艺界最有利，但在对于那些曾不屑于自己批评过自己的人，却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不顾什么大局“化友为敌”地展开斗争了。不仅对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由于与创造社、鲁迅的宿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借着一次次的运动，把胡风、丁玲、冯雪峰等凡与鲁迅走得近的人都打成反革命或右派，这不能不说是郭沫若一生中的遗憾。
因为郭沫若的旗手地位，同期《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朴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尤其是旗手郭沫若刀光剑影的批判文章，使沈从文初次领略了郭沫若的秉性，他放下刊物，对张充和笑着摇了摇头。
北大西语系有个外籍教授叫傅汉思，是位世居德国的犹太人，他精通德、法、英、意文学，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就到中国来学习中文，做中国历史、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位名副其实的汉学家。他与沈从文认识后，很快成了朋友、并和沈从文的两个男孩龙朱、虎雏交了朋友，说这对学习汉语有益。
为此，傅汉思便常来沈从文家，不久，沈从文却发现：傅汉思每次来家里，对张充和比对他与小孩更感兴趣，于是待傅汉思再来时，沈从文便笑着对张充和说：“你帮我接待一下，我有篇文章要写。”几次都是这样，张充和有一次问他：“写什么文章？”
而这次沈从文确实在写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这是一篇时评，沈从文在文章中说内战是“民族共同的挫折”，重申了他那个应将“仇恨传染改造成爱与合作”的观点。
这只是我作为一个中国文人的心声，我应该发表出来，我有权利说出自己的看法。
沈从文就是沈从文，他毫无顾忌地将这篇文章发表在1946年9月的《论语》上。
11月，沈从文在《论语》上又发表《收拾残破》一文：“题目是《收拾残破》，私意从此做起会为国家带来一回真正的“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不是为装点任何强权政治而有，却是人民有用心智，高尚情操和辛苦勤劳三者结合为富饶人类生命得到合适发展时一点保证，一种象征！沈从文抹不掉郭沫若批判的阴影，便开始转向文物，思考和概括博物馆研究的意义。
1948年11月，沈从文终是遇到了一桩欢喜的事情。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恋爱，张充和与傅汉思喜结秦晋，沈从文夫妻以“娘家人”的身份，给张充和举办了一个中西结合、热闹温馨的婚礼。第二年元月，张充和与汉思双双赴美，从此形影相随，幸福度日。三十五年后傅汉思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那时，沈从文看到我对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我再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谈话了，马上就叫充和，让我们单独在一起。小虎（虎雏）注意到充和同我很要好了，一看到我们就嚷嚷：“四姨傅伯伯。”他故意把句子断得让人弄不清到底是：“四姨，傅伯伯”还是“四姨父，伯伯”……我们结婚仪式虽是基督教的，但没有问答，采用中国惯例，新郎新娘在结婚证书上盖章，表示我们坚定的信心。除我俩外，在证书上盖章的，还有牧师，按照中国习俗，还有两个介绍人（从文和金臧）两个代表双方家属的，沈太太和杨振声教授（他代表我的家属）。……后来吃蛋糕。小虎最喜欢吃，他说：“四姨，我希望你们天天结婚，让我天天有蛋糕吃。”
傅汉思与张充和赴美前，他们邀请沈从文出去看看。沈从文摇摇头，送走他们夫妻，回到家时，便有北大教务长陈雪屏在等他。“有什么事吗？”陈雪屏并不回答，只把两张直飞台湾的飞机票送到沈从文手上。辽沈大战国民党丢了47万余人后，平津战役又已经开始，蒋介石自知难胜毛泽东，开始把中国的钱财和精英运往台湾。沈从文虽然一直为国民党厌恶，但在他们眼里毕竟是个一流作家、北大教授，便也希望他能到台湾去。
沈从文虽然不同意共产党的一些做法，但却更反感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他不像一般文人那样功利地依附一方讨发展，而只是相信良心的判断去做事，他拒绝送来的机票，拒绝了前去台湾的引诱。我没有违背良心做过事，我不用逃避什么。1948年12月，沈从文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一个崭新的时代，总有我能为之尽力的事情。沈从文此刻虽然并不乐观，对未来却还是充满希望。1949年l月31日，春节刚过，北平和平解放，四十七岁的沈从文第一次看到解放军，心中非常高兴，与师生盛赞说：“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也难怪他们能不战而进京。早知如此，他们定将多一如我之优秀随军记者。”2月，北平《新民报》记者采访沈从文，在谈到《斥反动文艺》时，他依然坦率地指责已然新政权中的显赫人物：我觉得，郭先生的话不无感情用事的地方，他说我只写恋爱小说，其实不对，在抗战时期我写的东西很多，不过有的是受检查没有被通过不能出版，自焚的作品就有好几部。
3月13日，沈从文给张以瑛写信说：
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我亟想见她一面。
信寄出之后，他正耐心地等待时，北京大学的校园里突然就贴出了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的大字报，还有大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一并贴出。作为一个心底无私的人，沈从文是无畏的，在文坛上，他耕耘了二十多年，开始是为了独立，后来是为了文学的信念，当他终于为文学的科学进行探索时，已经再无功利，也无所畏惧了。这么些年来，他挨的批评批判甚至讨伐已经太多了。
因为这些人多用阶级斗争理论、典型化理论来理解评价他的作品，如韩侍珩《故事的复制——评沈从文著〈月下小景〉》（1934）、贺玉波的《沈从文的作品批判》（1936）、凡容《沈从文的（贵生）》（1937）等，都在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没有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沈从文因“京派与海派之争”“禁书政策之争”“‘差不多’问题之争”等文艺论战，被左翼批评家批得十分厉害；后来到西南联大教书的沈从文在创作上作了不少的新探索同样也受到种种非议。
1948年郭沫若、冯乃超的讨伐可以称得上是左翼批评的登峰造极之势，而且郭沫若又有那么强大的政治背景，但沈从文仍然感到自己能扛住。可是现在，是师生们在贴他沈从文的大字报，好像连人民也否定了他的作品，他一夜之间竟成了为人所不齿的“人民公敌”。
沈从文有生第一次感到极大的惶恐，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绝望于大势。就在这时候，沈从文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笺上没有称呼，没有署名，只有大大地画着的一个子弹，下面写着一行字：算账的日子近了。
这封信如今已成了悬案。如果不是极左而阴险的学生冲动所为，就是国民党留下的敌特人员所做。看了“信”后，一种不被理解的委屈和找不到渠道申诉的压抑，以及诸多的愤慨充满了沈从文内心中：
叫我怎么弄得懂？那些自幼养尊处优，在温室中长大，并且有钱出国留学的作家们，从前他们活动在社会的上层，今天为这个大官做寿，明天去参加那一个要人的宴会。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仍活动在社会的上层，毫无问题。我这个当过多年小兵的乡下人，就算是过去认识不清，落在队伍后面了吧，现在为什么连个归队的机会也没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
沈从文目光茫然，内心塞满从来没有过的孤独，他叹息说：“没有人肯明白，都吱唔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他能想念的只他记忆中的湘西，“田园将芜胡不归？”还是归去吧，归去吧……
1949年3月28日这一天，沈从文将卧室的门锁上，然后用刮胡子的刀片，认真地割开自己的动脉。也算是天不该灭，正巧时在清华读书的张中和张兆和的堂弟来沈家，他从沈从文卧房前经过，听到里面有呻吟的声音，感觉很不对劲，唤了两声没人回答，门又推不开，情急之下，便一边喊一边破窗而入。
鲜血浸染的沈从文已经昏迷，张中和与赶来的沈家人急忙把他送进医院。外伤好之后，沈从文终于又被抬进了精神病院。陷入了病态迷狂状态的沈从文不断念叨：“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
面对此情此景，张兆和悉心地照料着，无言的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沈从文在张兆和的照料下渐渐恢复了健康，没多久走出了精神病院。既然已经病愈，领导们就送他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政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是中共华北局建国后成立的第一所大学，目的是在短时间把学员头脑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统统清除掉，用共产主义思想取而代之。
“革大”位于荒凉的北京西苑的一个大院里，曾是清朝、日本人、国民党政府的兵营。校园里没有草坪也没有树木，只有二三十幢灰色的两层楼房，每层楼有五六间屋子，完全是军队营房。仅有一个光秃秃的大操场，用来作“革大”的露天大课堂和集训场所。
每天，沈从文都要在这里，在阳光的直晒下，在弥漫着尘土的气息中，上几小时的大课，一边聆听革命理论一边领略北方滴水成冰的寒冷。没有椅子，学员们只能蹲在地上听课，脚冻僵了，手长了冻疮。
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好久我才听说，表叔在“革大”的学习，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日子。他被派定要扭秧歌，要过组织生活。有时凭自己的一时高兴，带了一套精致的小茶具去请人喝茶时，却受到一顿奚落。他一定有很多作为一个老作家面对新事物有所不知有所彷徨困惑的东西，为将要舍弃几十年所熟悉用惯的东西而深感惋惜痛苦。
特从香港前来北京看望沈从文的黄永玉四十年后回忆说。而沈从文自己，则写下了这么一段在“革大”改造思想时的文字：
我现在坐在西苑旧军营一座灰楼房墙下，面前二丈是一个球场，中有玩球的约三十人，正大声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
文字有些辛酸，让人透彻地感到了那个时代的脉搏和“革大”的生活情景。所幸只有短短的不到三个月，沈从文便学完了“革大”的思想改造课程，他“毕业”了，却不能再回北大上课，也没了创作的激情和欲望。
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及北大副教授兼历史博物馆代馆长韩寿萱介绍，沈从文调往历史博物馆去。一个天才的作家，就这样放下了手中的笔！
然而，就凭他从开始到刚成熟的二十几年创作，鲁迅已认为他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称赞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杰出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美国学者金介甫把沈从文与鲁迅、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相提并论。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则很遗憾地说：“他（沈从文）的价值是，包括鲁迅在内，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比得上他。沈从文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更让人遗憾的是：他正值壮年，有了二十多年的创作经验，积聚着一腔的创作热情，众多的想法，无尽的渴望，却只能在一声叹息中作罢。“跛者不忘履”。沈从文转向文物研究后，对文学的热爱和渴望丝毫不减，他把自己的这种心态来作一番形象的比喻：
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沈从文只能把创作留在幻想和梦里，而我们也只能为他惋惜。
